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1910年出生于广东阳江县（今广东阳江市），是中国当代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是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何士德从小爱好音乐，曾学习过广东民谣和西方音乐。青年时期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参加了党领导的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先后为新四军谱写了不少歌曲，诸如《新四军军歌》《反扫荡》《青年之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等，其中以《新四军军歌》最为著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的歌曲，就传遍了中国。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影片《桥》的音乐是他创作的。晚年也有新贡献。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他的名字和事迹，编入了《中国音乐大词典》。何士德是中国当代一流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何士德的代表作《新四军军歌》（作曲），为表现人民军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载入了中国音乐史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的歌曲，就传遍了中国。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影片《桥》的音乐是他创作的。1950年他到苏联为中苏两国联合拍摄的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作曲，获得一等奖金和金质奖章，他把奖金全部献给了抗美援朝前线。

何士德1911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城镇（今阳江市江城区）近贤里。姐妹共6人，他排行第四，父亲是基督教会的牧师，何士德从小得到音乐的熏陶，小学就学会了五线谱和熟练演奏小提琴、钢琴。

1931年初，何士德中学毕业，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产生了用音乐“唤起民众”的念头，到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他参加了上海的义勇军革命活动，组织街头捐献，支援东北义勇军。他率领“洪钟乐社”，以四川路和八仙桥两个青年会为据点，以革命音乐唤起民众抗日。1937年8月，何士德当选为“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副主席兼总指挥，上海歌咏界战时服务团团长。10月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受党的委派，他来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举行的周恩来同志报告会上，何士德被点名独唱《歌唱八百壮士》和《马赛曲》。并在这时候，与陈毅同志合作，写下了名震中外的代表作《新四军军歌》。

何士德的代表作《新四军军歌》（作曲）

1942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参加“七大”，并在周总理的提议下指挥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

1948年11月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组建了人民电影的第一支专业电影乐队。1950年，何士德为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谱曲，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他把奖金捐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1979年他同当年新四军的几位老战友一起，筹组了“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他任艺术指导兼指挥。后来这个团发展成为300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开展歌咏活动，宣传革命传统，得到部队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国庆3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中央和部队领导亲临参加，场面异常动人。

何士德著名的作品还有《繁昌之战》《父子岭上》《渡长江》《新四军万岁》等。何士德虽长期在外工作，但热恋故土。1941年夏天，他秘密回到家乡，传播革命思想，推动阳江的抗日音乐活动。1949年冬天，他第二次回到刚解放的故乡，为故乡的文艺工作者传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1992年秋天，何士德第三次回乡，目睹家乡旧貌变新颜，诗兴大发，谱写了歌曲《乡情》。1994年，第四次回乡，又谱写了《漠阳江之歌》。

2000年12月2日，何士德在北京病逝。

何士德1910年出生于阳江县江城（现阳江市江城区）近贤里。儿时跟外祖母学唱广东民歌和童谣，喜欢音乐。小学开始学手风琴和五线谱，音乐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是100分。入读广州培英中学后，开始学习小提琴、钢琴和吉他，还参加了唱诗班。他学音乐很用功，抓紧课余时间练，晚饭后练，星期天也练，有时真着迷了，连饭也忘了吃。1931年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同时参加了上海音乐专修学校周淑安教授指挥的合唱队。他的聪颖、勤奋和激情，受到周教授的赏识，破例免费教他声乐和指挥法。他觉得学识要更广些，随后加入了著名指挥家梅伯器（意大利人）指挥的上海万国合唱团，学习和领略欧洲古典音乐大师著名的作品和指挥法。后来，他转入国立音专，随黄自教授学和声与作曲，为了解决学习经费和生活费，兼任六所学校的音乐教学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上海艺专音乐教授。他克服困难，坚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经常很忙碌，生活上又很清苦，有时没有时间做饭，只吃些干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何士德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上海学生的抗日请愿和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活动。在一次募捐时，被警察抓住，他巧妙地把手中装有募捐款的竹筒往后面人群中传走，警察抓不住证据，只得把他放了。在上海人民掀起抗日怒潮的歌咏运动中，他走上了指挥台，大显他的指挥才能和雄壮有力的指挥风格。不久，回母校新华艺专担任音乐系指挥，并应聘上海艺专任音乐教授；同时担任上海国民抗日救亡歌咏协会总指挥、“歌咏界战时服务团”团长和著名的洪钟乐社的指挥。他为冼星海的《壮志凌云》电影插曲《拉犁歌》担任指挥和领唱，为抗日募捐的音乐会与《洪波曲》作者张曙一起领唱。他带领“合唱团”把聂耳、冼星海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传遍上海、南京、广州、香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何士德同麦新、孟波等人组织抗敌后援会上海国民救亡协会宣传团，他任团长，领团离开上海，一路宣传抗日，到达南昌，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汇合，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开展起来，打破了南昌沉闷的政治局面。南昌抗战歌咏协会成立，选他当主任兼总指挥。协会成立大会那天，组织了空前规模的抗日爱国群众大游行，他站在卡车上指挥游行队伍唱歌，街上人山人海，商店的店员都跑出来听抗日歌曲和看他的指挥，连街上的警察也在人群中伸长脖子看，场面极为动人。

