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公元前8世纪是希腊地区在荷马时代结束之后古希腊地区普遍出现城邦制国家的时期。

留传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较多集中于诗人希西阿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50~700年间）的诗篇中，史学界遂称之为希西阿德时期，这是希腊城邦最初形成的时期。

在荷马时代之末，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希腊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从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雅典和希腊中部的优卑亚岛已有贵族（甚至称为“王族”）的豪华墓葬，铁器和青铜生产有大的发展，优卑亚岛的勒夫康迪且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建立商站，恢复了和东方的海运贸易与文化联系。

在希腊社会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奴隶逐渐增多，终于达到建立城邦——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程度。首先建立城邦的是邻近东方文明的小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本土的雅典、优卑亚岛等文化最发达地区，继之而有多利亚人占据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等地，中希腊和北希腊也迅速赶上，纷纷建城立国。因此，在公元前750到700年间，众多的城邦涌现于希腊世界，如满天星斗般闪现文明的光辉。

这时，希腊各地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普遍使用，农业中有装铁铧的重犁及铁锄铁斧铁锹施展威力，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因之成片地得到开垦与深耕。各地除种植葡萄橄榄两大经济作物外，粮食生产也有较大增长，而手工业中制陶、造船、冶金业的发展尤为明显。

对希腊城邦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则是和东方的联系。这时希腊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恢复甚至超过爱琴文明时的水平，小亚各邦和优卑亚岛最为活跃。希腊本土和东方交往并不限于商业，希腊对东方文明先进遗产的吸收也硕果累累，希腊这个后起的文明很快就利用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盛成果。这些发展表明希腊城邦形成之际已站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和数千年前古代东方文明最早建立国家时不可同日而语。

在希西阿德时期，与城邦建立同时，希腊世界出现了标志希腊文明光辉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使希腊各邦有了共同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年；继荷马之后，希西阿德这位农民诗人开展了诗歌创作，不仅为希腊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典范作品。

希西阿德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有《神谱》和《田功农时》等诗篇传世，前者记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抒写农业劳作和农村生活，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主要的、最生动的材料。他以农民的朴质和真诚描述小农的辛苦劳累，也揭露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诗中以鹰隼欺凌夜莺的寓言揭露贵族对小农的残酷压榨，他说当时“强权就是公理”，揭示了文明社会阶级压迫的本质。他以告诫兄弟的形式劝谕世人务农要勤苦操作，最好设法弄到一头耕牛和一两个作为助手的奴隶，必要时还须出海做点生意，表明了这时希腊的小农经济和奴隶制以及商品经济的联系。

由此可见，希西阿德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诗人，他的视野却很广阔，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反映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文化普及已有较好成效，一般公民素质不低。这和希腊海运方便、人员往来较易、信息传播较快有关，也和当时使用的字母文字简单易学、城邦公民生活相对自由宽松有关。因此，希西阿德的诗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城邦体制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

一般而言，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再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远较其他文明为长，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的繁荣昌盛的高峰。那么，希腊城邦体制又有什么特点呢，应该说，这种形式上小国寡民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政治。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最早的小国通常都有国王（由军事首领或宗教首领变为国王）。希腊城邦亦不例外，各邦最早都有传说中的国王与王朝；另外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但在发展过程中，王权却不象东方各国那样日益强大，反而逐渐衰微；绝大多数城邦终于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政治。因此，城邦建立数百年后，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总结城邦公民政治说：“（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决定权。”城邦公民政治的这个本质特征有助于希腊奴隶制经济形成以小规模的私有制为主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点，更对希腊文化能取得优秀成就影响巨大。

希腊城邦建立以后，便有海外殖民运动的开展，前述最早在叙利亚建商站的优卑亚岛，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又向西远航，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皮提库萨岛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其后不久又在此岛对面的意大利土地上建丘米城。这些殖民活动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从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开疆立国多取扬帆渡海之路，在地中海区域广泛开展殖民活动。除了在东面因有东方各国存在仅于埃及、叙利亚建立少许商站外，他们在南面达到非洲利比亚至突尼斯沿岸，在西面进入意大利，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沿岸，在北面进入色雷斯，并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入普罗朋提斯海，又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入黑海广大地区（包括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及高加索等地），在这些比希腊本土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岸地带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据统计，在此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在上述各地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新邦为数众多地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样。这种海外殖民活动，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

