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字元永，宋朝第十一位皇帝、南宋第二位皇帝（1162年7月20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

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二日（1127年11月27日），赵昚生于秀州青杉闸（今属浙江省嘉兴市）的官舍。他的生父赵子偁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六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代，宋高宗赵构的远房堂兄，在赵昚出生时任嘉兴县丞。赵昚初名伯琮，因宋高宗赵构在元懿太子赵敷死后无子，便在绍兴二年（1132年）由绍兴回到临安后派管理宫廷宗族事务的赵令畴负责访求宗室子弟，从太祖子孙中比自己低一辈的“伯”字辈中挑选出十名七岁以下的儿童，赵伯琮就是其中之一。再经过一番审查，最后仅剩下两人供高宗定夺。这两人一胖一瘦，胖的叫赵伯浩，瘦的便是赵伯琮。高宗在粗略地看了一下之后，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银300两，遣送回家，随后高宗主意又变，说自己没有仔细地看，要重新审察一番。于是让二人叉手并立，细细观察。正在这时，忽有一只猫从两人脚下经过，赵伯琮不动，赵伯浩踢猫。高宗见状，皱着眉头说：“此猫偶然经过这里，为何无故踢它？这个小孩如此轻狂，将来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最终决定留下赵伯琮，将他养育于宫中。赵伯琮中选后，高宗便带他进入后宫，去见张婕妤（张贤妃）、吴才人（宪圣慈烈皇后）和元懿太子之母潘贤妃。三人正环坐聊天，见赵伯琮进来，潘贤妃因丧子不久，不禁触起隐痛，掉过头去，惨然不乐。张氏则笑着向赵伯琮招手，赵伯琮便扑入她的怀抱。于是，高宗就令张氏负责抚养赵伯琮，时为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十六日。

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赵伯琮改名赵瑗，并挂贵州防御使之虚职。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封为建国公，升保庆军节度使。与此同时，高宗在宫中建资善堂，供赵瑗读书之用，负责启蒙教学的是宗正少卿范冲和起居郎朱震。赵瑗读书极为勤奋，他曾在墙壁上题杜甫诗句“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月，赵瑗进爵普安郡王，遥领常德军节度使。三月，赵瑗出宫，居于郡王府，只是在每月的朔望两日入宫朝拜。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瑗开始关注起时局的变化，有时也不免发表一些看法，由此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尤其是同权相秦桧的关系十分紧张。绍兴十四年（1144年）夏，衢州发生民变，秦桧没有奏闻高宗，便私自派禁卫军前去镇压。赵瑗遂将此事向高宗报告，指责秦桧越权。高宗听了也有些不满。就追问秦桧，秦桧十分狼狈，支支唔唔地回答说：“区区小寇，不足烦圣虑，因此没有上奏。等到荡平草寇，再奏闻陛下不迟。”高宗也没有追究下去，而秦桧也由此忌恨赵瑗。有时，当高宗拿一些大臣私下告发秦桧不法的事去质问秦桧时，反而推说是赵瑗讲的。有一次建康盗贼纷起，秦桧没有上报。后来，高宗从大臣张说那里得知此事，质问秦桧。秦桧一再探问消息来源，高宗遂推于赵瑗身上。因此秦桧对赵瑗更加忌恨，极力阻挠其正式成为皇子。但赵瑗并未因而有所畏缩，仍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秦氏气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封锁消息，企图由其养子秦熺代其职，继续把持朝政。赵瑗闻讯后，急忙向高宗报告。在接到赵瑗的报告后，高宗立即亲赴秦家，名为探病，实是观察虚实。随后，又马上命令秦熺告老还乡。秦桧一生最后一个计谋被赵瑗打破了，就在这天夜里，他便在忧惧中死去。

赵瑗长大后，“进止皆在常度”“骑射翰墨皆绝人”，声誉日隆，加上为人性格温和，心胸开阔，左右之人“未尝见喜愠之色”。他平日恭敬持重，处事谨慎，至“骑乘未尝妄视”，生活俭朴，“每以经史自适”，戒绝声色玩好，获得朝野上下的交口称赞。然而，他虽然被高宗抚养已久，但一直没有皇子的名分，更未被立为储君。一则高宗总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再生儿子，不肯遵立他人之子；二则秦桧从中百般阻挠；三则从金朝归来的韦太后一直态度暖味，加上皇后吴氏也抚养了另一个太祖后裔赵伯玖（赵璩），致使赵瑗立储之事延宕不决。秦桧死后，立储的呼声再次高涨，高宗为进一步考察赵瑗与赵璩的优劣，写了《兰亭集序》二本，分赐赵瑗与赵璩，让他们各临摹五百本，赵瑗听从老师史浩的建议，写了七百本，而赵璩则压根不写。其后，高宗又给他们宫女各十人，史浩提醒赵瑗和赵璩要待以庶母之礼。没过多久，高宗又将宫女召回，宫女们说赵瑗对她们礼待有加，而赵璩则无不调戏。于是高宗主意已定。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九月，韦太后死，阻碍赵瑗成为皇储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也已不复存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高宗正式宣布以赵瑗为皇子，赵璩为皇侄，并加封赵瑗为建王，授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与此同时，他改名为赵玮。令下之日，“中外大悦”。

赵玮受封建王第二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南宋朝野震动。赵玮上书请战，正卧病在家的史浩闻讯急忙赶到建王府，对赵玮说：“太子不可以带兵，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目前正处国家危难之机，你上书请战，很可能招来皇帝的猜忌，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例外，如唐肃宗灵武称帝之事，但肃宗若迟几年称帝，也不会因此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即使现在看来，当时虽情属迫不得已，但也确实令人感到可惜。”经过史浩的提醒，赵玮方觉自己的举动过于仓促冒失，不禁也为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担心起来，忽忙询问补救之策。史浩建议他马上再上一书，一面“痛陈悔过之意”，主动承认自己举动不当；一面改请随驾扈从，以尽忠臣孝子之道。高宗在接到赵玮的请战书后，顿生疑心，勃然大怒，随后看到下一个上书，才怒意稍解。但他又觉得赵玮处事不可能如此老练，乃追问事情缘由，得知是史浩的主意，不禁赞叹：“史浩，真王府官也！”并批准赵玮随自己赴建康督师，以便他能遍识诸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随着战事的结束，高宗和赵玮返回临安。此时高宗有意禅让，在宰相陈康伯的建议下，于五月正式册封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煜，经陈康伯提醒与南唐后主李煜同名，又改为赵昚，赐字元永。六月十日，高宗下诏禅位。十一月，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仪式，赵昚极力推辞，退到大殿侧门旁边，打算出殿回东宫。经高宗再三勉谕，方才流泪答应。高宗退位后，赵昚侧立御座旁，坚持不肯就位。及至内侍再三传达太上皇的旨意，扶掖了七八次，他才略略侧坐。于是乐声再起，内侍诸官、文武百僚开始依次挨个跪拜称贺。这时，赵昚忽又从御座上一跃而起，表示不肯接受百宫朝拜，在劝告下宰相陈康伯才勉强结束仪式。随后，赵昚在雨中恭送高宗出居德寿宫。第二天，赵昚亲率百官到德寿宫问安，此后，每年遇朔望及正旦、冬至等节日，赵昚都要赴德寿宫问安。

