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
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 （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
从史学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即
刘知几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
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
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后一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史家，有许多是不曾担任过史官职务的。
换言之，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很多并非身为史官的史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有不少是历代史官所不及的。
先秦以
孔子为代表。自汉迄清，代有其人，举例说来，如
荀悦、
袁宏、
裴松之、
范晔、
萧子显、
李百药、
杜佑、
王溥、
刘攽、
刘恕、
郑樵、
胡三省、马端临、
王圻、
王世贞、
李贽、
陈邦瞻、
黄宗羲、
王夫之、
顾炎武、
谈迁、
马骕、
谷应泰、
全祖望、
章学诚、
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们的撰述，有许多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作品。还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于数量繁多的杂史、
杂传、
野史、
笔记、
家史、谱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记述等，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亦非身为史官。这些史家，是庞大的中国史家群体的极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
汉纪》、《后汉纪》、《
三国志注》、《
后汉书》、《
通典》、 《
唐会要》、
《通志》、《资治通鉴新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
焚书》、《续焚书》、《明儒学案》、《
宋元学案》、《
读通鉴论》、《日知录》、《
文史通义》、《考信录》等等，不过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实际情形当远远超过这些。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
荀悦撰 《
汉纪》，即因
汉献帝“好典籍，常以
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 。《
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如
裴松之注 《
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
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
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
唐人
李肇撰 《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
李德裕撰 《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 ；林恩撰 《补国史》 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
谈迁所撰 《
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
郑樵、
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
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 《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 《
通典》之
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
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
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
文史通义》一书，在
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
孔子作 《
春秋》、
杜佑著 《
通典》、
顾炎武纂《
天下郡国利病书》和
王夫之撰《
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 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
史记》、《汉书》、《
三国志》、《史通》、《
贞观政要》、《
资治通鉴》、《
通鉴纪事本末》、《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刘知几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
不避强御，若晋之
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
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史通 辨职 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人中，相传
左丘明是 《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
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
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
国语· 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
刘知几从上述 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
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