何士德和战士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创作了歌曲《反扫荡》（罗汉词），在战士和群众中普遍传唱，有力地鼓舞了斗志。

在抗日战斗中创作，创作与战斗紧密结合，这是何士德的创作道路，也是何士德歌曲的刚强、嘹亮有力的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影响下，国民党空军中的爱国将领毅然派出飞机轰炸开进黄浦江的敌旗舰，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虽然炸弹没有命中，但对上海人民震动很大，他以高昂的抗日热情为麦新写的歌词《中国空军》谱了曲，发表在《上海大众歌声》杂志上，这是他早期创作的歌曲。1937年10月他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调到军部组建民工队任队长，在革命摇篮里他开始了音乐创作生活。火热的斗争生活，党与人民的嘱托，使他有写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调到军部时，在皖南铜陵一带反扫荡的激烈斗争中，他和战士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创作了歌曲《反扫荡》（罗汉词），在战士和群众中普遍传唱，有力地鼓舞了斗志。

1939年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举行的周恩来同志报告会上，会场歌声四起。何士德被点名独唱《歌唱八百壮士》，全场反响强烈。当时，陈毅刚从苏南茅山敌后根据地回来，他又被点名独唱法国《马赛曲》。陈毅回到座位后，感慨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新四军应当有支歌为好！”周恩来含笑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了。 他以《十年》为题赋诗，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6月发表在《抗敌》杂志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陈毅撰写的《新四军军歌》是这样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不久，何士德接受了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任务。他的住处是一间老百姓的旧式平房，面积不大，而且室内还堆放着许多杂物。墙角有一张破旧的小桌子，那就是他日夜谱曲的工作台，一首首悲壮的革命乐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那时部队的生活条件很差，夜里只靠一盏昏黄的菜油灯照明。在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那段日子，何士德一入夜就扑在油灯下，一直谱写到深夜。他不止一次地说：“陈司令员写的歌词，属于新诗体，谱起曲来难度较大。歌词的每字每句都很精确，一字也不能改，改了就会损害军歌的主题思想。”那段日子他几乎到了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的地步。

何士德为军歌谱曲先后写了三稿。第一稿写出后，由文化队队员在军部大会堂———陈家祠堂试唱。当晚前来听唱的有军首长、文艺工作者和部分机关干部。试唱结束后，军首长直率地评价说，曲调流畅、好听，战士易学易唱；但还不够雄壮、有力，显示不出军队坚强的战斗力。接着，军首长指示，军歌代表革命军队的形象，应该激越、高昂，要有气冲霄汉的气势，给人以勇猛、刚毅、敢于胜利的印象。他听取了领导同志的意见，果断地推倒重写。当他埋头写出第二稿后，不事张扬，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战士大都是工农分子，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后，他自己哼了又哼，甚觉满意，于是决定在建党十八周年纪念大会上试唱。大会仍在陈家祠堂举行，有2000余名干部参加，军首长均按时出席，陈毅司令员也特地从江南前线赶来聆听。这天，文化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何队长兴致勃勃地登台指挥。随着何队长手臂的挥动，嘹亮的歌声在会堂里回荡，一个个音符在与会者心中跳动。当唱完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毅和叶挺、项英等军首长微笑着频频点头。过了片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军部在会上郑重宣布：批准通过。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一首庄严、激越、昂扬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了。

