吴觉农（1897年－1989年），原名荣堂，因立志要献身农业（茶业），故改名觉农，浙江上虞人。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吴觉农青年时代就读于浙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农业、社会、妇女问题等内容广泛的文章向国内《东方杂志》等刊物投稿。在茶叶方面，他写了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两篇长文，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回国后，他曾任上海市园林场场长，浙江省政府合作事业室主任及上海劳动大学教授等职。他自1931年起就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后，为振兴茶叶经济，维护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改善茶农的生活状况，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在浙江、安徽、江西等产茶省成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其目的不仅要禁止劣质茶叶出口，而且要全面提高茶叶质量，采取科学办法从栽培、采摘、制造、贮藏等方面入手，改变因循守旧的手工生产方式。

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后到日本、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和苏联考察，对有关国家的茶叶生产和销售情况，以及茶叶的国际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写出了《华茶在国际商战中的出路》、《华茶对外贸易之瞻望》、《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多项报告和建议。

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当时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苏易货贸易，代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在武汉谈判，签订了易货协定，随后在香港设立贸易机构富华公司，在内地颁布《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实行全国茶叶的统购统销。他亲自到各省联系，先后在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管理处（局），组织茶叶生产、收购、加工、运输等工作，借此消除了过去洋行买办、洋庄茶栈的垄断和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各省农村的成百万担零星茶叶，加工为成品箱茶，汇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海外销售。1938—1939两年，取得较大成绩，华茶外销跃居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支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农业部的领导岗位上，会同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办公厅主任林海云等同志讨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公司——中国茶业出口公司（归中央贸易部领导），他兼任总经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他迅速同苏联等国签订茶叶贸易合同；加紧组织进行茶叶的收购加工，履行易货偿债；并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推销积存茶叶；大力订制制茶机械，在各主要茶区筹建各种类型的制茶厂；同时联系各省积极建立和扩大茶叶教学与科研机构等。当抗美援朝开始，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他又采取了绿茶改制红茶等应变措施。随后他召开了全国茶叶会议，制定了第一个茶叶发展计划，为新中国的茶叶事业勾划了宏伟细致的蓝图。此后他因调任其他工作，不再主管茶叶，但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或间接地和他的擘划分不开。

吴觉农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他已年逾八十高龄，但仍积极与农业和茶叶界人士探讨问题，参与各项考察和学术活动。他亲自去云南、广西、海南等茶区做调研，建议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发展红碎茶，以适应国际市场需要；为增强茶叶出口竞争力，他首先提出外销红、绿茶出口免税的建议；统筹外销茶产制运销一条龙等。这些战略性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已被采纳实施。1983年10月，他亲自到杭州参加“茶叶与健康、文化研讨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是一个创举”，“茶与医药、文化相结合前景非常广阔”。事实证明，中国茶文化活动从此蓬勃发展。

他生前著译甚丰，内容广泛。1987年在他九十寿辰时，由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学会牵头，集中了老一代的茶叶专家，编选了以茶叶论文为主体的《吴觉农选集》。在晚年，他还主编了《茶经述评》一书，对中国茶叶历史和现状作了较全面、正确的评述。他七十年来有关茶叶的论著，丰富了祖国茶叶历史文库。他的传记已列入浙江省“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根据他对中国茶叶事业建立的功绩，以及对茶学的渊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当年陆定一同志称誉他为“当代茶圣”，立即得到茶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普遍认同和热烈响应。在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学思想，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2001年5月，由中国茶学界、茶文化界以及有关企业单位发起组织了学术性民间团体“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宗旨是团结茶界专家学者和广大的茶人、爱茶人共同探讨与弘扬他的茶学思想，繁荣茶叶经济、茶文化，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1897年4月14日　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

1916年　在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毕业。

1916—1919年　任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助教。

1919—1922年　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从事茶叶研究。

1922—1923年　在安徽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任教。

1924年　在上海任中华农学会干事、司库、总干事、副理事长兼《新农业季刊》主编。

1928年　任上海园林试验场场长。

1929年　任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室主任。

1931—1933年　在上海商品检验局任技正、茶叶检验处处长，兼浙、皖、赣省茶叶改良场场长。

1934年　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

1936年　任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

1937年　任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茶叶产地监理处副处长。

1937—1939年　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专员兼香港富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

1940年　在重庆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中国茶叶公司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兼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

