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援助朝鲜人民，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正义战争。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宣战。同月13日，苏军开始在朝鲜东部清津地区登陆；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划分对日本占领地区受降范围，经苏联、美国协商，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以下简称三八线）为界，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

根据开罗宣言精神，1945年12月27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协议，由驻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但是由于苏、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未能实现。

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简称：韩国）；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在北部宣告成立。双方均宣称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主权，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形成南北分裂、对立的局面。

1948年10月，苏联把朝鲜半岛北部的行政权移交给朝鲜政府；同年12月25日，苏军全部撤离朝鲜。半年以后的1949年6月29日，美军也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军。围绕朝鲜统一问题，双方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三八线上武装冲突增加，局势日趋紧张。

南朝鲜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很快便拥有6个完全美式装备并经受美式军事训练的陆军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只有3个师的兵力，而且军队的骨干力量还是金日成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中带回的朝鲜族官兵，在朝鲜新招的士兵缺少系统专业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比较落后。面对南朝鲜的多次武装挑衅，朝鲜感受到巨大压力。

朝鲜与南朝鲜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李承晚不时地发出战争威胁，声称要“北进”，用武力统一朝鲜。金日成想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阴云，就必须铲除南朝鲜李承晚的反共政权，但他也不得不考虑南朝鲜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

到1950年6月，南朝鲜军队形成了15万多人的规模，其中包括陆军9.8万余人，编为8个步兵师，另有海岸警卫队6145人，空军1965人，警察4.8万余人。装备27辆装甲车，700余门各种火炮，140门反坦克炮，1900余具2.36英寸火箭筒，2100余辆军用车辆，71艘作战舰船，22架各种飞机。

朝鲜人民军共拥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及若干空军、海军和警备部队，总兵力约13.5万余人，装备有T-34型中型坦克、雅克式战斗机、122毫米榴弹炮等重型武器。

1950年6月25日早晨，三八线上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了质变，朝鲜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6月28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攻占韩国的政治中心汉城。韩国军队在朝鲜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朝鲜人民军先后发动了汉城战役、铁原战役、大田战役和洛东江战役，占领了韩国90%的地区和92%的人口，把韩、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大丘、釜山间的狭小地区。8月31日，又发动了釜山战役，先遣部队打到了北纬35度线上，但是此后战局处于胶着状态。

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美军正式参战。美国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驶入中国台湾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在苏联代表因抗议联合国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成员国而自1950年1月起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以13对1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

美国于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同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并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指定“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所谓“联合国军”实则主要为美国军队，另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只派了少量军队参战，其中有些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兵。由是朝鲜战争从朝鲜半岛上北、南双方的民族内战，逐渐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波及中国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党中央客观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认为“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已日益增大，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准备”。为全力应对朝鲜变局，中央及时调整国防部署，增强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中国各野战军也相继停止了复员和生产任务，全面开展战备整训。为防备开战后美攻击中国经济目标，党中央指示迅速开展中国全国性的防空备战工作，同时，要求东北局组织辽南地区部分工厂、仓库进行北迁疏散。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战争动员部署，使中国在一开始就处于主动地位。

1950年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转入战略后退。美军仁川登陆后，中国政府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三八线，就是底线。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晚，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给予军事援助。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向美国提出强烈警告，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美国认定中国只是在虚张声势，根本不敢出兵对抗，美军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与此同时，美军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烧到了中国鸭绿江边。

在美国侵略军推进，朝鲜战局逆转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与中国人民的意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境内，支援朝鲜人民抵抗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中共中央指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失败，这不仅对朝鲜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整个东方也都是不利的。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50年10月8日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以后又增调了第50、第66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今上河口）和辑安等地，先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23日，炮兵第1师和炮兵第2师第29团、工兵第4团（后改为第14团）、第6团（后改为第16团）又相继入朝。10月21日，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在在朝鲜平安北道北镇西北之大洞首次会见，就稳定朝鲜战局问题进行了商讨和部署。

1950年10月25日，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即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并任命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兼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原政治部（主任杜平）、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由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同日，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入朝。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连续进行五次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帝国主义侵略者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接受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第一次战役历时13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1.5万余人，首战告捷，取得了以劣势装备同现代化优势装备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并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志愿军伤亡1万余人。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战士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首战美国强敌，赢得了入朝初次作战的胜利。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6个军主力在清川江地区，东线3个军师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放弃平壤、元山，退至“三八线”以南。

