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最终已经超越其欧洲的起源和西方的范围，成为一种全球的普遍现象。

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承认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或“全球时代”，全球化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马丁·阿尔布劳说：“没有什么提法比'全球时代'这个提法更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来取代现代性；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形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

安东尼·吉登斯也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真实的，这与过去存在的类似进程不同，不管它的一些批评者如何评价，它都越来越难以抗拒。”吉登斯看到，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的一体化，但它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现象，“这是一个错误。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重塑生活。全球化是影响生活的主导性现象，不仅要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转变。所以，开始于17、18世纪的那个时代正在结束，而让位于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一个世界性的新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第一代人，现只能模糊地看清它的轮廓。无论在什么地方，它正在动摇现存的生活方式，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由集体的人类意志所推动产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种不固定的偶然方式出现，同时带来一系列影响。”

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不仅是西方左翼学者的一致判断，也是西方其他主流学者的共同结论。与此相一致，全球化必然地导致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不仅为西方左翼学者所拥有，也同样为西方右翼学者所认同。无论来自左翼阵营，还是来自右翼阵营，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的论证逻辑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认为，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根据这一逻辑，他们的结论是：所谓全球化时代，实质上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深刻变化。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各大要素已经超越西方国家而成为全球的现象。这些要素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劳动力、资本家。

资本的本质是产生利润，资本流动的铁律是：哪里利润高就流向哪里。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它基本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地流向它愿意流去的任何地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突出表现为全球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资本的交叉控股。统计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对外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高于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的7%。正如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在80年代末突飞猛进，比世界贸易和经济生产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工业国向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大约每年增长15%，工业国之间的直接投资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90年代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值达到数千亿美元。”此外，国际资本交叉控股现象也日益普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或多或少具有交叉控股的性质。例如，美国的通用公司拥有日本五十铃34%的股份，美国的福特公司占日本马自达公司 24.5%的股份，而日本的三菱公司拥有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权。 资本全球化与市场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展世界市场与扩展资本的流动空间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全球化的过程。首先是产品市场全球化。世界贸易总额在1995年就突破了6万亿美元，其中90%是在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完成的。从1990年到1995年，世界GNP增长率1%，而世界贸易增长率达到7%。不过，对于市场全球化最具实质意义的还是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资本市场在全球层次互相依存，对资本主义经济而言这不是件小事。历史上首次出现资本在全球整合的金融市场中，24小时即时运作：在全球电子回路里，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几秒钟内完成。新信息系统和通信技术使资金得以瞬间来回穿梭于各经济体之间，因此包括储蓄和投资在内的资本在全世界被律接起来，从银行到退休基金、股票市场和外汇交换等等。全球金融流动因此在数量、速度、复杂性和关联性方面，出现惊人的增长。”据统计，全球外汇交易额已经上升到世界贸易额的60多倍，1995年全球日外汇交易量达到1.2万亿美元，1997年达到55万亿美元，日均近1.4万亿美元。“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管制的解除、新的金融工具的创建以及通讯技术的进步都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大大提高一体化的程度。 90年代末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达到l.5万亿美元，比1986年增加8倍。……最后，衍生工具，即经过重新组合的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在国际金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值达到360万亿美元（超过全世界经济的总值）。”

生产的国际化和公司的网络化。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国际分工与专业协作的网络已经形成，重要产品和公司几乎全部国际化。一般认为，“跨国公司的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它们占有世界贸易的大约2/3，而公司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将近1/3。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及其国际扩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占有世界技术贸易的大约80%，并支持着大多数私人企业的研究和开发。巨额的资本需求和周期性的大量现金盈余使跨国公司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角。它们在贸易、金融、技术和文化全球化以及军事技术的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公司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到1998年， 全世界共有大型母公司53000家，其下属的跨国子公司达到450000家，换言之，平均每家跨国公司拥有9家外国分公司。尤其是，根据卡斯特等人的观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生产演变的重要趋势是生产过程的组织转变，包括多国公司本身的变化。商品与服务的全球生产渐渐地不是由多国公司担任，而是由跨国的生产网络完成，而多国公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若无网络的其他部分，该要素也无法运作”。因此，“大部分生产部门（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支配部分，都依其实际的运作程式在全世界组织起来，形成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谓的'全球网'（global web）。生产过程包括不同地点的不同公司制造的各项组件，再依特定目的和市场需要来装配，使用新的生产和商业化形式：高产量、弹性与定制的生产”。例如，波音飞机的部件450万个，由1600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制造；福特公司的轿车，外国部件占27%；日本本国公司的协和汽25%的部件在海外制造。

