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匡国，原名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14年9月20日－1661年6月6日），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是其汉名。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 1643年夏抵达澳门，1650年春到北京，曾觐见顺治帝。当年又受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并将当时明清战争的记录带往欧洲。后来1657年4月动身返回中国，同行还有南怀仁等16名耶稣会传教士。1659年6月抵达杭州，1661年6月6日因霍乱于当地去世。

1614年，卫匡国（字济泰）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卫匡国本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Martini)。

1631年，马尔蒂尼加入耶稣会，1638年，他被派遣去中国传教。同年12月，马尔蒂尼从热那亚启程，由于旅途遭遇风暴，他不止一次被迫返回里斯本。

1640年到达印度果阿以后，又因为缺乏船只，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重新上路，先后换乘了三艘不同的船只，最后于1642年越过重洋，来到澳门。这一次前往中国的旅行足足花了他四年时间。

1643年，29岁的马尔蒂尼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杭州。已经开始系统学习中文的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姓“卫”，名“匡国”，为“匡救国家”之意，“国”指的就是中国，号“济泰”，取“帮助、协助、救助”之意，以袒露自己匡扶、保卫大明国的心意。卫匡国的号“济泰”，与利玛窦的号“西泰”遥相呼应。到达中国后，卫匡国主要在浙江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一带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至少游历了中国内地15省（两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个省，所以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详熟于胸。同时，他又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这些经历和知识，为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50年下半年偕米尼克入闽，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同时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1651年3月5日离华。途经德、法、英、比、挪威诸国，并将自己对于中国的地理、文化的认识灌输给欧洲。

1654年底，卫匡国在罗马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同多明我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1657年，卫匡国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返杭州传教，此时浙江巡抚余国器对卫匡国多方协助，使其得以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

1661年6月，卫匡国因霍乱感染在杭州病逝，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享年47岁。

卫匡国被称之为大汉学家，是因为他在欧洲游说期间，用拉丁文撰写了4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这4部书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论鞑靼之战》已有中译本，收录在杜文凯所编、人民大学出版的《清季西人闻见录》中。

卫匡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中国上古史》首版于慕尼黑，时为1658年，4开本，共362页。第二年又以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再版。书的全名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从这一冗长的标题我们可以知道，卫匡国的这部书上自远古，下至公元前一年，即西汉哀帝元寿二年。

全书共分十卷，内容大致为：首卷介绍了中国的神话和中国人的世界起源观，如“混沌说”所谓“两仪未开，其气混沌如鸡子，盘古氏出，则天地之道，达阴阳之理”。还提到了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五帝；第2卷为夏代史，自禹至桀；第3卷为商代卷，自汤至纣；第4、第5卷为周代史，包括西周东周，自公元前1022年的周武王至赧王亡国（公元前255年）；第6卷为秦代史，自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至子婴降刘（公元前206年）；第7、8、9、10卷均为西汉史，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到哀帝刘欣（公元前1年）。

卫匡国想把传统的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中去，引入到《圣经》的编年史中。这其中既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宗教的动机，两者调和在一起，产生了卫匡国本不想看到的结果，这就是由于他确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较之《旧约圣经》所记述的挪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从而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使欧洲奉为经典的《圣经》创世说陷于窘态之中，动摇了《圣经》和基督教会的权威，并直接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历史批判提供了依据。

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最早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易经》及其卦图。关于《易经》西传之始，中国学者过去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应推柏应理。但实际上，早在柏应理之前的29年，即1658年，卫匡国就在慕尼黑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最早经书《易经》。他根据中国“河图洛书”的传说，介绍伏羲是第一个看到龙负卦图出于水的人，因而能据此作易卦。卫匡国认为，既然伏羲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所以中国的第一门科学就是数学，因为易卦是反映天人之间的一种数学模式。卦图中最基本的符号是阴和阳，“阴”代表着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代表着公开的、完全的事物，两者相生相灭，可以组成8种卦图，分别代表着天、地、水、火、雷、山、泽、风8种自然现象。