“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经过1个多月的反击作战，志愿军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胜利，共歼敌俘获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另外，缴获击毁各类炮10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0余辆、汽车3000余辆，缴获各型飞机6架。顺利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敌占区，一举将“联合国军”打退回三八线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彻底挫败了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狂妄企图，沉重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嚣张气焰，为抗美援朝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实施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为打破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进行的进攻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第三次战役共歼敌19000多人。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七昼夜进攻，突破“联合国军”的“三八线”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向前推进80至110公里。作战中，志愿军伤亡8500余人（含朝鲜人民军2700余人），敌我伤对比为1:0.43。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实施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进行反击准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

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撤出汉城。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虽有较大损失，但仍歼敌7.8万多人。第四次战役此役历时87天，使敌人平均每天要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1.3公里。中朝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胜利完成了防御任务，赢得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志愿军战斗减员53000多人，敌我伤亡对比1:0.67。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战役结果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附近地区打退到汉江南岸地区，但又被“联合国军”推回到三八线南北地区，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灭“联合国军”8.2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8.5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而后中朝人民军队向北转移，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连续作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蜂腰部一线的计划，迫使“联合国军”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此役，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8.5万余人。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认为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同年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中朝人民军队仍处于劣势。在当时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同年6月中旬，中方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据此，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经过连续五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22万多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从而根本改变了朝鲜战争形势，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被迫接受了苏联政府1951年6月23日所提出的关于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和平建议，与中朝两国开始了朝鲜停战的谈判。

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其特点是，边打边谈、打谈配合，战线相对稳定，作战行动多属局部性质，但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以打破僵局。

从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中朝人民军队依靠坚固阵地，曾先后粉碎了敌军多次局部进攻，并取得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同时，也主动地对敌军发动了多次战术性进攻，直至战役进攻。期间局部性的攻防作战频繁；敌军愈来愈被动，中朝军队愈战愈强；志愿军进行阵地进攻作战的规模也愈来愈大。1953年7月，美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定；同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从此朝鲜战场进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战略相持阶段。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联合国军”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同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为打破美国空军的空中封锁，保障交通运输，志愿军发起了“反绞杀”斗争。

1951年8月18日至10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施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展开，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局部进攻的作战。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1952年春，“联合国军”方面为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受挫的教训，采取以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坚守战线，消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有生力量所进行的作战。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

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施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在沿“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整个战线上，有选择地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阵地实施的具有战役规模的进攻作战；同年秋，中朝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接着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

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为粉碎美国为首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企图，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战略行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超过了任何一次战役准备。“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

1953年4月26日，美方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为促进停战实现，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发起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韩国当局声称要“单独干”、“北进”，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决定给韩国军队以打击。

1953年7月13日至7月27日，中朝军队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谈判是公认的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经过58次大范围、733次小范围谈判，两易会场，五度中断，前后历时749天。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交战双方正式在《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协定》规定，签字12小时，即27日晚22点后正式生效。

1953年7月27日22时、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和下午1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朝鲜战争正式停战，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

从1954年9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分批撤兵。至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1994年，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召回了驻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同年12月15日，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从朝鲜平壤奉调回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北朝鲜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志愿军 19个军，共134万余人，朝鲜人民军45万余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76个师）、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解放军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73%、防空军的60%、坦克兵的30%、工兵的57%、公安军的11%、铁道兵的100%。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共290多万人先后入朝轮换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火炮3510门；战争后期第一线和二线飞机最多达1043架（其中志愿军366架，朝鲜人民军397架，苏军280架），火炮最多19702门（其中志愿军14986门，朝鲜人民军4716门），坦克最多达792辆（其中志愿军430辆，朝鲜人民军362辆）。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余人，南朝鲜军51万余人，仆从16国军队4.8万余人；美国侵朝兵力占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

“联合国军”在战争开始时（1950年10月）：有飞机785架、舰艇106艘、坦克886辆、火炮10388门；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各种装备投入最多时：坦克1543辆，火炮19530门，舰艇310艘（其中美军210艘，南朝鲜军67艘，仆从国33艘），飞机2082架（其中美军1823架，南朝鲜军146架，仆从国军113架）。

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其中阵亡11.57万余人、战伤22.1万余人、失踪和被俘2.9万人。