劳动力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造成了全球的劳动力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对于大量没有专业技术的普通劳动力来说，他们仍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他们至多被整合到当地的跨国企业中，从而成为全球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而言，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才则作为跨国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个所谓的国际经理阶层开始形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两种趋势：资本是全球性的，核。动的生产网络也日益全球化，但大多数劳工是地域性的。只有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劳动力，才真正是全球化的声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也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全球劳动力的这两种发展趋势。

以弗兰克（A.G.Frank）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随着以核心一外围依附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体系和新的国际分工的形成，阶级分化便逐渐从国家层面转向国际层面，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从总体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着国际资产阶级，而欠发达国家代表着无产阶级。不过这种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全球阶级理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左翼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即以莱斯里·斯克莱尔为代表的全球化阶级理论。斯克莱尔认为，全球资产阶级或跨国资本家阶级（简称TCC）的形成，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一个主要表征。这个跨国资本家阶级由这样四部分人组成：

（l）拥有和控制重要跨国公司的人，即跨国公司的执行官及其老板；

（2）全球化的官僚和政客；

（3）引全球化的专业技术人员；

（4）商人和媒体。

“所有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鉴于他们与生产资料、分配和消费的关系，把他们界定为一个阶级。鉴于他们单独地或集体地占有或控制主要的资本种类，把他们界定为一个资本家阶级。鉴于他们的活动超越国界追求全球资本的利益，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或想像的民族国家观念，把他们界定为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斯克莱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证其全球资本家阶级理论：首先，“基于跨国公司之上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兴起，它或多或少控制着全球化进程”；其次，“这个全球资本家阶级在某些领域开始作为跨国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再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正在通过以利润为驱动的消费主义文化一意识形态而实现自身的再造”；最后，“这个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自觉地努力解决两个核心危机：即（1）在社群和社会中自发地创造贫困和财富的日益增长（阶级两极分化的危机）；（2）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持续发展（生态危机）。”

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在他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的跨国化通过转包方式（subcontracting）使生产过程（甚至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了。新的技术在前所未有地提高生产速度的同时也扩展了生产的范围。这些技术也使资本主义和生产前所未有地流动不定，所以生产的场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资本对劳工寻求最大的利润，并且力图避免社会和政府对资本活动的干预。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无中心化”。换言之，指出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已变得日益困难。不止一个分析家发现，北欧正在出现的生产组织类似于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其中有一个学者把它称之为'海技术的汉撒联盟”）。换句话说，显然没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它们与国内边远地区的联系还要密切。用世界体系分析的术语来讲，“高技术的汉撒联盟”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而国内的边远地区则成了“外围地带”。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转移资本、商品和生产的角度看，跨国公司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工具，它决定着这种转移的性质和方向。虽然与“汉撒联盟”的相似和表面的生产现象表明了非中心化，但在这种表象背后，生产权仍高度集中在公司。一位这种新经济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与市场对生产决策权的分享比例大体为70 %对30%。由于权力集中于那些在组织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国家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调节国内经济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从全球角度来调节（和保护）经济秩序则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一点不仅表现于多种多样的全球组织中，而且也体现在建立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从而统一经济职能的活动中。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漫画

第四，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评论得以证实。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从全球看，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心，从地方看，生产过程的分散化进入到的地方区域。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超国家的区域组织表明了全球层面的分散化；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方为把自己纳入跨国资本的轨道而相互竞争则标志着地方层面的分散化。可以说，国家本身曾在历史上代表着限制分散化的权力，但在内外夹攻下，它现在也不知道怎样限制这种新的分散化。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五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故事不再是欧洲历史的故事，所以非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声称自己也拥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若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