用西式方法绘撰的《中国新图志》初版为1655年的阿姆斯特版，是卫匡国的又一拉丁文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

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该书双面印刷，还有171面志文，19面目录，可以查明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

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不同于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偏重政治建置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如卫匡国在新图志的前言中，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置沿革、面积方位、气候物产、名山大川、城镇交通、户口租赋、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

为了使书中的中国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更为准确，并使该书成为一本准确的地理指南，卫匡国没有用拉丁文标注这些中国地名。这与他在《中国上古史》中系统地使用拉丁文标注地名有所不同。《中国新图志》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将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与他在当时西方文献中读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融合在一起。

《中国新图志》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曾被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出版。继1655年阿姆斯特丹版后，1656年又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672年再版于布拉格，在欧洲影响甚广，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卫匡国作为第一个将中国的自然面貌、经济和人文地理的现状系统地介绍给欧洲的人，为欧洲在19世纪对中国先后进行的文化和商业开拓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1735年法国人杜赫德出版《中华帝国全志》之前，卫匡国的这部图集一直是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中国舆地的参考书。而且，就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者来说，卫匡国的图集亦是弥足珍贵的域外史料。

1650年，卫匡国赴欧向罗马教廷汇报中国的传教情况，为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业辩护。1653年他辗转从海路到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路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明清易代历史的著作：《论鞑靼之战》。

该书第一版1654年出版于安特卫普，嗣后在德国科隆（1654）、英国伦敦（1654）、意大利的罗马（1654、1655）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655）等地出版。据统计，1654——1706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211版，在当时曾经广泛流传。

该书记载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明清之际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基本状况；真实地记录了在战乱中各地传教士的遭遇；证实了如孙元化、瞿式耜、丁魁楚、庞天寿等明末政坛上重要人物的基督教徒身份，及其不平常的经历，为研究和评价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了一个过去不曾为人所注意的新的视角。

《论鞑靼之战》在写作风格上与欧洲传统的游记有所不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域外采风，而是重大事件的“事记”，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中国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的介绍。该书首先提到长城背面的北方民族即所谓鞑靼，介绍明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与女真的关系。作者记述万历以来明代辽东的战事，并且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天启、崇祯朝的政治与国内形势，把辽东战事、李自成等流民起义和宦官魏忠贤专政称为使明帝国毁灭的三个因素。书中对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以及吴三桂在父亲被李自成执为人质，仍然率领清兵入关等，都有细致的描述。

《论鞑靼之战》为人称道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和最原始的记载之一，且因采取了颇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论鞑靼之战》另一为人称道之处，是不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扼要而较为客观地介绍明清战乱的具体史实，而且力图通过作者的观察，评论和引述他人的意见，从理论上探讨引起战争胜败的深层次的原因，显示了作者相当敏锐的洞察力。《论鞑靼之战》还有一个为人称道之处，就是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了明清战乱之际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教皈依者的活动情况，从中可窥见基督教在中国各地的活跃程度。《论鞑靼之战》记载的是鞑靼人入关并挥师南下的战事，“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方豪语），因此，被称为“17世纪的中国现代史”。

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因向罗马教廷报告“礼仪之争”问题返回欧洲，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汉语语法》，这本书是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很可能是西方人学习汉语文法最早的工具书之一。

卫匡国曾两次入闽：1646年春，他由浙江金华入闽。 卫匡国在《中国新地图集》中介绍泉州洛阳桥：“两个桥墩之间铺放五块同样的巨石，巨石长约18步，这是我以慢步行走时的步幅测得的。”卫匡国还说，在漳州“发现了许多很清楚的基督教徒的遗迹，在城墙上就有不少石块刻有救世十字架的标记；还有圣母玛利亚的像，并有天使在地上跪拜；还有两个小挂灯。在一位官员的官邸中，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理石十字架，后来基督教徒们得到许可搬走，十分虔诚而慎重地置于我们在该城的一个教堂。我和我的同伴在这里的一位学者家中还看到一本古书，是用哥特文写的，字体非常工整，写在最薄的羊皮纸上，内容包括大部分拉丁文圣经。”正如英国学者穆尔在《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所指出的，“他把刺桐和漳州两个地方混同起来了。”这里所说的在一位官员的官邸中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十字架，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大司寇苏茂相之太翁在泉州水陆寺发现的十字架，后由基督教徒奉入教堂。