至2014年，经过民政部、总政治部梳理汇总各方面档案资料，最终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该数字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在十几万名烈士当中，有军职干部3名，师职干部10余名，团职干部200多名。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3年8月14日公布，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包括毙、伤、俘）109.3万余人（内含美国军397543人、英澳军21099人、法国军368人、加拿大军3660人、土耳其军3060人、菲律宾军419人、荷兰军110人、泰国军406人、希腊军89人、比利时军344人、哥伦比亚军448人、南朝鲜军667293人）。美军的伤亡数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要多3万余人，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44个月的太平洋战争中的伤亡要多1倍多。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与韩国官方公布各自作战减员数字总和为113万余人（不包括其他“联合国军”作战减员）。

美国在朝鲜战争纪念墙上所刻的数字为死亡54246人，失踪8177人，被俘7140人，伤103284人，总计172847人。美国国防部公布54246为战争期间全球的死亡，此外8177和被俘7140人有一部分是包含在36574名战区内死亡人数中的，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的作战减员共计142091人，其中当场阵亡33629人，战区内死亡36574人，负伤103284人，失踪或被俘5178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中损失火炮4351门、枪87559支、汽车12916辆、坦克44辆、飞机382架（毁231、伤151）。

据有关统计，中国为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共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25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击落击伤敌人飞机10162架，击毁击伤敌人坦克2006辆、装甲车44辆、汽车3165辆、各种火炮588门、船只14艘；缴获敌人各种火炮4037门、枪73262支、汽车5256辆、坦克245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火焰喷射器109具、通信器材5128件、各种炮弹381214发、枪弹18960095发、地雷12862枚、手榴弹134927枚。

美国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开支战费830多亿美元。

195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志愿军在朝鲜的3个兵团各组织1个外俘管训团，负责前线接管俘虏，并将俘虏送到后方俘管团；由国内西北、西南、华东、中南等地区各组织1个外俘管理大队，到朝鲜参加外俘管理和训练工作；同年4月24日，正式组成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另两个大队（后增加5个团）。

朝中方面共直接遣返“联合国军”方面被俘人员12773人，其中南朝鲜军被俘人员7890人（美国陆军战史统计为遣返南朝鲜战俘7862人），“联合国军”被俘人员4913人。其中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获得了在中国的居住权。后来其中大多数陆续回到了美国。

1951年底，经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由志愿军负责管理，南朝鲜军战俘由朝鲜人民军管理。美方拒绝先讨论确定遣返战俘的原则，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主张选择遣返的战俘一对一交换，交换后一方尚余战俘与他方所拘留的外籍平民和选择遣返的平民进行交换，不选择遣返的战俘一律释放为平民。为证明有大量战俘不愿意遣返，美方在战俘营中进行所谓的“甄别”活动，使用南朝鲜和台湾国民党的特务，非法强迫朝中战俘写血书、盖血指印、在身上刺字，甚至杀害战俘，以逼迫他们拒绝遣返。1952年5月7日，朝中战俘扣留了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要求停止甄别，给予人道待遇。

1952年4月19日，美方宣称经过“甄别”，有42100名朝鲜籍战俘和15599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遣返概数约为7万人；同年7月13日，美方又提出遣返概数为83000人，其中朝鲜人民军76400人，志愿军6400人。

朝鲜战争开始之前，中国曾计划以全部预算的70％投入经济建设、文教卫生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兼任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提出，拟实行540万军队分两期裁减为300万人左右。朝鲜战争爆发迫使中国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中财委于195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确定：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政方针。1950年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1951年增至43％，为1949年以来最高。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准备工作得到加强。1952年明确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经济建设费才略微超过了国防费。

国防支出的增加造成国家财政紧张。1951年的财政支出概算预计赤字占11.5%。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人民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的措施有：短期冻结存款；适当增加税收，税务机关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削减支出，除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军工投资、对增加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和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外，其他经济建设投资“可削则削，可减则减，可推则推”，对国家公职人员继续实行供给制和低薪制；建立经济核算制，开展清产核资。

通过一系列增收节支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等办法，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军费剧增的情况下，1951～1952年中国的财政收支仍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所需的重点建设。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是保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和稍后的“边打、边稳、边建”的财政方针的顺利贯彻实施的保障。

抗美援朝对于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直接起到了保障的作用，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环境。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工作的国防会议上强调，各军兵种都要有深刻的战争思想，并立即着手拟定三年建设计划。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随即确定了自身的发展规划，开始大规模扩编或改装部队。海军于10月下旬形成了三年发展规划。