赵昚不甘于偏安东南，刚即位便力图一番振作，发兵恢复中原。他即位第二个月，就决定为岳飞平反，并起用被废锢的抗战派大臣张浚，委任他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负责统一指挥两淮前线诸路军马，破例进封魏国公。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张浚的敬重，赵昚还亲自书写《圣主得贤臣颂》一文送给张浚。同时，又将张浚的生辰牌位列于皇宫内祠中，每次遇到有疑惑之处，就先到祠中恭拜一番，再召张浚入宫，询问详情，以“示不敢面诘”。这种尊重之举，实可谓历代以来所少见。以至有些对张浚颇为佩服的大臣也觉得赵昚做得太过分，认为这有违君臣之义。但赵昚却毫不动心，还向朝臣们宣布：“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同时，他还厉行整军备战，并亲自在宫中练武。他还希望得到高宗的支持和鼓励，即位之初，他每次赴德寿宫问安，都要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但高宗却总是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有一次，他终于听不下去了，说：“大哥（指赵昚），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讨论这件事吧！”见此情景，赵昚默然无言，知道再多说也无济于事。从此以后，他在高宗面前再也不谈及有关恢复之类的事了。此外，他所倚重的史浩也反对北伐，由此被赵昚逐渐疏远。

隆兴元年（1163年），宋金关系紧张。四月，赵昚在张浚等主战大臣的鼓动下，决定先发制人，北伐金朝。张浚调集8万人，号称20万，分兵两路：一路由李显忠指挥，从濠州出攻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从泗州出攻虹县。张浚坐镇扬州，协调诸军。五月初四日，李、邵二将按计划相继出兵。李显忠顺利渡过淮河，进抵陡沟。金将萧琦率军迎击，宋军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大败金军，随即乘胜克复灵壁。邵宏渊进攻虹县的行动却很不顺利。由于指挥不当，数万宋军围攻仅有几千人防守的虹县城，竟连日受挫，直到李显忠派部分灵壁降卒入城劝说金将蒲察徒穆等人放弃徒劳的抵抗后，才得以进入虹县，邵宏渊心生妒忌。李显忠随即挥师北上，向宿州进击，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至宿州城下。而邵宏渊却在虹县屯兵观望。李显忠建议两路合攻宿州，邵宏渊不置可否，李显忠只好独自血战，攻下宿州。赵昚闻捷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三路招讨使，邵宏渊为招讨副使，并准备御驾亲征。然而此时金军站稳脚跟，大举反扑，而宋军内部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员主将不合，宋军孤军深入，兵力单薄，处境岌岌可危。张浚察觉到了危险，准备命令撤退，但纥石烈志宁等率领的金军主力已赶来，于五月二十三日从李显忠手中夺回宿州，二十四日在符离大破撤退的宋军，隆兴北伐就此草草收场。

赵昚接到消息后，一面抚慰向他请罪的张浚，要求他稳住阵脚，以备金军乘胜攻入宋境，同时考虑搁置北伐大计，重回对金媾和路线，于六月起用主和派大臣汤思退，一个月后拜为右相兼枢密使，主和派重新活跃于朝堂。八月，金朝放出风声，声称只要宋廷同意恢复绍兴和议的各项条款，即可成和，否则将派主力挥师南下。汤思退等主和派纷纷上言劝说赵昚同意金人的各项要求，息兵求和。而张浚、胡铨等主战派则极力反对，经过两派辩论以及金人的军事压力，赵昚最终倾向于主和派，遣使赴金议和，于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达成隆兴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南宋将收复的地区全部归还金朝，南宋对金的“岁贡”改称“岁币”，从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此后，赵昚不再北伐。

隆兴和议缔结前，张浚、汤思退都被贬斥并去世。进入乾道年间，赵昚又连失陈康伯、黄祖舜、王刚中、张焘、杨存中等重臣。赵昚遂破例起用资历较浅的虞允文、洪适，但两人都因事很快去职。乾道二年（1166年）冬，赵昚又起用叶颙、魏杞为相，并以蒋芾为参知政事，陈俊卿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几年来一直残缺不全的执政班子至此基本配齐，时人称为得人。其实，这是将主战、主和两派调和在一起的班子，四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不一，意见各异，很难做到团结合作。叶颙素来主张恢复中兴，上任后即建议赵昚重用汪应辰、王十朋、陈良翰、周操等一批主战派大臣。而魏杞却始终是反战主和。隆兴年间，他一直与汤思退等人关系密切，对他们是言听计从。这次入居相位后，每遇赵昚谈起恢复之事，他都提出种种理由，极力予以劝阻，使赵昚相当失望。一年后，赵昚以冬至打雷为由，免去叶颙、魏杞的相位。翌年二月，赵昚升蒋芾为右相，让其独掌相权。当时，赵昚的北伐热情再度高涨，希望蒋芾能抓紧筹划有关事宜。不料，以主战著称的蒋芾却以“天时人事未至”为由，大加劝止，主张维持既有和局。当赵昚打算让他出任北伐统帅时，蒋芾又一口拒绝。赵昚不禁愤然于色，仅历五个月，即下令免去蒋芾之职。

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赵昚任命陈俊卿为右相兼枢密使，旋又进其为左相。翌年六月，再次起用虞允文为枢密使，八月擢为右相，仍兼枢密使。两人均为主战派，体现出赵昚仍存北伐恢复之志。虞允文入朝为相后，积极主张修改隆兴和议的有关条款，建议遣使赴金，要求金朝归还北宋诸帝陵寝所在的河南地区，更改屈辱性的南北交往礼仪。而陈俊卿则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此举纯属徒劳，不仅无助于改变南宋对金的屈辱地位，反而会引起金人的怀疑，不利于恢复计划的从容进行。赵昚采用虞允文的建议，陈俊卿不得已辞职，虽然遣使改约的想法落空了，但此后数年间都由虞允文单独为相，并与他规划北伐大计。

乾道八年（1172年）九月，赵昚批准虞允文提出的辞去相职的请求，改任他为四川宣抚使，加少保、武安军节度使衔，封雍国公，决定川陕方面由虞允文指挥，江淮方面则由自己直接负责，约定东西两地同时起兵，会师河南。不到两年，虞允文就卒于任上。虞允文死后，宋廷再也没有出现像虞允文那样名声卓著、坚决主战的重臣，赵昚也再没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此后，他为政以求稳为主，从淳熙元年（1174年）到淳熙七年（1180年），他起用曾怀、叶衡、龚茂良、史浩、赵雄等为相。从淳熙八年（1181年）起，赵昚一改频繁更换宰臣的做法，长年任用王淮为相。王淮辅政时，注重赈济，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整顿财政收支，使南宋国势颇有起色。

淳熙后期，赵昚日益倦政，已有退位之念，只是碍于太上皇尚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太上皇高宗病死，丧事尚未办完，赵昚便私下召学士洪迈入宫，以准备为太上皇守丧三年为由，表示欲传位太子赵惇，先让其参与朝廷决策。十一月初二日，赵昚正式命太子参政，并设立议事堂，作为太子与宰执们讨论政务的场所。第二年正月，他又决定进一步放权，规定除了朝中馆职、地方监司及武臣刺史、铃辖以上重要职务的任免仍由自己亲自掌管，其他官员的升降补调概由太子决定，只需上报取旨即可。不久，赵昚干脆让太子直接随朝听政，凡朝政国事，均先与太子商量后才决定。