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母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且有“大希腊”之称。

海外殖民不仅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还大大促进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殖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是由于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而到海外寻找土地，也有因土地兼并破产失地而到海外另谋生路；经济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商业发展谋求原料和开辟市场，它在早期不太明显，愈到后期便愈为重要。也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安插于外者；在遇到严重灾荒时，也有殖民海外以求渡过难关者。因此，总的说来，海外殖民是为了解决城邦内部的困难，但它是城邦有组织的活动，移民往往由母邦提供领袖、船只和所需各项生产资料，这样到殖民点后可较顺利地进行农工商业活动。于是子邦和母邦、殖民地区和希腊本土之间展开频繁的经济往来，希腊的商业贸易受惠良多。希腊本土可从殖民地区获得粮食及铜铁锡等原料，同时以本土所产工业品和油酒之类相互交换，双方皆获利而使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可说是海外殖民为希腊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广泛密切的贸易联系还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使希腊世界向东连接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地区，更南通非洲，北出黑海，西及中欧西欧内陆，构成了一个海洋与大陆交错、东方与西方联结的前所未有的地中海最大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远超过爱琴文明的规模。这个更大的活动天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也是很积极的。它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几乎和殖民运动同步发展的文化交流对希腊吸收东方文明成果大有促进，不仅使殖民兴盛的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史上有“东方化时期”之称，而且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探索到一条通过比较分析而获得智慧的科学之路。

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普遍存在的贵族专权的局面受到挑战，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渐趋激烈。这时的贵族多靠古老的氏族关系而确立其特权，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从氏族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的贵族会议，凭此而掌握城邦的军政财权，公民大会形同虚设。他们拥有众多奴隶和大片土地，还通过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剥削压迫以小农为主的平民群众。当时债务奴隶盛行，负债和破产的公民往往沦为债奴，甚或被卖到国外。由此可见，平民反对贵族压迫是城邦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何况殖民引起的经济发展还使少数经营工商业的平民致富而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一般不能参加贵族会议，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对贵族专权也很不满，故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接近平民而反对贵族。但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这种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尚不能直接导致平民当政的民主政治，却使那些利用平民力量建立个人统治的僭主得到了机会。

僭主一词来自小亚，本与君王同义，这时被希腊人用来专指城邦政治中依恃武力和非法的手段僭越夺权的专制头领。他们把公民大会抛在一边，不经过公民选举而握有终身独裁之权，还可将僭主之位传于儿孙。这些僭主为了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统治，往往奉行打击贵族、争取平民的政策，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因而受到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欢迎。当然，僭主独裁终究与城邦公民政治的原则背道而驰，何况后代僭主多属骄奢残暴之徒，更遭人民唾弃，所以僭主统治皆不能持久。但在它的早期阶段，僭主政治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中期，是这类早期僭主政治比较盛行之时，建立了僭主统治并使国力强盛的城邦有阿哥斯、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那克索斯和萨莫斯等等。

阿哥斯的斐冬被称为最早的僭主（约公元前670~660年），他是王族后裔，夺得政权后立意重振阿哥斯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挥兵西进控制了奥林匹亚所在的依利斯地区，成为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68年）的幕后主持人，从而使阿哥斯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但斐冬的活动主要是在军政方面把阿哥斯变成强国，尚未能多注意于经济。

得到斐冬支持的居普赛洛斯在科林斯建立的僭主统治，却有青胜于蓝的发展，使科林斯一跃而居希腊最大工商业城市之列。居普赛洛斯（约公元前657~625年）据说与一直统治科林斯的氏族贵族巴其阿代家有亲缘关系，但他却自居为巴奇阿代的克星，当权后结束了这一贵族家族的统治，其首领被杀，许多人被放逐，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分配于支持僭主的平民群众。居普赛洛斯常以平民头领自诩，注意争取民心；同时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先后组建三个殖民城市，为科林斯提供丰富的银铜矿产和优质木材，也为科林斯的工农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他也大力资助奥林匹亚和德尔菲的神庙、神像的建造，热心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提高科林斯的国际声誉。