卫匡国从1643年到1653年，对中国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三部名著。《中国历史七卷》，又称《中国历史概要》、《中国上古史》，内容从盘古开天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全书分10卷，卷末附编年表。这是西方学者写的第一部系统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著作。取材丰富，分析比较科学，富有神学色彩，但有独到见解。《鞑靼战纪》是卫匡国以亲身经历和儒生、传教士、官员等提供大量清军入关和下江南战事的实况而撰述的明清战争史。《中国新地图集》是卫匡国在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依据明·陆应阳《广舆记》等有关中国方舆志的文献和图书资料，综合明代利玛窦、艾儒略等耶稣会士长期观测研究的成果，绘制出大量的手稿，最后于1654年完成。德国、法国学者称卫匡国是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1650年，中国天主教内部发生了礼仪之争，卫匡国写了《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叙述传教士活动的历史。他始终坚持中国敬孔礼节是民间的礼节，是可以为天主教徒所接受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听取耶稣会士的意见后，于1656年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如祀孔和祭祖的礼仪，真像卫匡国所说的，属于社会礼仪，教皇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卫匡国捍卫了中国的礼仪，使天主教中国化。

为使欧洲各国能迅速掌握汉语中文，卫匡国对中国的文字学和汉语语法下过一番苦功，撰写了《中国文法》一书，这是欧洲第一部中国语法书。

为了建立睦邻友好的人际关系，他撰写了《逑友篇》专著。这部书对中意两国人民的相互学习、了解曾起过很大作用。

1651年卫匡国重返欧洲时，第一个发起和遣送中国学生郑玛诺赴欧洲留学，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

（一）

1656年1月，卫匡国第二次前来中国，与他同行的有9位去中国的传教士和3位去印度的传教士，出发不久就遭遇险情，卫匡国一行被法国海盗监禁，经过卫匡国与海盗头目的谈判，全部传教士一起获释，安全返回热那亚。一年后，卫匡国带领17名传教士从里斯本出发，1658年7月到达澳门，同行的传教士中只有6人到达目的地。艰苦漫长的旅途并没有让卫匡国退缩，在航行至望加锡时，遭遇暴风雨，舵手吓得不敢继续开船，尽管卫匡国腹痛难忍，几乎半身瘫痪，他还是挺身而出，手不离舵，挽救了全船人的性命。

（二）

1646年6月，卫匡国受南明隆武帝的委托，前往温州附近的分水。不久，清军来袭。卫匡国在住所门外贴上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泰西天学修士寓”，并把自己保存的科学仪器、书籍和圣像等摆放在客厅。这一举动引起了一名清军军官的注意，这名军官立刻护送卫匡国回杭州的教堂内，张贴布告保护，后来还让他穿上清军士兵的衣服，并把头发梳向脑后，使他看上去更像新政权的支持者。

（三）

1661年6月，卫匡国因霍乱感染在杭州病逝，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1678年，由于大方井墓地过于潮湿，教会准备将传教士们的遗体移葬到新墓地中，卫匡国的棺材打开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衣服保持原样，遗体也依然完好无损，只是缺了一只耳朵。卫匡国的遗体被移到新墓地的小教堂以后，被教徒们奉为圣物，“年中屡有人为之剪发修指甲，盥面整容，卧于木椅上，置于上层堂角，作共同祈祷状者”。直到1877年，由于尸体的腐烂加剧，教会才将遗体放入棺材，葬入墓地的教堂之内。