1952年1月，根据朝鲜战场的战局发展情况，人民解放军在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基础上，着手拟定新的发展规划。7月，中央和军委批准了总参谋部拟定的1953～1957年五年军事建设计划纲要。到1958年，在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空军占总员额的12.2%，海军占5.8%，炮兵占4.8%，装甲兵占2.3%。

1951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协定，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60个步兵师的装备，同时提供各种兵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与弹药的制造蓝图。从1950年开始，中国先后从苏联接收和进口各种火炮4000余门，观测指挥器材也初步配套，并新组建了防坦克歼击炮兵师、火箭炮兵师。1950年11月到1955年4月，中国从苏联共购入30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到1954年初，人民空军有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各型飞机3000余架。到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用进口和仿制的苏式武器，共换装和装备了106个步兵师，9个骑兵、守备、内卫师，17个地面炮兵师，17个高炮师，4个坦克、机械化师，33个航空兵师和9个舰艇支队。

解放军部队合同作战能力大幅提高，战略战术更加丰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通过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人民解放军先后赴朝鲜参战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空军12个师、野战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3个团和50多个独立营、坦克3个师9个团、工兵15个团、铁道兵10个师，以及大量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后勤分部、兵站、医院、汽车团、辎重运输担架团、警卫团等部队和担负后方剿匪、警卫、押运、装卸与防空任务的公安部队。到抗美援朝战争停战时，先后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已经达290多万人。至1953年8月，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锻炼的部队占全军部队的比例，步兵为70%以上，空军为41%，炮兵为73%，装甲兵30%以上，高射炮兵为60%以上，工兵为57%，铁道兵为100%，公安部队为11.7%。

经受战争锻炼的还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机关人员和高级指挥干部。从1951年春天起，军委和总部就有意识地从各总部和各大军区抽调高级干部和参谋人员加强志愿军总部机关，并实行轮换制，使更多的官兵接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掌握了现代兵器的使用技术，特别是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各级指挥员的作战观念在逐步更新，对现代战争条件的构成要素有了崭新认识，在重视人员要素的同时认识到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对战争也是极为重要的。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完成历史跨越，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50年10月26日，中国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侵略者强加给新中国的一场战争，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中国政府为解决战争所需，决心从与中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苏联购买各类军事装备。但中国经济贫穷，国家无力全部购买，就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人民，节衣缩食，增加生产，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仅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的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即捐献了可供购买3710架战斗机的钱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改善，既为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保障，又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除放慢海军建设步伐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强大的陆军，人民解放军空军也成为仅次于美军、苏军的世界第三大空军。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全国先后掀起4次参军参战热潮，成千上万的群众有组织地加入运输队、担架队和民工队，担负起繁重的支前任务。经过战争动员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为志愿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

中国为巩固和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支持，开展了积极主动的外交动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争取苏联等国家的经贸和军事援助，有效提升了军事和经济实力。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围攻态势，中国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回击，孤立和打击美国侵略者。1950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首次在联合国发言，控诉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此后，中国多次利用外交场合，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细菌战、迫害战俘等罪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对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在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水平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取得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中朝人民把美国军队赶回“三八线”附近这个事实，让全世界清楚地看到，美国军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连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承认:“神话破灭了。美国原来不是像人家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马歇尔）他们感到：“以非共产主义国家稀少的地面部队与这一共产主义大陆进行陆地战，将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胡佛）正因为如此，抗美援朝战争确实为中国争得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环境，同时也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 评）

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毛泽东 评）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习近平 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和平而战，为正义而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力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江泽民 评）

抗美援朝雄辩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评）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之战，是打出新中国国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威的扬威之战，也是中国人民空前团结、中国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空前提高、中共领导建立的新政权加速巩固的固基之战。（新华网 评）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三年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一百零九万余人，把侵略者赶回到它们发动进攻的地方——三八线，迫使敌人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祖国的安全，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敌人的经验，打乱了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时间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志愿军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正义的民族解放的事业必定胜利，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必然惨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评）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解放军报》 评）

“联合国军”第二任司令李奇微认为，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说：“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他们从不向医疗车队开火，也从未进攻过任何医疗站”。“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

“联合国军”第三任司令克拉克代表“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哀叹：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没有打败对方，甚至让对方更强大。他还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美军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表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令我们束手无策”。

美军陆战一师副师长维克托·克鲁拉克说：“打了一辈子仗，没有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部队。”

1953年纽约《世界电讯报》刊文，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成一支强大的第一流军队”。