居普赛洛斯之子皮里安德当政时（公元前625~585年），科林斯工商业达于极盛。他做的一件大事是修建了横跨科林斯地峡的石造拖运船舶专线，古称“曳道”（迪奥尔科斯）。它长约6.5公里，石砌路面刻有凹槽专供拖车行驶，起着类似铁轨的作用，在科林斯地峡两边的船舶连同货物都可在这条平直宽的曳道上“陆地行舟”，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之间的通航。有了这条曳道，东边的爱琴海便和西边的科林斯湾连接起来，为扼守其间的科林斯带来滚滚财源，大大促进科林斯工商业的繁荣。这时科林斯已发展为希腊海运商业和陶器、纺织、金属加工与造船业的主要中心。皮里安德也组建两个殖民城邦，一个在西边的爱奥尼亚海北岸，另一个在东边爱琴海的北端，这说明科林斯已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入东面的爱琴海甚至黑海。皮里安德又设立地区法庭以取代贵族法庭，进一步打击贵族势力。他还提倡文艺、延揽诗人学者，他本人曾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但僭主宫廷的豪华已引起人民不满，他死后由侄子继位，不到三年便被人民推翻，家族房舍全被夷为平地，连尸骨也被挖出抛弃，可见群众对僭主独裁仇恨之深。

其他城邦僭主的作为与结果也和科林斯大体相仿。总的说来，早期僭主统治促成氏族贵族衰微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在麦加拉建立僭主统治后，它的贵族诗人色奥格尼斯曾哀叹道：“城市依然如故，人却换了面目，换成旧时此辈，不知法为何物，身披破烂羊皮，野居宛如麋鹿，此辈今成高门，高门于今为庶。倒是很生动地反映了僭主政治造成的新形势。

斯巴达是领土面积最大的希腊城邦之一，它的国家制度也很有特色。早在荷马时代之初，南侵的多利亚人便把伯罗奔尼撒南部的斯巴达作为他们盘据的重要地区，他们经过很长时期才完全征服了原有居民，到公元前9世纪末开始建立国家。据说，建国之初斯巴达由于有一位名叫来库古的伟人主持国政、定立法制，才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来库古改革。对于来库古是否确有其人，古代作家和现代学者都争论颇多。较流行的看法是：斯巴达制度完整严密，似应在其立国之初确有象来库古这样的立法者为之规划；但又要看到，所谓来库古改革中包含的各种制度是植根于多利亚族固有的传统，因此它们也或多或少见于其他多利亚人的城邦；而且它们在来库古之后数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强和补充，后人托古改制，把不少较晚时期才有的东西也归于来库古名下，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按这种观点，来库古大约在公元前825~800年间推行了他的改革。

来库古宣称他是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中获得有关改革的基本思想的，从而为改革披上了神圣的光彩。这个神谕就是后人称为《大瑞特拉》的文件，它主要包括以下几句话：要为宙斯神和雅典娜女神建立神殿；要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建立包括两位国王在内的30人的议事会，并按季节召开民众大会；议事会向大会提建议并宣布休会；公民们皆参加大会并有决定之权。实际上从这几句古朴的话衍生出来的改革措施要完备得多。

首先，组成了新的部落和选区。这意味着用国家组织的户籍原则取代氏族组织的血缘原则，标志着来库古改革宣告了斯巴达国家的建立。接着，就国家的政治制度做出了各项规定。这是具有立宪意义的斯巴达国家的根本法，是很有特点的。例如，把两位国王（双王制是斯巴达特有的传统）“包括”在议事会内，实际上等于剥夺了王权，因为包括之意是把国王也看成议事会的成员而非领袖，他们也同其他成员一样每人只有一票之权，而议事会本身则变成了氏族贵族的会议。除两位国王职位世袭以外，其余28名议事会成员分别由各个胞族推举，由民众会（亦称公民大会）以欢呼方式通过，只有60岁以上的公民（实为贵族）才能当选，任期终身。只有议事会才能向民众会提出议案及解散大会。参加民众会的公民表面上说有“决定之权”，其实只能对议事会提出的候选人和各项议案以欢呼表示赞同，不能发表异议和讨论，更不能自己提出议案，民众会形同虚设。斯巴达的议事会叫吉罗西亚，还有另一官方名称叫“国王和长老”（中文亦译称元老院），因为它的成员除国王外都是长老。它实际上是掌握城邦实权的贵族会议。