此后，文化队领导迅即派学员下连队教唱，凡遇部队开大会或举办演出会，首先唱的也是这首歌。《新四军军歌》唱遍了大江南北，响彻了神州大地。它激励着广大军民勇往直前，抗击敌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它震慑得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胆战心惊！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38年10月汉口失陷后，来到新四军采访，直至1940年因健康原因离去。她被战士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便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1950年，正准备返回中国的史沫特莱在途经英国时因病去世，她的朋友遵其遗嘱，将歌词手稿等遗物一起寄给她当年在延安采访过的朱德总司令，后经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拨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940年春，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利用薄雾和夜色，神出鬼没地与日寇周旋，打破敌舰封锁，开辟了江上南北交通线。何士德深入到战士中，创作出的反映江上战斗生活的《渡长江》（赖少其作词），充满着战斗豪情和乐观精神，几乎全军战士人人爱唱。“皖南事变”后一些被关进集中营的战士，还常常高唱《渡长江》，以鼓舞士气同顽军作斗争。

以后，他相继创作了《新四军万岁》（沈西蒙词）、《当兵把仇报》（刘保罗词）、《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朱镜我词）、《我们本是一家人》（向征词）、《挖战壕》《父子岭上》《战地妇女》《青年之歌》《收获》《反正》等一大批歌曲，在抗日军民中广泛流传。这时期，他还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写出了《指挥法》、《发声法》等一批音乐专业著作。

1940年底，何士德奉命到达苏北盐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音乐系主任和教授。音乐系有60多名青年学员，他一边教学，一边同日寇的扫荡作斗争，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1941年 5月他带领部份学员参加反扫荡兼做群众工作。一次在旧黄河边，陈毅见到他，十分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一班文化人都变成武工队了，既练武也练文（音乐），反扫荡也不能忘了练音乐，搞创作。”陈毅见他穿的鞋破了，特地送一双新鞋给他。他给学员上课很认真，既讲理论，讲方法，又亲自示范——唱歌与指挥，学员进步快。学员毕业分配到各部队，有的后来成了作曲家、指挥家。1942年12月，调他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当班主任。他讲授声学和指挥法，勤奋工作，培养音乐工作者，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在延安，他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七大”开幕式上，他指挥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电影局音乐处工作时，主持举办了作曲训练班培养作曲人才。他亲自讲课，也请专家讲课。后来，这个班的学员中涌现出了一批作曲家。

抗日胜利后，何士德曾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任联合文工团团长。1946年11月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党总支书记，并负责音乐工作。1949年11月调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音乐组组长。1953　1958年任电影局音乐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兼作曲。他在电影音乐事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2年，为新中国电影音乐事业的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繁忙工作中带头创作电影歌曲，培养电影音乐干部，提出电影音乐的指导思想和一些重要理论观点。1946年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后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厂里没有音乐机构，“白手起家”，他向厂长建议“人民电影事业不能没有音乐机构，我们要用解放区音乐干部创作的音乐来配乐”，得到厂长的赞同。于是“人民电影必须配以人民的音乐”，就成为明确的指导思想。摄制《民主东北》电影，成立音乐组时只有何士德等二人，他就从厂里会演奏乐器的人中选拔出十几个组成中西乐器混合的业余乐队，日夜突击作曲和录音。接着，向社会招收有专业基础的乐手和一批青年，进行培训。1948年11月诞生了人民电影的第一支专业电影乐队（包括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民乐组、声乐组）；同时从解放区文艺单位调来作曲人员，成立12人的作曲组。在他领导下，边学边干。东影摄制的全部影片都由他们自己作曲和录音。彻底改变了以往用西洋音乐唱片配乐的状况。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解放区电影工作者的代表，在大会作了以“创新的乐队音乐”为题的发言。以后，从东影抽调了专业干部支援北影、上影，建立中国第二个、第三个电影乐团和作曲组。