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二十日，赵昚正式向宰执大臣们宣布自己将禅位于皇太子，从此退休静养，以守高宗三年之丧，二十八日，赵昚改德寿宫为重华宫，作为自己退位后的居所。二月二日，在紫宸殿举行了内禅仪式，赵昚成为太上皇，被尊为“至尊寿皇圣帝”。然而，新皇帝赵惇对自己的亲父远不如赵昚对自己的养父孝顺，时而朝拜，时而推病数月不去，赵惇的皇后李凤娘也是十分凶悍，常惹赵昚生气。在立赵扩为太子的事情上，赵昚认为不宜太早，李凤娘便怂恿赵惇不去重华宫朝拜。由于赵惇夫妇对自己不孝、经常不见自己，所以赵昚郁郁不乐，忧愤成疾。到了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其病势已相当严重。但即便到了这种时候，赵惇还是不肯到重华宫探视，反而与李凤娘一起到玉津园游玩。五月，赵昚病情进一步恶化，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很想在离世前再看赵惇一眼，以至每天都要多次询问赵惇来否。但赵惇和李凤娘闻讯后，却依然无动于衷。丞相留正率群臣再三恳请赵惇满足太上皇的最后一个心愿，赴重华宫看一下，赵惇却挑衣而起，不愿多听。留正等人紧拉着光宗衣角不放，劝道：“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赵惇置若罔闻，径自返回内殿，以致龙袍为之撕裂。过了两天，赵惇传出旨意，命留正等人停职待罪，听候处分。消息传到重华宫，赵昚既对赵惇彻底失望，遂病入膏肓，于六月初九日（1194年6月28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赵昚死后，庙号孝宗，谥号哲文神武成孝皇帝，葬于永阜陵。赵惇连丧事都不肯主持，太皇太后吴氏只得由自己代行祭奠礼。赵惇因为不孝等问题触怒朝野，不久即被逼退。

赵昚关注吏治，他在位时采取了五项具体措施：

（1）严贪赃之法。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一月，赵昚下诏，宣布加重对贪官污吏的惩罚，规定自今以后，凡经审查确认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律免职，终身不许再用。以前已被重新起用的，也要依此改正。为防止有的人伪造履历，隐瞒犯赃经历，或冒名顶替，再入官途，赵昚还命有关部门对每一个贪赃案均详细记录在册，供官吏录用时核查。不久，赵昚又进一步规定：凡朝廷命官犯有贪赃枉法之罪，情节严重的，除没收全部家产外，一律像一般罪犯那样黥面刺字，流戍边地。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还以为赵昚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摆摆姿态而已。就像高宗那样，法虽严厉，实际上却形同虚设，故心中仍存侥幸。如有个叫石享义的官吏，置赵昚的三令五申于不顾，继续贪污受赔，事发后，赵昚极为震怒，下令按法籍没其家产，刺配边地。到这时，官吏们才认识到赵昚惩治贪好的决心，于是不得不有所收敛。

（2）重官吏考核。高宗时，表面上虽有一套看似严密的官吏考核制度，但实际上官更升迁多凭资历，不讲实绩。加上奸臣当道，以权谋私，许多人或趋炎附势，或敷衍职守。赵昚认为，要改变这种端，就必须严格考核，以实际业绩和才能为升迁依据，同时，限制升迁名额，以鼓励官吏之间的互相竞争。隆兴元年（1163年），他在广泛征求大臣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每年地方主要官更的升迁以80人为限，被迁者必须经过至少九次以上的考核，并由二名大臣保荐。若经过考核，符合条件的不足规定数，宁缺勿滥。至于政绩特别突出的，则可以不受名额限制。关于考核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视各地情况有所不同。如湖南等地，以垦田多寡和农业好坏为主要考核内容；淮南、川陕等边境地区，主要检查其能否“安辑流亡，劝课农桑”。凡考核不通过的视情况或增加考核次数，延长考核年限；或降官贬职；或就地免职。为便于朝廷对地方州县官的考核，还规定各路主任官必须定期按要求将所属各级官更的具体情况上报朝廷，以备参考。不久，赵昚又进一步规定朝中官员的升迁标准。如侍郎（各部副职）升为正职，必须先出任地方官职，且考核通过者方可，否则不仅不能升迁，还要视其具体情况予以处罚。

（3）裁汰冗官。自北宋以来，官吏冗滥现象一直十分严重，到高宗时更严重。不仅办事效率低下，而且极易导致官风不正。赵昚要整顿理治，必然涉及到冗官问题。为此，即位初期，他便颁布两条敕令：其一，遇郊祀大礼，不再奏荐任子；其二，暂停特奏名一年。这两项命令一下达，由于涉及众多官吏的切身利益，反对呼声风涌而起。有人直接向赵昚指出：“陛下即位未久，恩泽未遍，此二事关于士大夫者甚众，愿少宽之。”但赵昚没有在压力面前妥协，仍坚持实施。随后，他又规定：各级官员凡年满70岁者，没有特殊情况，都应自动请求退休，若赖在职位上，无自知之明的，则予以强制退休，并取消其子孙恩补特权。与此同时，赵昚还开始着手准备调整官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冗官问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二月，他下令重新调整宫内侍从和外朝文武官员的人数，裁减部分散官闲职。次年七月，他又决定精简朝廷各部门的属吏人数。但由于对金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和议问题，此事只好暂时置下来，直到隆兴和议达成后才重新展开。从乾道初期到中期的六年中，赵昚先后采取了三次较大的猜测冗员的举动。通过精简，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吏员人数基本上恢复到北宋时的规模，有的还有缩小。

（4）严格官吏选拔。科举、任子、在职大臣推荐是宋代选拔官吏的三个主要途径。其中，后两种方法既无明确标准，也无严格的审核制度，致使不少官吏趁机营私舞弊。赵昚为了改变这种弊端，规定吏部七司宜置例册，严格记录：并规定官吏举人须负连带责任，若所举非人，则要受相应的处罚。当时，还有的大臣建议大幅度减少任子名额，赵昚虽内心很是赞同，但考虑到任子制度由来已久，且牵涉面极广，若遽然作全面改革，必引起诸多议论，扰动人心，结果很可能欲速则不达。不如循序渐进，逐步展开。于是，他先是适量减少任子奏荐次数，如遇郊祀大礼，暂停奏荐；继而进一步严格任子入职之法，规定凡任子之类初次授予实职，一律须经吏部考核，无论是蒙先辈功恩荫补之人，还是宰执大臣子孙，均不能例外，即使是出任一些闲职散官，也不准免试。

（5）禁朋党之风。赵昚认为：“近日大夫议论好恶，多不从公心。”为此，他特地把“知无不言，言皆当理”八个字作为大臣们，尤其是台谏言官们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将其载入“训词”之中，并反复告戒臣下，在职应“留意政事”，做事应“立纪纲，正法度”，切不可因于朋党之争。当时，朝臣中正为赵昚宠信龙大渊、曾觌二人议论纷纷。龙、曾二人原是赵昚为建王时的僚属，与赵昚关系密切。赵昚即位后，二人即被破格任以显职，朝野舆论大哗。御史刘度、胡沂等人相继上书表示反对。赵昚误以为刘度等人互相串通，复行朋党之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将他们撤职，并明确表示：“朕一定要破除朋党之风，以严明朝廷纲纪！”后来，他了解了事实真相，才重新恢复了有关官员的职务。