来库古还设立了5名监察官，均由吉罗西亚提名、民众会欢呼选出，当然金属贵族及其亲信之流。这时的监察官还不象以后那样重要，其职责只是监督公民“刮净胡须、遵守法律”，即在保证执行来库古立法的同时，特别注意青年公民的风纪与体质锻炼。为此，来库古搞了一套最具特色的制度：要求青年公民一律过军营般的集体生活，整日操练，随时听命出征。

为了让斯巴达公民完全脱离生产专搞军事操练，国家遂在经济方面提供一些保证，把全国土地按户分给公民，世袭占有，但不得买卖；土地上的劳动者由被征服居民变成的国家奴隶担任。据说斯巴达最初是在征服拉哥尼亚地区、攻陷希洛斯城后使所有被征服者沦为农业奴隶的，这些国有奴隶就以希洛特为名。这样一来，斯巴达人就可以全力从事军事活动了。由此可见，这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斯巴达奴隶制国家的武力，以便对内镇压对外作战，而斯巴达人却美其名曰“平等人公社”，每个剥削希洛特的斯巴达公民都自居为平等人。应该说，这套制度在来库古立法中只具雏形，它日后由于镇压希洛特的需要而进一步强化甚至僵化起来，遂使斯巴达在希腊各邦中独具一格。

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7世纪中期，斯巴达对其邻邦美塞尼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终于完全征服其地，将其居民变为希洛特。美塞尼亚和斯巴达同属多利亚人，据说其最初之王与斯巴达双王之祖原是亲兄弟。它位于斯巴达西面，土地肥沃，大约也和斯巴达同时建立国家，只是不象斯巴达那样推行严格军训的“平等人公社”。可是，正需要大量土地和奴隶的斯巴达却把兄弟邻邦当作猎物，必欲灭之而后快。

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进行于约公元前740~720年间。斯巴达人借口发生边境冲突而突然兴兵入侵，美塞尼亚奋起应战，坚持达十余年，最后终因饥荒流行、国力耗尽、国王自杀而败。少数美塞尼亚人远走国外，大片国土则被斯巴达侵占。但美塞尼亚人不甘屈服，公元前7世纪中叶后又举行武装起义，遂演变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领导起义军的阿里斯托明尼是位杰出统帅，多次重创敌军，斯巴达人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几乎无心恋战。后来，阿里斯托明尼因盟友背叛，才率众退入山区，继续坚持斗争达十余年。斯巴达人终于平息起义而结束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当地所有肥田沃土皆被作为斯巴达国有土地而归其“平等人”公民分享。美塞尼亚人则沦为希洛特，作为国有奴隶备受奴役。只有少数边远山区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变成了没有政治权利但可经营工商业的庇里阿西人。

由于需要重兵劲旅以巩固对美塞尼亚的占领和对希洛特的镇压，斯巴达原有的那套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土地国有和奴隶国有制度成为斯巴达经济生活的基础，也决定了斯巴达特殊的阶级结构。以平等人自称的斯巴达公民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他们约有9000户，每户从国家领得一份土地以及若干耕种此地的希洛特，但土地和希洛特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各户只能世代相传，不得买卖。耕种土地的希洛特则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也可说是奴隶群众的主要类型，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村落里，按户（或数户）各自耕种斯巴达人的份地，每年向份地主人交纳82麦斗大麦以及一定数量的油和酒，大约等于田地产量的一半。虽然希洛特身属国家而不能被其份地主人变卖，交纳量亦不按主人需求变动，但作为奴隶他们的身家性命却完全在“平等人公社”的掌握之中，斯巴达政府可以任意杀害希洛特，其受虐待迫害之残酷，较之其他城邦的奴隶有过之无不及。