1941—1945年　在福建省崇安筹建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任所长。

1945—1946年　创办上海兴华制茶公司，任总经理。

1947年　在杭州兴办之江机械制茶厂，任董事长。

1949年　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

1951年　任中央赴朝慰问团分团长，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5年　参加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庆典，任中央代表团分团长。

1956年　任中国农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名誉理事长、第三届顾问。

1978年　任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8年　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

1989年10月28日　病逝于北京。

他十分重视茶叶专业人才的培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复旦大学，他与该校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等商讨成立了第一个高等学校茶叶系，自兼系主任和教授，并邀请了一批有名望学者专家授课。在筹建茶叶系的过程中，孙寒冰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不幸牺牲。吴觉农在茶叶系的开学典礼上，沉痛悼念孙寒冰，要师生们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著名的进步文化人。不久后，他又选址福建武夷山，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国家级的茶叶研究机构，集中了一批专家、教授和有实际经验的茶叶从业人员，系统研究茶叶的栽培、制造和贸易等方面的课题，取得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0年代，吴觉农用阶级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发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1922年）、《庚子赔款与中国农民》（1924年）、《农民运动的意义与方针》（1927年）等著名论文，其中《中国的农民问题》曾被毛泽东选用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教材。

他以剩余价值理论作指导，大量论述了中国茶叶经济问题，出版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两部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茶学名著，指出：“洋行敲诈茶栈，茶栈压迫茶号，茶号受到双重剥削，又循环转嫁到茶农身上”，“长此以往生产无法发展，技术无法改进，华茶又怎么能不衰落呢？！”为此，他设想在茶叶生产领域，举办茶农生产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由国家直接运销国外。在他的推动下，皖、赣两省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管运销；实业部采纳了他的建议，由部牵头，皖、赣、浙、闽、湘、鄂等省联合集资，成立了官商合营的全国性茶叶公司。

1978年吴觉农在研究世界茶市后，亲自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茶业资源作考察，主张大力发展红碎茶。他认为，世界茶叶总销售80多万吨，90%以上是红茶，而红茶中98%以上是具有浓、强、鲜的品质特点，和香味很浓的红碎茶，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销路广阔的大宗茶类，而且世界的年销量正以2%的速度增长，发展红碎茶，扩大出口创汇意义重大。据此，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产基地。1978年发表《关于发展云南、广西、广东及海南岛等地红碎茶生产的前景》文章，并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出建议；同年，提出《关于由国家贷款扶持公社茶园和筹建茶厂发展红碎茶的建议》，由全国政协转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时，在农业部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和各分科学会上，他作了《跟上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红碎茶》的发言，随即作为建议，由中国农学会转呈中央。他积极撰写了《略谈茶树原产地和外销红碎茶问题》、《发展广西茶叶生产的初步意见》、《关于加快云南茶叶生产的建议》等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战略性建议多被采纳。我国南方已建立了一批优质红碎茶基地，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1982年，他在研究茶叶税利时指出，茶叶税一直沿用50年代初期的高税政策，实行按毛茶山价40%的统一货物税，他认为当时为积累建设资金是必要的。而经营部门亏损，他认为茶叶收购价应逐步提高，税收如果不减免，经营部门将亏损更大，势必影响出口的积极性。他主张采取国外产茶国低税、免税甚至补贴的鼓励办法。借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机会，提出减免茶税的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已部分采纳实施。

《茶经》为唐代陆羽所作，成书已12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书中对茶叶历史、茶树种植、茶叶制造以及煎、煮、饮用、茶效等都有详细论述，仍有参考价值。但原文比较古涩，不易看懂，有的内容值得商榷，吴觉农花了多年时间钻研《茶经》，于1987年写成《茶经述评》。

《茶经述评》有译注，有评论。译注通俗易懂，评论富有新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同时在理论上以科学说明，又以发展的眼光对茶叶研究提出新课题，为进一步研究茶叶提出了方向。

《茶经述评》比《茶经》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如茶树原产地、茶叶的传播，以及种茶、制茶、饮用等，自唐迄今的演变与发展，从经验到理论均作了全面的系统总结。

《茶经》中虽列举了不少唐以前的茶叶史料，但也有遗漏，《茶经述评》对遗漏的重要资料作了补充，并将唐以后历代茶叶专著作了扼要介绍，集茶叶专著之大成。此外，《茶经述评》还补充了“历代茶政沿革”，指出茶政对人民的危害，为研究茶史提供了方便。

