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房，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所，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

康熙皇帝之所以看中南书房，并着力培植亲己势力，既受到了以往父祖们执政的影响，亦与当时上层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争斗有着密切关系。顺康之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重新扩张时期，它不但参与重大的军政决策，严重干扰和侵犯内阁处理日常政事的职权，甚至连皇权也时受掣肘。康熙帝继位之初，四大辅臣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朝政的实际掌控者。所以在亲政以后，康熙帝便运用政治手腕缩小辅臣议政的范围，以限制和削弱议政王大臣的权力，重塑君主威权;同时通过御门听政、议政等途径，使内阁能够比较正常地发挥效能，以达到适应处理各种不断扩大的政务的要求。根据以往的政治经验，君主要巩固和加强皇权，须有一个与外朝相对应并专属皇帝私人的内王侍从机构，因此密弥内廷的南书房无疑成了这个机构的不二之选。

清王朝沿入关前的惯例，将儒臣在内廷的直庐，即办事处所，称作“书房”。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玄烨亲政。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统治，特别要注意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的统治。顺治时曾设日讲起居官，康熙很赞赏设日讲官及宫内建直房的办法，他重视儒家经典，每日都令讲官进讲《大学》《中庸》等书籍，并从日讲官这一途径了解社会舆情，咨询政见；日讲官也力图以自己的政见或通过敷陈经义，求直言之机，作用于皇帝。但这种日讲轮直仍满足不了康熙加强皇权的要求。而且康熙十六年（1677年）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吴三桂等三藩地方割据叛乱已有多年，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需要进行大量重大而机要的文案政令议定活动。康熙帝需要有更亲近的大臣不时咨询，且博学善书，能帮助他处理政事。因此，几乎在设日讲官的同时，康熙也挑选了才品优长的汉族大臣入值内廷。

南书房成立的时间是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而对照当日《康熙起居注》所记载的内容，则更能清楚南书房设置的经过与目的。该日，康熙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人曰：“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城外，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今着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着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内阁大学士们随即遵旨会议后奏曰：“皇上勤学书写，甚盛事也，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可也。”康熙随即表示“依议”。

此事经内阁大臣们会同翰林召开会议讨论后，将名单进呈，康熙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正式谕令内阁：“着将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着食正四品俸。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着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伊等居住房屋，着交与内务府拨给。”又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尔等传谕张英、高士奇，选伊等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伊等俱系读书之人，此等缘由虽然明知，着仍格遵朕谕行。”

张英、高士奇得赐府邸于西安门内，此已属禁城范围之内，清朝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赐府邸于禁城内，可谓咫尺天颜。但当朝臣不在南书房入值或办公时，就要迁出禁城：“天子诏（朱彝尊）入南书房，赐宅景山之北，黄瓦门东南，居一年，名挂弹事史议当落职。天子宥之，左谪其官，复僦宅宣武门外。”

南书房的设置，起到了加强皇权的积极作用，但有些入直南书房的大臣却也利用其侍从重臣的地位，趁机结党营私，这却是康熙皇帝始料未及的。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被御史郭琇所弹劾，历数其广结党羽等罪名，最后遭到罢免。从高士奇被弹劾一事可以看出，南书房入直大臣因其工作特殊性，便于接近皇帝，确实拥有较大权力，因此才能擅权结党。康熙皇帝为了防止高士奇现象的再次发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又颁布一道谕旨：“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直南书房。朕不是咨询，可以知其人能者，以备酌用。”这道诏书，将以前只有两名入直大臣的南书房改为一次选四名入直，且用轮值的办法又削弱了常直者的权势，使每天入直人员都不同。

到雍正朝设军机处后，南书房就不再承办密写谕旨之事。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洲大臣和汉族大臣共同组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南书房真正成了“以诗文书画供御”的文馆。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在此期间，既出于特殊时期的政治需要，又为满足自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求，乾隆帝先后钦点数十人入值南书房，人数为历朝之最。乾隆帝即位后钦点入值的南书房翰林有方苞、嵩寿、介福、鄂容安、杨名时、梁诗正等，计43人。乾隆时重视培养满族文化精英。乾隆帝共钦定嵩寿、介福、鄂容安、观保、德保、玉保、瑚图礼、那彦成8位满族南书房翰林。高宗即位伊始就要求推荐满洲翰林。乾隆帝遴选满洲翰林入值南书房，重视满族文化精英培养；同时也表明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一批精通书画、文史的满族知识分子已迅速崛起。

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一部分由日讲官转为入值，是皇帝感到比较得力的词臣，另一部分人直接由下面选拔上来，他们品级、地位并不高，但都很有才华。海宁人查慎行，入值前仅举乡试，但对《易》书有研究，且喜欢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另一海宁人陈元龙。只是进士授编修，但他书法出色，也被康熙所赏识。更有像《南山集》案的牵连者方苞，出狱后隶汉军，康熙因夙知其文学声名，特召他入值南书房。可见入值者的出身、地位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才。