希洛特而外，庇里阿西人构成斯巴达国家的第三阶级，他们没有公民权却有人身自由，有自己的土地、作坊和店铺，从事农工商业。由于国家规定斯巴达人不能经商做工，所以在斯巴达国内从事工商业的主要就是庇里阿西人（其他工商业者则属外邦侨民）。庇里阿西人不得参与任何“平等人公社”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会议，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却需纳税和服兵役。由此可见，斯巴达国内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和生活习俗便始终以镇压希洛特为首务。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基本按来库古改革确定的体制发展，双王制和吉罗西亚会议继续保持，监察官的权力则大为加强。两位国王分别由两个王族家族世袭，权位均等，平时只能作为贵族会议一员活动，战时则由其一人统军出征。当监察官权力扩大以后，国王出征时往往有监察官随军监督，他们还可以审判国王并在两王族中决定王位继承人。吉罗西亚会议作为贵族会议总揽军政大权，国家大事都由它讨论决定，再交民众会通过，它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并协助一些主要官员处理政务。监察官权力加强后，吉罗西亚会议也归他们主持。民众会——斯巴达的公民大会由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参加，名义上监察官和贵族会议成员都由它选出、决议也由它通过，但在欢呼表决法限制之下它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一切听监察官和贵族会议操纵，也由监察官主持召开。由此可见，五位一年一选的监察官此时成了斯巴达国家的真正主宰，他们掌握了城邦的主要实权，不仅国王贵族都在其监督之下，对普通公民更可随时以违犯风纪的罪名逮捕直至处死，而强化斯巴达那套特殊制度的重任也主要由他们承担。

在社会风习方面，自称“平等人”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必须按国家要求终生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其全民皆兵、重武轻文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个斯巴达男性公民从小就受严格到不近人情的体育和军事训练，甚至婴儿出生时体质不合要求即被抛弃。少年时要历经缺衣少食日夜操练等艰苦生活的考验。成年后，则始终生活在军营中，除了行军作战就是反复操练，回家会见亲人只能偷偷进行。精神上，也以培养绝对服从视死如归的军人气质为首义。这样，直到60岁才能卸甲归田过平民生活。由于这套制度执行得非常彻底，斯巴达的公民社会确实有如军营，历史上流传不少形容少年军训执法如山、斯巴达战士赴汤蹈火的佳话。这样一来，确实使斯巴达拥有一支希腊世界实力最强、纪律最严的军队。但其他文化建设则完全被忽视了，以至于在辉煌的希腊古典文明中，所有重大文化创建皆与斯巴达人无缘。

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对希洛特的残酷迫害，却始终在古代历史上保持着最高记录。不论有无过失，希洛特每人每年都要按时挨打，为的是要他们“牢记”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政府常令青年公民组成小队到希洛特居住的村庄明查暗访，白天探查寻觅希洛特中壮实勇敢或露不满反抗者，夜晚就突然袭击把他们活活打死。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首先必履行一个向希洛特“宣战”的仪式，既经宣战希洛特便成为法定的公敌，任意屠杀都合理合法并不受宗教忌讳约束。严酷的军训制度和对希洛特的无情镇压充分反映了斯巴达社会的阶级实质，它不仅是一个奴隶社会，而且是一个贵族专权的奴隶社会。斯巴达公民内部仍有贵贱之分，监察官、王族和贵族不仅垄断官职、指挥一切，还拥有远较普通公民为多的土地、希洛特奴隶和个人财产。因此，连古希腊人也承认，斯巴达实行的是最为彻底的贵族寡头统治的政体。

在国际关系方面，斯巴达凭靠其号称无敌的陆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也以霸主自居。原来可和斯巴达分庭抗礼的伯罗奔尼撒大邦只有阿哥斯。它在斐冬僭主统治时一度强大，但斐冬之后无以为继，逐渐降为二流城邦，虽与斯巴达有仇却无力挑战。科林斯和西息温等在僭主统治时强盛起来的多利亚城邦，僭主政治结束后也落入斯巴达的控制。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除阿哥斯和西北部阿卡亚少数小邦外，都被斯巴达纠集起来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所谓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实际应称斯巴达同盟，是由斯巴达分别与盟邦签订双边盟约组成，因此斯巴达是同盟当然的核心和领袖。