《茶经述评》最后提出，当前茶叶研究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茶叶生产现代化。这本专著有科技知识，有历史资料，既评述了陆羽的《茶经》，又兼及其他古农（茶）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巨作。陆定一特地为之作序，他说：“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20世纪的新《茶经》’，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说陆羽是‘茶神’，那末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1.吴觉农．中国农民问题．东方杂志，1922，19（16）．

2.吴觉农．茶树原产地考．中华农学会报，1923（37）．

3.吴觉农．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中华农学会报，1923（37）．

4.吴觉农．茶树栽培法．上海：泰东书局，1923．

5.吴觉农译．五十年来世界茶叶贸易概况．中华农学会报，1923（37）．

6.吴觉农．现代文明与农业政策、中华农学会报，1925（48）．

7.吴觉农．浙江农业的特性与合作运动、中华农学会报，1929（71）．

8.吴觉农．华茶贸易的现状与其将来．工商部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1930．

9.吴觉农．改善华茶之新气运．国际贸易导报，1931，2（3）．

10.吴觉农．改良中国茶叶刍议．国际贸易导报，1931，2（5）．

11.吴觉农．华茶俄销问题．国际贸易导报，1931，2（10）．

12.吴觉农，侯厚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上海：黎明书局，1931．

13.吴觉农．华茶销美新展望．国际贸易导报，1932，4（3）．

14.吴觉农，沈叔之译．日本人民对东北事件的公论，上海：黎明书局，1932．

15.吴觉农．中俄复交后茶叶贸易之展望．国际贸易导报，1933，5（1）．

16.吴觉农．华茶在国际商战中的出路．国际贸易导报，1933，5（5）．

17.吴觉农．祁红茶复兴计划．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3．

18.吴觉农．华茶对外贸易之展望．上海商品检验局出版（单行本），1934．

19.吴觉农．赵南柔等译．农业经济学（上）．上海：黎明书局，1934．

20.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1.吴觉农．薛暮桥译．农业经济学（下）．上海：黎明书局，1936．

22.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3.吴觉农．为什么要统购茶叶．茶声半月刊，创刊号，1939．

24.吴觉农．中国茶叶贸易与茶业金融．浙茶通讯，1940（8）．

25.吴觉农．中国茶业的发展与合作运动．合作经济，1944（5）．

26.吴觉农等译．茶叶全书．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出版，1949．

27.吴觉农．湖南茶叶史话．茶叶通讯，1964（1—2）．

28.吴觉农．四川茶叶史话．西南科技，西南农学院编，1978．

29.吴觉农．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1979（1）．

30.吴觉农．跟上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红碎茶．科学工作者建议（中国科协研究室），1978（2）．

31.吴觉农．茶树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自然分布．西南农学院茶叶教研组，1979．

32.吴觉农．略谈茶树原产地和外销红细茶问题．中国茶叶学会论文资料选编，1980．

33.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吴觉农是一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振兴中国茶叶的理想同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密切相关。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倾向进步。他同胡愈之、沈端先（夏衍）等情同手足。在杭州求学时代，即同共产党的早期先驱人物宣中华、杨贤江等交往密切。1927年“四一二”事件时，他同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在报上发表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被周恩来称之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壮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和周建人、叶圣陶、章锡琛等进步文化人，共同创办了在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的“开明书店”。三十年代，他又与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担任该会代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农学界的学术组织“中华农学会”的总干事，在农学界前辈梁希、邹秉文的支持下，广泛联系农学界人士，负责组织和出版会刊等工作。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加入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积极参加营救“七君子”及其他被捕同志的工作。四十年代初，他加入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并在上海担任负责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受党的委托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在上海解放前夕，营救被捕同志；联络马寅初、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知名人士，以防被国民党劫持；动员他留日时的老同学汤恩伯起义等）。

解放前，他同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解放后，他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的性格始终不变，他对党很有感情，但他以自己理性的眼光审视问题，他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反对盲目制订生产高指标；他对“四人帮”的专制暴戾，深恶痛绝；对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政策竭诚拥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就曾这样评价他：“吴觉农先生出生于苦难的旧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的身上表现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陆定一在《茶经述评》序言中对吴觉农所作的评价是中肯得当的。当代茶圣吴觉农，博学多才，不慕官禄，不良强权，艰苦创业，矢志许茶，为我国当代茶学理论、科研育人、产销贸易等方同作出了划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我国当代茶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