北宋中期，神宗改革官制，在三省虚设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另以尚书省副职左、右仆射为实际宰相，分兼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北宋末，一度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旋复旧。南宋初，合并三省为一，尚书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与左、右仆射并掌朝政。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赵昚决定仿效汉代体制，改称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裁去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三省职事正式统归两丞相执掌。于是，北宋以来一直以尚书省副职临时执掌相权的局面由此结束，丞相无论在职权上，还是在名位上（官阶由从一品改为正一品）都较以前有所加重。这种变动，实际上与赵昚当时欲加重虞允文职权、谋划再次北伐有关。

自北宋以来，费用浩繁，支出冗滥的现象一直十分严重。赵昚一即位，就明确表示要“务从省约，无至劳烦”，并决定首先从自身和朝廷大臣做起。按惯例，每年逢君主生日，各地州县都要贡奉大批金银财物作寿礼，不少官吏趁机因缘为奸，中饱私囊。即位次日，赵昚宣布暂停各地进献寿礼。三个月后，又决定停止会庆节（赵昚诞辰日）的庆祝活动。

自绍兴初以来，都城临安府一直设有膳营机构，专门负责为皇宫提供计划外物品，数量虽不大，每年所费仅2万余贯，但赵昚认为宫中物品的采购供应已有专职机构，临安府的供应纯属冗费，下令将其裁撤。

教坊是负责皇宫和朝廷礼乐歌舞事务的部门，高宗时，教坊共有乐工460人，较之以前诸朝规模并不大。但赵昚以国势艰难，无心舞乐，下令予以裁撤，若遇几个盛大节日，舞乐不可少，就临时从社会上招募。

祭祖拜神是当时一项规模宏大的活动，每年都必不可少。每次祭祀，除活动本身的巨大开支外，还常常要向文武百官、军士兵卒广赐钱物，以示皇恩浩荡。故所费动辄数百万，成为政府一大开支。

隆兴二年（1164年）正月，赵昚决定对此进行改革，规定有关部门在筹划此类活动时，除必不可少的开支外，其他均从严控制，如降低军士赏赐标准，百官之赐减半颁发等。

与裁减冗费的举动相呼应，赵昚又大力提倡节俭。面对当时在达官贵族和富有之家中十分盛行的追求豪华、竞相夸富的风气，赵昚既深感不满，又颇为忧虑，认为若听任奢侈之风的无限制发展，不仅徒耗大量钱财，而且极易使人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而意志全丧，同时会引起广大百姓的不满。因此，他一再下诏严禁奢侈之风。

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他重申严禁“铺翠销金”之令，要求官僚贵族务从俭朴。为了给人们树立一个榜样，赵昚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据说赵昚在其御座右侧常放有牙签20支，其中10支是绿色，10支是白色。每逢宴会，若他拿出白签，侍从只倒半杯酒，拿出绿签，则斟满一杯。一般都只出一签，最多也不超过二三签，也就是说，至多满饮数杯，宴会即告结束。

有一次，大臣周必大在夜轮值宫中，赵昚召其入内殿，设宴款待。所上菜肴只有数盘寻常之物，盛物之器，除酒壶、酒杯是金制的，其余均为常见的玉器瓷缶，十分简朴。酒过二巡，宴席即终。事后，周必大逢人便讲此事，对赵昚生活的简朴感叹不已。

当时，有人称赞赵昚“圣性简俭，虽古帝王未有也”。这虽不免夹有溢美之意，但从中亦可见赵昚讲求节俭，并非全是装模作样。

对于广大百姓的穷困处境，赵昚在即位前已有所了解，并表现出一定的同情心。即位后，他一再提醒各级官吏要注意民问疾苦，去除那些额外的科敛，以缓解人民的负担，并在这方面陆续采取了不少举措。如即位次日，他下诏要求各地官员们仔细求访，“应有忧民之事，条具开奏”，以便尽可能地去除“民间科扰”，并下令免去四川地区历年所欠租赋。至八月，又颁发宽恤百姓的18条具体措施。十一月，免征各地酒坊欠税40万缗。十二月，免征四川地区扰民严重的税钱。不久，又豁免秀州等地贫困之家的欠租等等。

自绍兴末年以来，各地自然灾害频起，使许多原来就勉强维生的百姓更是聊无生计，流离失所。如两浙地区，连续两年大水，灾民成群，一度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对此，赵昚一方面要求各级官吏及时地如实报告灾情，并共商对策，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又多方采取措施，赈灾救荒。如隆兴元年（1163年），下令免除两浙地区受灾百姓的当年租赋；隆兴二年（1164年），又特从内库中拨出银40万两，余米以灾民，并调拨江西义仓米20万石分发。为了防止一些奸吏借赈灾之名，行营私舞之实，赵昚还一再要求有关大臣、尤其是台谏言官们注意对救灾物资分发工作的监督。一经发现有人截留克扣，或假公济私，分发不公，即予检举弹刻，从重惩处。由于连年受灾，饥荒盛行，不少地区的百姓穷困潦倒之余，纷纷求神拜佛，祈求寞寞苍天的保佑。一些大臣也建议朝廷分遗灾区郡县官更涛于各地山川神祇，“以缓天遣”。但赵昚认为此举大可不必，“应天当以实”，与其徒劳寄希望于空幻神灵的“帮助”，不如脚踏实地采取行动，努力去战胜自然灾害。因此他告诚各级官吏，切不可拘泥于天意而坐以待能，并带头进一步削减宫中开支，“避殿减膳”，将节省的钱物用以赈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避免大规模的灾民哄起、饥民乱争危险局面的出现，这对于新即位的赵昚来说已属不易。

到了乾道年间，为了使救灾政策能得以切实有效地执行，赵昚先后采取了不少措施。如严惩那些隐瞒不报或救灾不力的官员，奖赏赈灾有方的守臣。绍兴知府徐嘉不积极救灾，致使饥民大批死亡，赵昚下令将他及其属下两个县令就地免职；知温州胡与可动用常平仓钱物账济受灾百姓，并上疏自劾。因为按当时规定，常平仓非经朝廷允许，地方官无权擅自动用。但赵昚不仅没有怪罪，反而称赞胡与可赈灾有方，免究其擅发之罪。同时，赵昚又注意选派一些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赴各地监督和检查救灾的实际情况，凡发现有“不实不尽”或“有亏公私”者，即予惩处，并要求各路“监司守臣条具合措置存恤事件闻奏”，以便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在救灾赈灾的同时，赵昚又在考虑如何建立和完善有关救荒的常备制度。他一再下令要求各地整顿义仓、严禁挪用；广设常平仓，以备急需。