斯巴达利用伯罗奔尼撒同盟作为控制入盟各邦的工具。同盟是军事性质的，决策依斯巴达利害为准。斯巴达的军队占绝对优势，召集会议之权也归斯巴达，所以入盟各邦实际上皆听斯巴达指挥。一般而言，入盟城邦仍保持自己的独立，只在外交、军事问题上按同盟决议一致行动，若个别盟邦自行作战，不经斯巴达同意便得不到同盟的支持。盟约还特别规定，若斯巴达国内希洛特起义，入盟各邦就必须派兵援助斯巴达并受其指挥，充分体现了这个同盟的奴隶制国家同盟的阶级实质。有了这个同盟，斯巴达不仅可以称霸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整个希腊世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巴达还利用同盟影响各邦的发展，使它们也建立和斯巴达类似的贵族寡头的统治。

雅典是可和斯巴达相比的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希腊城邦。它在荷马时代已是铁器文化和几何形风格陶器生产的大中心，但对海外殖民运动雅典却以其国大地广而始终未积极参与，因此早期雅典的历史比较沉寂，有关资料也较贫乏。一般认为雅典国家大约是与斯巴达同时建立的，但标志其建国立邦的古代传说却比较含糊，因为后世按托古改制的惯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传说中的英雄身上，编造出“提秀斯改革”的故事，遂使问题复杂化了。按古代神话，提秀斯是属于迈锡尼时代的人，距离建立城邦的公元前9世纪末有好几百年，显然名不符实。但若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种活动，则有其历史内容。因此，可以说所谓提秀斯改革是指当时雅典某位头领和民众共同进行的创建城邦宪制的活动，它的中心内容是联合境内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这一过程希腊人称之为“塞诺西辛”，意为联合一统。雅典是以协议方式建立国家，和斯巴达之通过征服立国不同。通过塞诺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便是城邦国家的雏形。

提秀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把国内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贵族充任官职、执行法律，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在公民大会中有一席之地，绝不能当官掌权。这样一来，公民中贵族和平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划分便很明显，为日后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基础。当时雅典的国家首脑，显然仍是国王，古史传说也提到雅典曾有一个王朝，只是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以后的演变则是王权逐渐衰落，贵族大权独揽。到公元前8世纪间，雅典城邦的首脑已不是国王而是执政官（或称“名年执政官，因公元前683年后以其名纪年），但国王（巴赛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于名年执政官之下的一个执政官的称号，可译为王者执政官或祭仪执政官。从王名保留的情况看，王权的取消似乎未经过暴力废黜。此时中央议事会已成为贵族会议，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各执政官由它从贵族中选定，交公民大会形式上通过。执政官最初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改为一年一任，雅典的贵族政治至此达其顶峰。

这时雅典的执政官多达9人：首席或名年执政官是国家元首，执掌内政；王者执政官主持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并管理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统理军务；最后6名司法执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编法令。九执政之制使贵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无孔不入，他们包揽官职，自订法律，在政治上压迫平民群众，经济上则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流离，甚至卖儿卖女，无以为生。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

“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正如亚里斯多德上文所提，贵族统治的改变是从梭伦之时开始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梭伦也出身贵族，所以他有资格当选首席执政，但他不是那些作威作福的贵族显贵。他的家境中平，早年曾兼营贸易，与商旅为伍，并且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被时人誉为“七贤”之一。他常在诗中抨击贵族，同情平民，又曾在雅典与邻邦麦加拉的战斗中勇立军功，率众攻克应属雅典的萨拉米岛，因此他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既是英雄诗人，又是一位体察民情的革新派政治家。当时雅典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局动荡。不满的平民群众已准备铤而走险，武装起义一触即发；贵族统治阶级依然顽固不化。但社会上却有了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政治上逐渐站到平民一边。应该说，梭伦以整个城邦公社的利益为重，主张不偏不倚的立场，在阶级阵营中实际上是这批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他既痛恨贵族的顽劣，也不愿引发平民的暴动，主张以改革方式解决平民备受压迫的各类问题，搞一个带有立宪意义的改革运动。他的立场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遂在公元前594年选举他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

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这是一个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雅典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不仅国内因负债被奴役的公民立即获得自由，国家还负责赎回那些被卖到国外的人。与此有关的是，那些因负债而押出土地变为“六一汉”的人，也把田地上的债权标志一扫而光，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