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唯独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他们编订《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修纂《圣训》《方略》《一统志》等。连《康熙字典》也是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奉命主编的。徐乾学与张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充分体现了康熙对汉人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南书房翰林们平时除侍奉皇帝观书作画，谈论学问以外，兼有撰拟制诰，以及咨询庶政、访问民隐的任务。这些入值官员曾秉承皇帝旨意，在参与“平定三藩”、“倾劾明珠”等重大政务中，都出了不少力;皇帝的某些政治设想和行动，不便立即传知外朝的，亦通过南书房间接透出风声，或予完成。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论及康熙南书房的机要秘书性质时曾言：“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这样，博学善书的翰林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被选入值南书房，“在内供奉”，“以备顾问”。在政军要务繁忙的这一阶段，侍讲学士张英得到康熙帝的极大信任，《清史稿》对张英参与的国策议定活动作了客观的记载：“一时制造多出其手。”而同时被严格挑选入值南书房的高士奇，也同样参与了康熙国策议定中的许多重要活动。高士奇在康熙军政决策的重要时刻，常被召至“内殿草制。或月上乃归”。高士奇因其出色的机要秘书工作而受到康熙的嘉奖。康熙曾手敕其书：“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实为可嘉。特赐表里十匹、银百两，以旌尔之劳，特谕。”不仅如此，康熙为了便于“不时宣召”，能够快速处理政军要务，还在皇城内赐第与张英和高士奇，在满族统治势力强大的清初，汉官赐第皇城之内这还是第一遭。由此，南书房在国策议定中之重要作用也可窥得一斑。

乾隆时期，充分利用南书房非正式机构的特性行使君权。乾隆帝即位后急需亲信出谋划策，梁诗正曾为其师，深得信赖。但梁诗正恰在丁忧，此时被授予实职会引起争议。南书房是特设的非正式机构，入值和退出全凭皇帝意志，机制灵活。因此，梁诗正丁忧期间被高宗召回并命入值南书房，正是充分利用南书房作为非正式机构在制度上的弹性特点。

南书房建立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康熙帝学习而后发扬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密切与汉族士大夫的联系。作为康熙帝的政治文化核心和清宫内廷机要秘书机构的南书房，其所起用的翰林都是清一色的汉族士大夫，而且以南人为多。这充分表明了康熙帝对强势的汉族文化传统渴望了解和迫切把握的政治心态。康熙帝宣召翰林张英、高士奇入值南书房的第一天，就急切表达了此种深入探究中华政治文化精粹的愿望。康熙帝言：“朕于书经、四书，讲读已久，常于宫中复诵，大义皆能晓畅。但圣贤义理无穷，今更欲细加讨论。”

康熙在南书房与翰林侍讲学习中原传统政治文化之时，经常进行内容广泛的政治治理方面的交谈。凡国计民生、用人行政、弭盗治河、诸子百家，无不论及。在交谈过程中，南书房侍讲翰林往往运用他们的政治文化知识积累对当时的社会弊政进行针砭，并以曲折委婉的方式提出建议和设想。南书房翰林客观上成为沟通康熙皇帝与汉族士人的桥梁，成为汉族士人、地主阶级谋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媒介。而在双方的政治博弈中，满汉民族之间强烈的政治仇视心理得到了化解，康熙帝也在这一学习汉族政治文化的过程中笼络了汉族士人，缓解了清朝异族统治造成的满汉民族间的冲突和对立。

南书房是康熙的“储才之要地”，这主要表现在许多清初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搜罗在南书房。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清代著名书法家沈荃，被誉为康熙书法四家之一的何焯，自然科学家戴梓等，都曾入值过南书房。他们被称为“南书房翰林”，或被称为“南书房行走”。

所谓翰林即是文学之士，系进士内选拔者，一般教习三年，然后再行考试，其中的优秀者留于衙门。他们的培养目标就是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因此其职责就是“侍从禁廷，进值讲筵，记起居注，撰拟册诰等文，纂修书史等事”。而南书房翰林更由于南书房在康熙皇帝办公宣谕的秘书机构中所处的中枢机要地位，而有着出类拔萃的特点。这些南书房翰林都曾经过严格的考试，被选者都是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代领军人物。为选拔这些汉族士人文化精英，康熙大多亲自考察。如初设南书房时选择的侍讲翰林张英，就是经过了层层严格、苛刻的考试与审察。而被誉为诗坛一代宗匠的王士祯之入选南书房，则经过多重方式。康熙皇帝以“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询问于大学士李霨以及张英等，都以王士祯为最博学善诗文者应之，从而促使康熙选择王士祯为南书房翰林。而清代火器奇才戴梓，既是一位天文算学家，同时也能诗文，精诗词书画。康熙时的南书房集聚着清初的众多优秀人才，他们或在国策议政中起到核心作用，或在汉族文化的传播中充当桥梁作用，或在军事活动中创新发明，对康熙皇朝的政治稳定、文化发展有所促进。

乾隆时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以学问和名望为择人标准，南书房人才荟萃。乾隆元年方苞入值，乾隆二年（1737年）张照入值。方苞和张照都曾在康熙朝入值南书房，一个是文坛领袖，另一个是书坛巨匠。乾隆帝再召其入值，伴随左右，顾问咨询。此外，乾隆朝南书房翰林中，杨名时、秦蕙田等人，名著一时，董邦达、董诰等则是知名画家。善书者亦不乏其人，如刘墉就是清代书法名家。乾隆帝身边汇聚众多重臣、学者、书画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君臣间既有以满足皇帝个人情趣为出发点的文化互动，又有以典籍编纂校订为重点的文化建设，还有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君臣之谊。

乾隆朝南书房的文化作用凸显，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编纂规模宏伟的文献总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俱全。四库馆开馆后，聚集大批知名学者、名人学士，其中南书房翰林更是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四库全书》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主要职务及任职人员名录中，正总裁16人，其中刘统勋、刘纶等6人入值过南书房;副总裁10人，梁国治、刘墉等8人入值过南书房;总阅官15人中，德保、庄存与等6人入值过南书房。在正总裁、副总裁、总阅官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曾入值或正当值的南书房翰林占很大比例。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南书房翰林也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于敏中与王际华具有代表性。

南书房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作为清朝一个特殊的中枢机构，在康熙时确实起到了“备顾问”的作用，帮助康熙巩固了专制皇权。

南书房的设置，是清朝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实际上，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如地位显赫但无决策权，机密性质等，南书房都已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