但是，义仓、常平仓积弊重重，要恢复其救灾赈荒的原有功能并非易事，特别是许多州县由于财力困乏，长期来一直靠挪用义仓、常平仓维持局面，若要其停止挪用，很难做到。因此，赵昚虽然三令五申，力革积弊，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既然传统的备荒制度已无法完全恢复，赵昚便转而探索新的赈灾方法。乾道初年，福建一带饥荒盛行，盗贼蜂起，“人情震恐”。乾道四年（1168年）五月，朱熹等人在建宁府崇安县创置社仓，请官府贷粟600石，分发给饥民度日，至秋后收获，再连本带息归还。知府王淮乃命另立一仓，设于乡社，选派专人管理，饥荒时救济，岁丰时纳入。这实际上是旧有义仓的一种变形。所不同的是，义仓设于州县，由官府直接控制，常被挪移，而社仓设于乡镇基层，由参加者选派代表管理，便于监督，故弊端较少。崇安的社仓实行数年后，除还清原来官贷的600石外，又积有3100石。“虽值荒年，民不歉食”，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其它一些地区也开始仿效崇安县的做法，纷纷设立社仓。于是，此事逐渐引起了赵昚的注意，认为这实不失为百姓自救的一个好办法。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完善，到淳熙年间，赵昚正式颁诏各路，将社仓法推广到全国，规定：各地借常平仓或富豪的部分粮食在乡社设仓，参加的民户以十家为一甲，推选甲首一人；以五十家为一社，推社首一人。由出粮的富户、社首、保正及在乡士大夫负责管理有关事务。除逃军、无赖和富裕之家外，其余贫困户均可自愿申请参加。参加者开具一家老少人数登记在册，大人限贷一石，未成年者限贷五斗，五岁以下不贷。开始时收息20％，候所交息累计为贷本10倍时，即停止收息，只收耗粮3％。凡拒绝还贷者予以重罚。尽管由于不少富豪乡绅的从中舞弊，社仓法全面实行不久便演变为一项民害，但在其试行和初行时，对于救助一些贫民渡过灾荒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增发纸币是赵昚所采取的重要理财措施。隆兴年间，尤其是乾道初，赵昚为暂时缓解财政上的严峻局面，决定扩大纸币种类，增加发行量。当时印发的纸币主要有以下几种：

增发纸币虽暂时弥补了财用上的部分不足，但也带来了种种消极后果。由于发行量激增，币值贬降严重。如钱引1000，官府规定值铁钱1280文，而民间交易中实际只值700文。东南会子1000，原值铜钱1缗（1000文），后下降为750文。而湖北会子更降为每千值现钱500至600文，前后贬值达50%。币值大跌，一方面实际上是对百姓的一种变相掠夺；另一方面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尤其是对商业活动影响极大。同时，南宋政府虽规定其所发纸币可与现钱共同流通，但在征收赋税时，却又只收现钱，拒收交子，这更引起民间的诸多不满。因此，到乾道中期以后，赵昚不得不对一些纸币发行和使用办法进行整顿。如乾道三年（1167年）底，他下令拿出库银200万两、现钱200万缗，将大部东南会子收回，以余下的500余万为基本定额，定期更换。乾道四年（1168年）春，规定会子可使用于官民各方面，包括军队开支、商品交换、朝廷各部门支出、皇宫费用和赋税征收等。乾道七年（1171年），又进一步规定各地州县上交朝庭的赋税，由原来的全部为现钱，改为七分会子，三分现钱。乾道八年（1172年），决定用东南会子收兑全部两淮会子。

出卖官田是赵昚为增加收入所采取的又一个重要举措。南宋的官田主要来源于折纳、抵当、籍没、户绝等田，以及天荒、江涨沙田、弃堤、退滩和江河湖海滨涂地等，数量相当庞大。由于经营不善，加上有关官吏的徇私舞弊，屯田、营田收入甚微，有的甚至得不偿费。鉴于官田经营中的诸多端，从绍兴末年起，南宋政府开始在一些地区尝试出卖官田。赵昚继任后，卖田规模进一步扩大。到乾道二年（1166年）底，售官田所得为540万缗，虽没有完成原定的700万缗的目标，但对于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乾道三年（1167年）六月，赵昚决定，除四川地区外，其它诸路的营田、租田和部分屯田均予出卖。不久，他又下诏，命令将全国各地的没官田产，除两淮、京西、湖北诸路外，其余的642万亩田、21000亩地、8400间房屋全部售民。限一年内售完，估价总额为516万缗，并派遗使臣分赴各地监督执行。由此，出卖官田的行动全面展开。到淳熙初，已累计出卖官田约700万亩。

除了增发纸币和变卖官田外，赵昚对一些赋税也作了适当地调整，主要是确定每年的税额以稳定财政收入。如设在临安、建康、镇江三地的榷货务和都茶场，绍兴年间的收入，多时每年有2100余万缗，少时只有1300余万缗，起伏很大。乾道初，赵昚下诏，规定三地岁入以2400万缗为额，其中建康1200万缗，临安800万缗，镇江400万缗。超出定额者受赏，未完成定额者受罚。又如规定临安府的酒税，每年以160万缗为额（后增至210万缗），有余时纳于内库，不足时再由内库补足。

赵昚采取了不少措施，试图对原有的财政体制进行一番整顿。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

一是统一财政管理。为了改变长期来由多个部门分头独立掌管财政所带来的收支上的极度混乱局面，乾道二年（1166年）十二月，赵昚采纳大臣陈良佑的建议，下令设立“三省户房国用司”，作为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国用司由宰相主掌，参知政事辅助，主要负责对各财政部门的协调统一和监督工作。

二是建立支出帐目审报制度。针对各财政部门支出随意性大，帐目混乱不清，导致浪费严重、官吏舞弊现象普遍的情况，同时也为了便于国用司的具体协调和监督。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赵昚决定严格政财帐目的管理，下讯规定：自从今以后，每月初五日，凡皇宫禁内、文武百官、三司诸部，以及在京的各军事机构，都必须将前一个月的开支情况详细造出清单，送国用司审查，并报送皇帝过目。外地各路军马也按此法，先由诸路总领听核查，再上送朝廷。

赵昚的上述措施已触及到当时财政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真能切实地得以执行，可以猜想财政状况会有很大改观。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表面上看，国用司可以监督所有财政部门，其权限不可谓不大，且由宰相、参知政事亲自掌管，其地位也不可谓不尊，然而宰相们既要负责全国政务和军务，又要兼管具体的财务，无论是精力上还是能力上，都不可能。何况当时士大夫多以理财为耻，宰臣们对财政一窍不通，如大臣蒋芾被人们视为较善于理财的士人，赵昚因此任命他出任宰相。但他任职后，在理财方面并无建树，使赵昚大失所望。

不过，乾道年间赵昚对财政的整顿，从整体上讲虽不成功，但多少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如一度十分严重的中央财政收支失衡情况有所好转、快速增长的支出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等，这使得乾道至淳熙的大部分时间成为南宋一代财政状况较为稳定的时期。

南宋时期以后，由北宋中期程颐、程颢（合称二程）等人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日趋系统、严密，尤其是乾道以后，随着朱熹、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的出现，理学思想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大大增强，渐成一种风尚。理学家们倡导“性命之学”，主张通过“修身养性”以“致圣”，这很容易使人陷于浮夸务虚、明哲保身之中。因此，不少具有求实精神的学者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赵昚自即位以来，一直对慢诞虚浮的士风、学风深恶痛绝，他多次以不满的口气对大臣们说：“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今为书生者多事虚文”“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时读书不见于用”。而一些大臣也要求对理学之风予以抑制。如淳熙五年（1178年），秘书郎赵彦中上疏请求赵昚下令在科举中禁用二程之说以改变士风。赵昚阅疏后，立即表示同意。及王淮为相，更是积极支持对理学的批判，一时朝中要求斥理学的呼声十分高涨。吏部尚书郑丙上疏称“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即理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要求罢去朱熹的官职。御史陈贾也面奏赵昚，指出“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表面上“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其实不过是“假其名而济其伪”。他建议赵昚“明语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赵昚听了深以为然，并下诏施行。于是，道学（理学）一词遂成为“伪学”的代名词。