他在担任电影局音乐处处长期间，很重视电影音乐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多次举办培训班、业务讲座和电影乐团汇报演出。他向电影音乐创作人员提出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如故事片音乐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如何用音乐手段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如何真实具体、生动地概括典型、刻画个性，以克服电影音乐“一般化”、“公式化”的缺点；如何表现矛盾冲突，如何利用音乐与画面的有机结合来揭示矛盾等等。对电影音乐的结构，他在肯定许多作曲者常用的音乐主题贯串的同时，又指出影片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随着影片的题材、体裁、样式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力求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的有机结合，大胆创新。他提出这些问题和观点，对电影音乐理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电影音乐创作，早期在东影创作了《民主东北》影片音乐，担任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桥》的音乐创作和故事片《光芒万丈》部份音乐创作。后来又为电影《春城秋年》《林家铺子》和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以及短片《故宫》《长江》《反对细菌战》作曲。为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乐。他为《林家铺子》等配的音乐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时代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58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何士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那以后他沉默下来了。 1962年起出任中国音乐出版社辞典编辑部主任。 1979年后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逐步得到解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又一个文艺的春天，何士德重新活跃在乐坛上，人们重新听到了他的歌声，看到他的指挥。他应邀到上海大学讲学，指导合唱队演出。在上海为庆祝贺绿汀从事音乐活动60周年而举行的“贺绿汀作品音乐会”上，他站在台上指挥雄壮的大合唱歌曲《新世纪的前奏》。他那犷达的指挥造型、气宇轩昂的军人风度，激情歌唱的指挥风格，给人们极大的感染，人们称赞这位指挥者依然“胸有千军，气度不凡”。1979年他同当年新四军的几位老战友一起，筹组了“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他任艺术指导兼指挥。后来这个团发展成为300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开展歌咏活动，宣传革命传统，得到部队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国庆3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中央和部队领导亲临参加，场面异常动人。近十多年来，他坚持勤奋创作，探索创作音乐的新风格，编选自己的歌集，写回忆录，总结创作经验等。他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中国女排之歌》（晓星词）、大合唱《长城之歌》选曲（蒋汕词）、《青松》（陈毅词）、四部合唱歌曲《永放光芒》（聂大鹏词）等等。他1982年离休，定居北京，1992年起因在音乐创作等多方面有贡献，国务院发给他特殊贡献津贴。

2000年12月2日下午1时40分，何士德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12月19日，何士德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何士德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新闻出版署等单位和有关知名人士出席了告别仪式。中共阳江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苏湖卓代表阳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出席了告别仪式，送别这位新四军军歌作者、中国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何士德战斗的一生、创作的一生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告别仪式中反复播放了《新四军军歌》。这支传世之歌将继续成为振兴中华民族、创建美好未来的号角，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相传。

《新四军军歌》

词：陈毅

曲：何士德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民国时期的宾阳门（今大东门所处位置）外景。当年叶挺独立团的攻城地点就选在此城门东北角蛇山山坡上的“城墙角台”。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靳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靳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挥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作品简介：陈毅词，何士德曲。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翻开《陈毅诗词选集》，可以看到题为《十年》的诗篇，它热情地歌颂着新四军走过的征程，抒发了“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豪情。这就是《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初稿。陈毅同志于1939年3月写成后，提交新四军军部集体讨论，最后由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交给作曲家何士德谱曲。同年5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首次演唱，得到军部领导和陈毅同志的肯定，便作为正式的《新四军军歌》，发表在当时的《抗敌》杂志上。这是一首音调雄浑壮阔、节奏沉稳有力的进行曲，表现了新四军支撑东南半壁江山的豪壮气概和“工农儿子惯征战”的坚韧性格。旋律进行带有铜管乐式的棱角分明、铿锵有力的特点，由四个不断展开的段落组成。首段旋律庄重浑厚，体现了正义之师的泱泱雄风。第二段旋律舒展激情，是对过去艰苦岁月、光荣征程的自豪的回顾。进入第三段，旋律变得顿挫有力，并以逐句上行的模进，推向全曲第一个高潮，象征着新四军以坚实的步伐，向着新的目标挺进。结束段落以两个转折性的乐句推出“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点题性结束句，连续反复三次，一次比一次高昂，具有“铁军真如铁”、“关山渡若飞”的气势。陈毅同志很为赞赏，说：“这样很好，有气魄，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想强调的地方。”雄伟的歌声，伴随着东进的新四军，“弯弓射日到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