这种新的文化现状的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或许是过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将资本主义与东亚的所谓儒教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欧洲和亚洲长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资本主义的障碍。

从上述的叙述中不难发现，西方左翼学者和右翼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这个问题上，其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他们在以下这一问题上便分道扬镳了：右翼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而左翼学者则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西方左翼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迫之上的。正如伊曼努尔·沃伦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现存的世界体系已经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地区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外围地区则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日益依附于中心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正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之上的。

齐格蒙特·鲍曼依据联合国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指出：358名 “全球亿万富翁”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最穷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的总收入。“实际上，只有22%的全球财富属于占世界人口大约80%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然而，这绝不是这种两极分化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当前指定给穷人的全球收入份额还要更小：1991年，85%的世界人口只获得了15%的收入。难怪30年前由20%最穷国家所占的区区2.3%的全球财富到了现在又进一步下滑，降至回1.4%。”维克多·基根卜干脆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称作“一种新的拦路抢劫”。

其次，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许多左翼学者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种更为不公正的秩序，它导致了权力、财富、自由、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公正分配。这种新的两极分化首先是上面指出的，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不仅如此，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的两极分化甚至也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沃伦斯坦通过与历史资本主义的比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现象较之以前更加突出，绝对的贫困化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世界经济10%到15%的上层人口与其余人口之间在剩余额消费上的“差距”在逐步扩大。“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人民中也许有多达 85%的人，其生活水准明显不会高于5O0年到1000年前的世界劳动人口。人们确实可以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恶化了。”

第三，全球资本主义在造就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全球工人阶级。与传统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全球资本家阶级与全球工人阶级也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制对后者进行剥削和压迫。这种新的对劳动人民的剥夺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进行。其一是，全球资本家阶级对其他穷国人民的剥夺。阿尔诺·彼特举例说：“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额是最穷困国家消费额的400倍。也就是说，瑞士居民一天的消费比莫桑比克居民一年的消费还要多。

全球资本主义漫画

然而，这还是平均值。富国大工业企业的经理们一天的收入高于穷国百姓一生的收入。企业主的收入更高：一位南非矿产主的年收入为 20亿美元，它相当于500万乍得居民年总收入的三倍。”其二是，全球资本家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夺。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这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在加大对穷国人民剥夺的同时，始终也没有忘记继续对本国人民的剥夺。 工人阶级的相对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如沃伦斯坦所说较之以前更加下降了，因为资本现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更加不如从前。全球资本主义“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守纪律、有生产能力、不施加压力、不提要求、对消费社会使他们在文化上日益贫困的状况心安理得的人民”。全球资本主义“企图消除主人公，不想再见到主人公，想以某些能够自动调节的规律取代主人公，希望出现主人公的必要性愈来愈少”

第四，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为超级霸权和跨国公司干预国际事务和别国内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左翼学者清楚地看到，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跨国公司的作用极大增强，跨国公司取代国内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如果试着按照经济组织和种种经济过程对全球化的重要性程度给它们排队，那么，跨国公司将会处在首位，然后是生产技术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资本的流动性、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贸易壁垒的消除。”

跨国公司的首要目标一如既往地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当政府政策或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利于其取得最大利润或损害其利益时，它们就会干预国家内政。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操纵着国际经济和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规则，当其他国家的政策或制度不符合其利益时，它们就会在要求遵守国际规则的名义下干预他国的内政。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从国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八国集团。另一方面，从国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及其利益集团或政治代言人。

最后，全球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后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结束，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统治的结束。在近现代从殖民国和宗主国中争得民族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在经济上又情愿或不情愿地重新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着其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重新依附，其政治和文化呈现出一种既独立又直接或间接依附的十分复杂的“后殖民状态”。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性”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的状况。

他说： “指出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是后发展主义的‘原因’，或者后殖民主义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组成要素。”安淇·霍格威特（Ankie Hoogvelt）则强调指出，尽管后殖民状态的形式在非洲、阿拉伯、东亚和拉丁美洲四大地区有所不同，但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把这些地区纳入“后殖民的世界”，使它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呈现出一种既有本国传统又有殖民痕迹的“杂合”状态（hybridity and hybrid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