当时，有人曾试图为理学辩解，赵昚对此表示：“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耳。”赵昚虽没有正式禁止理学，但理学由此遭到宋廷的多方压制。到宋宁宗时，理学正式被斥为“伪学”，遭到全面禁止，朱熹等理学家们也被称为“逆党”，而遭贬逐。

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赵昚即位后重新兴起。赵昚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再赠苏轼为太师。这些举措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赵昚在宋朝皇帝中以崇尚佛教著称。他很重视读佛经、研讲佛理，在这方面有相当的造诣。赵昚的尊佛与历史上梁武帝等那种尊佛也是不同的。梁武帝的尊佛危害了国家治理，而赵昚却把尊佛同国家治理分开。他在理论上讲以儒治世，而把释和道的作用局限于纯精神世界， 这就为限制佛、道二教干预政治作了铺垫。在他在位期间，尽管他始终尊佛，却从不让僧人参政，这是他尊佛的又一特点，另外，赵昚与宋徽宗等不同，他虽然在佛教、道教二者中较为倾向于佛教，不过对道教却不加排斥，即尊佛而不抑道。赵昚提出三教合一论，并认真研究佛理，适应了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他处理政教关系的理论准备。

赵昚刚即位就在隆兴北伐中受挫。乾道三年（1167年），赵昚正式宣布将再次谋划恢复，他的整军经武是以大规模的阅兵形式展开的。乾道二年（1166年）、乾道四年（1168年）和乾道六年（1170年），在前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赵昚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其目的有三：一是向朝廷内外官民上下表明自己不甘苟安、立志恢复的决心；二是鼓舞士气，激励军士们的斗志；三是促进对军队的全面整顿，了解军队的战斗力。通过连续三次大规模阅兵，为南宋建立以来所未见，它不仅对于鼓励士气、促进备战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当时苟且风气弥漫上下的情况下，振奋了民心，提高了人们的抗金复仇信心。

除了自己亲自教阅军队外，赵昚又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也都要集中演习教阅，以便及时发现平时训练的不足外，并加以改正。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准予破格提升，而一般士卒，若武艺出众，亦予颁赏。如成绩优秀的弓箭手每人每月可加三至五斗军粮，臀箭手可加五至八斗军粮;各方面能力都出众的，还可另升二级官资。在与大臣虞允文的一次谈话中，他强调指出：“军中既有激赏，人人肯学事艺，何患军政不修？”因此，赵昚三次阅兵，给将士的赏赐都十分优厚。如第二次阅兵，颁赏所费计金40镒（1镒等于24两），钱10余万缗。

在阅整军经武、加紧备战的同时，赵昚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习武不止。他常常带着几个皇子和侍从武臣，或于宫中骑马对阵，或在玉津园练习箭法。朝臣们对此多有议论，认为赵昚此举有失皇帝尊严，许多人纷纷上言谏阻。但不管廷臣们如何劝说，赵昚依然是我行我素。一次，赵昚连日骑射不止，大臣周必大忍不住再次入宫劝阻，恳切地说：“太祖二百年天下属在圣躬，愿自爱！”赵昚不以为然，明确表示自己“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乾道五年（1169年），赵昚在一次弓箭练习中，因用力过猛，弓弦突然断裂，反弹双眼，伤势相当严重，以致一个月不能上朝视事，一度引起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当眼伤痊愈后，闲暇之余，他仍热衷于御骑习射。

赵昚在位时，南宋朝廷仍延续绍兴年间自主养马的政策对孳生马监抱有希望，先后设立淮南地区的扬州马监和荆襄地区的龙居山马监及应城马监。但事后所得的马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品质也都很差。到乾道九年（1173年），所有马监全部关停，原来经高宗苦心扶植的临安南荡监也于这一年罢废。从此以后，南宋力图依靠马监自我繁殖马匹的尝试全部失败，战马完全依赖从吐蕃、大理购买的川马和广马。

赵昚即位后，一面为岳飞等抗金将领平反，一面起用张浚等主战派，对金备战。同时，他还遣使金朝，一则通报自己的即位情况，二则商讨改订绍兴和议的事宜。后者被金人拒绝。稍后，史浩又提出“官军西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顾，其离蜀太远，恐敌潜袭，保蜀反以亡蜀”，认为与其主动出击失败，不如稳守防御妥当，怂恿赵昚下令在川陕前线已收复了大片土地，且处于攻势的大将吴璘退兵。结果金兵趁机反攻，宋军在德顺军之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原先好不容易得来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自绍兴末年以来陆续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共十三州、三军之地重新落入金人手。及至虞允文自川陕还朝汇报，诉以实情，并极言此举之失，赵昚才发觉自己为史浩的片面之辞所蒙蔽，后悔不迭，连呼“史浩误我！”急忙再次下诏，要求吴璘根据前线作战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进退，但木已成舟，势不可挽。

另一方面，金世宗命大将纥石烈志宁率十万大军进驻河南，分屯睢阳、泗州等地，又任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兵，扬言武力夺回在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被宋朝收复的海、泗、邓、唐四州。负责江淮前线指挥的张浚一面断然拒断金人的要求，一面增派军队支援盱眙、泗州、濠州、庐州等地，严阵以待，密切注视金军动向。在南北不战不和的对峙状态下，赵昚于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听从张浚之议，发兵北伐，但一个多月后即告失败。其后，赵昚起用主和派汤思退等人，导致宋廷陷入主和、主战的激烈争端中。当时金朝要求恢复绍兴和议的条款，否则兴兵南下。赵昚不顾张浚反对，派卢仲贤赴宿州的金军营中议和。金人提出四项议和要求，即：宋军退出海、泗、唐、邓四州；每年如数按期交纳岁币；宋帝向金主称臣；遣散叛臣。这实际上是绍兴和议内容的翻版。赵昚虽欲虽欲议和，但又觉得金人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在卢仲贤临行前特地告诫他，在同金人议和时，切不可答应退还边地一条，岁纳币绢数也应有所减少，其他方面都要酌情力争。但汤思退却唯恐和议不成，私下嘱咐卢仲贤全盘答应金人的要求。卢仲贤懦弱怕死，不敢有半句争辩，只表示自己回去一定将有关条件禀报朝廷。于是，仆散忠义交给其文书，其中除将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外，其余悉如前议，并限令宋方于十一月二十日前答复。卢仲贤持书归来，赵昚将他革职下狱，发配外地。汤思退又奏请再派其死党王之望为正式通和使者，赴金廷议和，表面上声称要与金人重商议和条件，暗地里却嘱咐王之望一概同意金人的要求。这时，太上皇高宗也出来向赵昚施加压力，敦促他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还表示王之望出使时，自己也打算单独准备一份礼物送给金世宗。赵昚无奈，只得同意汤思退奏请。后经主战派陈良翰、虞允文等的反对，赵昚又下令王之望一行暂停北上，在边境待命；另遣胡昉为非正式使者，再赴金营交涉，声明四州之地决不可还。胡昉一到金营，仆散忠义以宋廷超过限定日期为理，将其关押起来。又发书宋廷，声称必须归还四州之地，否则和议无从谈起。面对金人的蛮横态度，赵昚再也无法忍耐，愤然之下决定中止和谈，召王之望一行回临安，命前线各地严加防备。张浚顺势重提临幸建康之事，赵昚答应，并决定在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动身，要求有关部门和沿路州县抓紧筹划有关准备工作。