《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并不阻碍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以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遂使希腊奴隶制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辩证角度看，《解负令》实际上代表着促进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出于同样精神，梭伦还规定了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通过保护小农而使城邦体制获得健康发展。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52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300麦斗以上者，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200麦斗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级与第一级同，惟不得任司库；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对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间路线”。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新的政权机构，贵族会议大受限制。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对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威严，因为选举梭伦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公民群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梭伦建立的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之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梭伦还制定一些较进步的法律，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处死、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孤寡妇孺等等。

第四项改革措施则包括那些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这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突出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综观梭伦的各项改革，可见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贵族特权方面迈了很大的一步，同时也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总的说来，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这也是符合当时希腊城邦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亚里斯多德说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是很正确的评价。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间，雅典始终遵循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终于使雅典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

梭伦肩负仲裁制宪大任的执政任期只有一年，届满后便飘然离任，出国远行，此后始终未入政坛，直到公元前560年去世。据说改革后期曾有人建议他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拒绝，以示他对城邦政治的忠诚，反对个人独裁。但是，梭伦以后雅典公民内部派别斗争又趋激烈，出现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从阶级背景看，大体可说平原派代表贵族，山地派代表农民，海岸派代表工商业者。按希腊城邦的惯例，派别斗争激烈时，往往有利于执政者加强权力，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而僭主政治一般有反贵族的倾向。何况，在雅典梭伦改革已为反贵族阵营奠定了基础。因此，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山地派的领袖、曾为梭伦之友的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统治。他依靠农民支持以武力夺取政权，给贵族一定打击，从公元前541年开始牢固统治雅典。他于527年逝世后，其子又继而统治了18年，直到510年被人民推翻。将近半个世纪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在雅典历史上也写下重要的一章。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说来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只是担任官职的人皆属他的党羽。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组建私人卫队并过着豪华的生活，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犹有好感，他掌权期间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因此亚里斯多德评述说：“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在僭主统治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雅典工商业有显著发展。雅典陶器生产在希腊世界位居前列，畅销于地中海东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随着精美陶器外销的还有酒与油，这两项农产品也居雅典外贸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图与邻邦和小亚、黑海一带国家皆保持友好关系，雅典对外联络方便、商路畅通，它铸造的钱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受到重视。庇西特拉图特别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亚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开发色雷斯的金矿。他在雅典大兴土木，既促进了建筑业和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使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他还注意提倡文艺，出资组织隆重壮观的节日庆典，把许多诗人请到雅典，礼遇优渥，荷马史诗的整理写定便在雅典进行。因此，总的说来雅典在僭主统治之下仍是按梭伦期望的那样繁荣起来了。

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仁政”，专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510年被群众推翻，被逐的希庇亚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国求荣。雅典人民获得自由后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508—507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也是象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利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新创：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总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克利斯提尼改革还导致雅典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个措施是实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可见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继梭伦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转地向前猛进，因此亚里斯多德说这一改革“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认为它是雅典国家建立过程的完满结束，而且，“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雅典在将近百年之间由于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领导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力已可使它在即将到来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中接受空前严重的挑战。

前8世纪-前6世纪的早期希腊文化可以分为后期几何型风格、东方化风格、古朴风格三个阶段。前8世纪时，希腊陶器仍以荷马时代样式为主。但也出现了例如战车、战船等图案。此时的文学作品包括了荷马史诗和希西阿德的诗集

在宗教观念上，希腊人信仰多神教，以宙斯为首，同时设立男女祭司，与公职人员等同。希腊宗教还将神“人性化”，即“神人同形同性论”，这是古代希腊乃至后世的哲学和艺术的来源。

在哲学方面：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产生了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利士，他认为万事万物起源于水，开辟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的先河；随后的阿那克西曼德则主张是“无限”；而阿那克西美尼则认为万物来自于气，三人虽主张不同，但都是唯物主义。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世界是“一团永不熄灭的活火”，强调万物都处在一种有规律的运动当中，是朴素辩证法的源泉。

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则精于数学的研究，但他在哲学上处于唯心论，但在数学领域，毕达哥拉斯的贡献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