卫匡国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位将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给中西文化交流的意大利人，他的历史性贡献在于，17世纪中后期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在维护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他通过用中文撰述的《逑友篇》、《真主灵性理证》等著作，以及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进一步确定和发展了利玛窦接近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特别是他在17世纪中叶亲赴罗马，为赢得天主教廷对这种策略的默许和赞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这一时期卫匡国在欧洲用拉丁文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即《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是自1615年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问世之后，及17世纪晚期有关中国的较多作品出版以前，欧洲读者所可能见到的关于中国最新、最全面的报导和评论，这使他成为欧洲早期汉学有数的几位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欧洲汉学研究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法国之前的最后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学者。

卫匡国往返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三次航行耗费了他48年生命中宝贵的11年时光。传教士南怀仁这样回忆卫匡国：“他个子很高，很健壮，浓密的胡须令人肃然起敬。他性格开朗，常常面带笑容，给在战争废墟中的人们以鼓舞，他在濒临解体的船甲板上的非凡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另外，欧塞比奥·奇尼是卫匡国的表弟，受到卫匡国的影响决定追随卫匡国的足迹到中国传教，向西航行的欧塞比奥·奇尼还没来到亚洲，却先到了美洲，就留了下来，并成为当地富于传奇色彩的传教士。经过十多年查找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的艰苦工作，波罗尼亚尼于1977年完成了关于卫匡国的著作《历史上欧洲对中国的发现》，他给予卫匡国高度的评价：奇尼将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带到了美洲，而卫匡国则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引入了欧洲。

特伦托大学创始人德尔马奇教授对卫匡国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在他的倡议下，1981年在特伦托成功举办了“卫匡国：地理学家、制图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国社科院两位学者在内的十八位学者递交了论文。卫匡国的墓地也在杭州被找到，1985年，在原墓址上重建。特伦托大学成立了卫匡国研究中心，从拉丁文翻译的《卫匡国全集》的意大利文版和中文版也相继出版。

1614年9月20日 生于特伦托

1632年10月7日 进入耶稣会

1638年7月22日 接到去中国的命令

1638年9月初 被授予神甫圣职

1640年3月26日 与21名耶稣会士一起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中国

1643年2——3月 抵达中国

1643年10月 卫匡国到达杭州

1645年8月 清军攻占杭州

1646年初 卫匡国参与反清复明活动

1646年7——8月 卫匡国成为清朝的支持者

1648——1650年 卫匡国成为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

1650年3——4月 卫匡国居北京

1651年1月 从安海出发前往罗马

1653年9月 抵达挪威的卑尔根港，后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鲁汶，杜塞尔多夫，维也纳

1654年 在安特卫普，出版商B·Moret出版《论鞑靼之战》

1654年10月 卫匡国抵达罗马

1654年12月 在罗马，出版商I.de Lazzeris出版《在华教士人数和品德简报》

1655年下半年 宗教裁判所审议卫匡国提交的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陈情报告。同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商J.Blaeu出版《中国新地图集》

1656年1月15日 在马赛附近与法国海盗交战

1656年3月23日 宗教裁判所批准了耶稣会士们提交的报告，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布新法令

1657年4月4日 卫匡国和其他16位耶稣会士一起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中国。他们的旅程在孟加拉湾和印度尼西亚经历了不少坎坷

1658年底 在慕尼黑，出版商L.Straub印刷《中国历史》十卷

1659年6月11日 卫匡国返回杭州

1661年夏 不幸染上霍乱，医治无效，于6月6日与世长辞，卒于杭州。同年中文版《逑友篇》在卫匡国去世后出版

1877年 拉扎热修会的教士们决定火化卫匡国的遗体，狂热的俗众朝拜至此告一段落

【卫匡国墓】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杭州西湖区留下老东岳大方井（今西溪路新凉亭西湖啤酒厂西侧，青春宝东侧）天主教司铎公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