不过，赵昚中止和议、欲图再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时的激愤，其实他对于与金人重开战局并无足够的信心。因此，等到胡昉被放还、金世宗借机释放和谈信号时，赵昚刚振作起来的一些锐气马上减去了大半。加上汤思退等人轮番怂恿，赵昚的态度又发生变化，决定取消建康之行，重新与金议和。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赵昚下令驻守江淮前线的各路大军陆续撤退归营，并派钱端礼、王之望两名主和大臣分任淮东，淮西宣谕使，监督诸军后撤；四月，再次罢撤江淮都督府，同意张浚的辞职请求；五月，遣散“效用”军士，禁止前线将领接纳北方叛臣；六月，命令虞允文主动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执行，被罢官；七月，撤消江淮一线守备，退出海、泗等地；八月，分遣魏杞和王扑分赴金廷和金帅仆散忠义军营，商谈和议；九月，任命汤思退为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及江、池等州各路军马都督，让其执掌防守长江中下游的军事大权；同月，王之望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至此，朝中军政大权完全为主和派掌握。魏杞临行前，赵昚所确定的正名、退师、减岁币、不返叛臣的四项谈判原则，实际上已不再涉及关键性问题。魏杞行至途中，仆散忠义又将其扣留，要求拆看赵昚给金世宗的国书，进而提出必须再割让川陕前线的商、秦各州，否则将统率大军挥师南侵。赵昚只得遣人更换国书，表示愿归还海、泗、邓、唐四州，并维持岁币旧额不变。仆散忠义仍不满足，宣称宋廷和意不诚，无法继续谈判，率军对南宋发动进攻，宋军溃败，只有魏州知州魏胜力抗金兵，最后寡不敌众，战死沙场，金军便轻而易举地突破宋军淮河防线，攻入淮南地区。到十一月初，濠州、滁州、楚州相继陷落，扬州也岌岌可危，战线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还在金兵大举南攻前夕，赵昚接到魏杞的报告，闻知金人得寸进尺，心中就已对听信汤思退等人之言感到后悔，说：“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表示若金人坚持以割取商、秦等地要挟，则只能弃和为战。他下令各路军马重新开赴前线，命魏杞停止议和，将所带的礼物钱帛犒赏前线将士。但魏杞在汤思退的指使下，拒不奉诏，只是暂时退回镇江，坐等金兵胁迫赵昚屈从，这使得赵昚对汤思退进一步产生不满。及至金兵突破淮河防线，进抵长江北岸，赵昚重新起用陈康伯为首相，虞允文为副相兼同知枢密院事。十一月十日，赵昚下令免去汤思退的一切职务，削夺其国公爵位，将其押赴永州管制，途中死去。不久，赵昚又相继罢免了尹穑、王之望的职务，主和派受到沉重打击。然而，赵昚固然后悔听信汤思退等人主张，可面对近二十万金军的大举进攻，宋军仓促应战，顾此失彼，连连败退，他最终选择了妥协，希望通过和议稳定日趋危险的局势。就在汤思退被罢职后不久，赵昚便悄悄派王抃再度赴金营，表示愿割让秦、商等地，以换取金人的退兵。于是，双方在十二月达成隆兴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南宋将收复的地区全部归还金朝，南宋对金的“岁贡”改称“岁币”，从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随后，赵昚派魏杞再赴金廷，正式交换和约文本。

乾道年间，赵昚一面加强对金的防备，一面听从虞允文的建议，派遣使臣赴金，修改隆兴和议中的部分侮辱性条款，其中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之地。河南为北宋皇帝的寝陵所在，听任祖宗寝陵长期沦丧敌手，对赵昚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耻辱；二是改变侮辱性的受书之礼。绍兴和议后，每次金使南来，宋帝必离榻降阶，接受国书，以彰显金宋之间的君臣关系。赵昚继位初年，陈康伯执政，深以此礼为耻，乃改为由伴使取国书进上，表示宋帝与金主同为至尊，地位平等。及至主和派汤思退为相，恢复绍兴旧礼。赵昚一时迫于时局，忍辱接受。隆兴和议订立后，金宋之间虽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但受书礼却没有改变，赵昚内心深感耻辱，一直想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受书礼。乾道六年（1170年），赵昚任命起居郎范成大以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察使兼侍读、丹阳郡开国公的头衔出使金朝，请求达成两项改约目标。金世宗本来已从西夏那里得知南宋四川宣抚司曾与任得敬密谋攻金，看到范成大提出的要求，怒不可遏，金廷诸臣纷纷要求扣押范成大。不过，金世宗又为范成大誓死不辱君命的气概所折服，觉得这正是为臣者最为难得的，遂力排众议，放范成大南归。金世宗断然拒绝改变和约的任何条款，只是同意将北宋诸帝陵寝悉数南迁，以堵住宋廷索回河南之地的借口。而赵昚却不肯就此罢休，在范成大回来两月后，他再次派中书舍人赵雄借贺金主生辰的机会，再次要求更改受书礼。金世宗说：“你国摆着钦宗梓宫迟迟不肯接归，却一味地要求归还河南陵寝，如果你们不欲钦宗归梓，我当为你国代葬，至于受书礼，几年来你们一直无异议，现在却突然要求更改，信义何在？此事不必再说。”于是，赵雄无功而返。进入淳熙年间，赵昚的北伐雄心逐渐磨灭，宋金关系也步入三十余年相安无事的阶段。

隆兴北伐前夕的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二十二日，南宋宰相陈康伯等致书西夏国主李仁孝，传达赵昚的友好致意。淳熙十二年（1185年），宋廷忽得“故辽大石林牙（指西辽开国之君耶律大石，其时已死多年，其孙耶律直鲁古在位）假道夏人以伐金”的报告。赵昚得此消息不辨真伪，立即密诏都统制吴挺与制置使留正商议，准备配合西辽伐金。枢密使周必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上奏劝赵昚“但当严备，随机应之”，赵昚这才注意到“所传皆妄”。但是赵昚并不死心，翌年四月，再诏吴挺联络西夏，依然无果而终。

隆兴北伐期间，赵昚派宋朝商人（一说高丽商人）徐德荣出使高丽，根据自己的密旨送给高丽国王王晛放着沉香的金银盒两副。为了回报徐德荣来访，王晛于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派赵冬曦、朴光去宋朝输献铜器，不过似未成行。

南宋时，交趾使臣在多数时期都在广西交割贡物，不准赴阙（来临安），只有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曾被特许来临安。乾道九年（1173年），赵昚再次特许交趾使臣来临安，其他年份都在广西交割。翌年，赵昚在丞相曾觌的建议下，册封交趾主李天祚为安南国王。之前宋朝从未承认交趾为“国”，只称其为安南道，一般惯例是初封其主为交趾郡王，后封南平王，追赠南越王。赵昚册封交趾主为“真王”（国王），标志着朝贡体系下的交趾正式升格为“国”（安南国）。而安南“外王内帝”，国内多有僭越，上给宋朝的表文用蝇头一般的小字来写。尽管如此，赵昚还是常常称赞安南的恭顺。

《宋史》（脱脱、阿鲁图等领衔，欧阳玄、揭傒斯等修）：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郑侨：恭惟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以聪明不世出之资，奋恢复大有为之志，英武同符于艺祖，神器亲受于高宗。励精九闰之余，致治百王之上。

何俌：

吕中：太祖、太宗兄弟相传，以开创业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禅，以植中兴之业。

陶宗仪：敷文德，求民瘼，明赏罚，惜名器。

张溥：

孙承恩：性资英明，治行勤励。恢复拳拳，可质天地。治民振武，敬天仁民。事机屡乖，志卒弗伸。

王夫之：

爱新觉罗·弘历：

翁同龢：南渡贤主，首推孝宗，虽无中兴之业，而有中兴之志。即如陈俊卿本是直臣，而孝宗能容之、能用之，非贤主而能若是乎？

张佩纶：孝宗在宋，允为高宗干蛊之令子，其志在恢复，而迄用无成，论史者至今惜之。然其故由于发之太骤，而持之不坚，不能尽诿诸运数也。……夫魏公（张浚）当隆兴之初，拜命而起，承久和弛备之后，必物色将才，整饬戎备，始能言战。乃上方锐意恢复，浚久在行间，屡经败挫，初不加以慎重，仍以粗心浮气应之，虽半为史浩所挠，实则咎由自取。孝宗既失之于张，中复牵于和议，气已中馁。及授雍公（虞允文）以宣抚，自应久任而责成功，乃临行有“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之谕，急遽无序，仍欲以浪战制强金，何其浅躁而不谙军事也！雍公之死，安知不因屡趣师期而西军实未简练、以至忧愤而亡乎？故主战者当快之于始，而持之以坚，斯得之矣。

蔡东藩：

虞云国：在南宋诸帝中，宋孝宗也许是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晚年却慨叹未能洗雪国耻。其中固然外有地缘政治的均衡因素，但太上皇的牵制和干扰，让他索手缚脚，有心无力，也是重要的内因。宋孝宗在位共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处于太上皇的掣肘之下。……恢复故土，洗雪国耻，事关南宋朝廷的国是大计，姑且不论宋孝宗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在太上皇的横加干预下，他甚至连完整贯彻自己恢复意图的条件都不具备。

江伟爱：综观整个南宋，宋孝宗统治时期（1162—1189）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的安定和繁荣。1162年，孝宗在35岁的成熟时期继承大统之后，他证明了自己不愧为宋朝开国皇帝太祖的后代。作为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统治者，孝宗在其养父高宗奠定的基础上巩固了南宋政权。政治上，剧变和激烈的权力斗争是高宗统治时期的特征，孝宗统治时期免于这些特征的影响。军事上，宋王朝变得比以前更加强盛。1165年签订和约以后，孝宗的政权和北方的金国维持着和平的局面。和平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普遍的繁荣，而孝宗节源的财政开支政策也使国家的财富更加充裕。他严格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政权的结果是，国内政策普遍有序和稳定。这段时期也是知识极大发展的时期，以涌现出的一大批在哲学、诗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著名。基于这些理由，孝宗被选为南宋最为杰出的君主，而他统治时期也被描述为南宋王朝的黄金时期。

相传赵昚之母张氏曾梦见神人崔府君拥一羊来，对她说：“以此为识。”随后张氏怀孕，在羊年生下赵昚，而赵昚的乳名也是羊。而同年崔府君又助高宗南逃（泥马渡康王）。后来赵昚入宫，又取了与崔府君原型崔瑗相同的名字。

佛宇挂钟的阁楼，多是空的，大概是想声音能够清彻。赵昚小时候偶然来到秀州城外的真如寺，登上钟楼游戏，而和尚们先用苇藤覆盖空处，错踩在上面，于是掉了下来。旁观的人慌乱无措，赶快去看的，赵昚却坐着，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隆兴初年，赵昚与侍从们打马球，以练习骑马功夫，不料其坐骑突然失去控制，直向殿庭旁低矮的廊房狂奔而去。见此情形，左右侍从皆惊呼失色，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赵昚虽也颇为吃惊，但他并没有慌乱，就在坐骑急驰奔入廊房的一瞬间，他迅速用双手抓住屋檐，脱离马背，然后垂立而下，神采不动，并让人追逐那匹马。一场大祸由此避免，侍从们在惊魂之余，山呼万岁。赵昚的这些经历都让人联想起宋太祖赵匡胤早年骑马遇险时处变不惊的事迹。

赵昚设宴款待宰执大臣。席前有杂剧表演以助兴。有艺人扮作三个秀才，一个自称是上党人，一个自称是泽州人，一个自称是湖州人。表演者问上党秀才，其乡出何种药物，回答：“出人参。”又问泽州秀才，回答：“出甘草。”最后问湖州秀才，回答：“出黄蘖。”表演者叹息说：“如何湖州出黄蘖，最是黄蘖苦人！”当时赵昚的亲兄赵伯圭仍在湖州，名位不显。赵昚看了此剧，心有所动，立即命人将赵伯圭召来临安居住，赐第奉朝请。

在吏部任职的儒臣程泰之曾奉命为赵昚讲解《禹贡》，凡遇书中阙文疑义，他都要旁征博引，详细辩说，赵昚听了很不耐烦，对大臣们说：“六经不过是残篇，有阙文疑义是很正常的，何必一定要强词夺理，附会曲解？而且各地地理状况各异，不是亲身经历，虽是圣贤也会有所不知，朕实在不理解程泰之的做法，想来他在处理吏部事务时也是如此。”随即借故将程泰之支出朝廷。

淳熙初，外戚张说颇受赵昚宠信。一天，他奏请赵昚，想要设宴招待诸侍从大臣。赵昚满口答应，并说要赏赐酒肴以助兴。张说十分高兴，立即散发请柬，邀请众人。诸大臣见张说恩幸正盛，都不敢回绝，只有兵部侍郎陈良翰一人拒不赴宴。张说私下向赵昚说：“臣奉旨设宴聚会，只有陈良翰不到，这实在是不把圣上放在眼里。”赵昚听了，也不多说，只让张说等人尽情宴欢。半夜，酒宴正酣，忽有侍从来报，说已批出御旨，升任陈良翰为谏议大夫，酒宴遂不欢而散。

赵昚对高宗非常孝顺，极尽讨好之能事。有一年元旦，赵昚苦于无新奇之物上寿。这时，有一来自北方的商人带来一条通犀带，十三个銙上都刻着扶杖而立的寿星，十分精致。赵昚见了大喜，认为用此带作为礼物，必得高宗欢心。商人开价达10万缗，他也不在乎。内侍们见商人乱抬价格，便暗中向他索要好处费，商人不肯，他们遂在赵昚面前极力奏说此带如何不好，是不祥之物。赵昚信以为真，最后打消买带念头。

赵昚退位后，光宗超过一年不来问安，他为之怏怏不乐。一天，他登上朝堂露台，听见街坊中有小孩争吵，其中有人高呼赵官家（指光宗），不禁忧伤之情涌上心头，自言自语道：“朕呼之尚且不至，你们呼他更是枉然。”言毕满脸凄然之色，从此身体更差。

《全宋词》录有赵昚的词作一首：《阮郎归·远德殿作和赵志忠》。

赵昚善书法，曾自言：“朕无他嗜好，或得暇，惟书字为娱尔。”《书史会要》称其“书有家庭法度”，即传承了宋高宗的书法艺术。可以确认的存世真迹有《宋孝宗手诏》，行书，纸本，是赵昚在乾道四年（1168年）写给抗金名将虞允文的手诏，现收藏于四川博物馆。另有草书《后赤壁赋》卷、《政道帖》等据称是赵昚的书法作品，尚存争议。

主词条：永阜陵

永阜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东南，为“宋六陵”之一，赵昚死后权葬于此，具体位置尚未确定。

2023年电视剧《惊天岳雷》：朱梓骁饰演赵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