美国空军当局将中国军队定位为“联合国军地面和空中部队很难对付的敌手”。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也反复称中国军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能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士兵做得更好”，“成为可怕的力量”。

英国197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高度评价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强大战斗力：“中国士兵的表现一如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常见的那样，能够忍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吃的东西很少，而仍能战斗得很好。”

日本学者中岛雄岭在20世纪90年代参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重视的军事强国。”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美国在朝鲜打了两场战争，赢了北朝鲜，却输给了红色中国。（纽约时报 评）

日本史学家和田春树2003年完成编写的《朝鲜战争全史》中指出：“如果说美中战争是美国和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全面较量’的话，那么可以说结果是不分胜负。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虽然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很多，但通过与美国对等作战，完全确立了革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作战，经受了'现代战争的考验’，成长为一支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正规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很多，可以说它是一个预料之外的胜利者。”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将士，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除了团级以上干部及特级、一级战斗英雄运回中国安葬，大部分牺牲的将士都就近掩埋。在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个特例，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同年11月，美国空军轰炸志愿军司令部，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毛岸英壮烈牺牲。毛岸英是团级以上干部，按规定应该运回中国，但在彭德怀的建议下，毛岸英的遗体安葬在了朝鲜，和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后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1996年，韩国在京畿[jī]道坡州市建立了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墓地，安葬朝鲜战争后发现的中国和朝鲜军人遗体。

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中韩两国就移交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换了意见。经过认真研究和准备，双方相关部门在韩国首尔进行第一次磋商，就遗骸交接基本事宜达成共识，于2013年12月5日签署了会谈纪要。

2024年11月28日，中韩双方移交43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方派运-20飞机接运英烈回家，并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

从2014年起至今，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已连续11次交接98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红旗，英勇奋斗，艰苦奋斗，创造了无数功绩，出现了30余万英雄模范和功臣，35万余人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各级勋章、奖章。除彭德怀司令员外，还有胡修道、伍先华、杨春增、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杨根思、许家朋、李家发、杨连第、杨育才等十一位同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朝鲜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遭遇并成功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此战是志愿军赴朝后的首战。1951年，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10月25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2019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9周年，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张承刚等中国使馆外交官，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太亨彻等朝鲜党政军干部和平壤市民在平壤牡丹峰山麓的友谊塔前敬献花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

2020年7月2日报道，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2024年7月27日，“传承红色血脉 担当时代新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1周年——祭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在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前，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向抗美援朝烈士默哀鞠躬、敬献花篮，表达对英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抗美援朝纪念馆”坐落在丹东市鸭绿江畔英华山，是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位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出发地，也是中国仅有的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专题纪念馆。纪念馆园区总占地面积18.2万平方米，由纪念馆、纪念塔、全景画馆、国防教育园组成。

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影片有：《飞虎》《上甘岭》《长空比翼》《友谊》《三八线上》《烽火列车》《奇袭》《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长空雄鹰》《心弦》《心灵深处》《战地之星》《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神龙车队》《铁血大动脉》《北纬三十八度》《三八线上的女兵》《金刚川》《长津湖》《三八线》等。

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时期反特及其他题材的电影：《斩断魔爪》《徐秋影案件》《前方来信》《铁道卫士》《慧眼丹心》等。《为了和平》《黄水谣》《集结号》等。

《共和国战争——抗美援朝秘史》《较量》《半个世纪的回响》《鸭绿江边的记忆》《没有铁丝网的战俘营》《跨过鸭绿江》《断刀——朝鲜战场大逆转》等。

2013年10月25日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在央视播出

2020年10月18日，纪录片《为了和平》播出。2020年10月21日电视纪录片《英雄儿女》，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2020年10月23日纪录片《英雄》播出。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2020年10月12日播出。

截止到2020年11月，中国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电视剧有《中国战俘》《硝烟散后》《壮志凌云》《东方》《毛岸英》等电视剧，还有涉及抗美援朝题材《勋章》《高地》《军礼》《历史的天空》《相伴》《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电视剧涉及到抗美援朝的内容。

随后，一批新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陆续上映，如《跨过鸭绿江》《上甘岭》《战火熔炉》《侦察英雄》等。

在抗美援朝时期创作的有关歌曲及后来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中的插曲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来一个歼敌的大竞赛》《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志愿军高射炮兵》《消灭细菌战》《全世界人民团结紧》《转盘枪和手榴弹》《抗美援朝进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

《奇袭白虎团》

抗美援朝精神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生动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展示志愿军将士的英雄气概和不畏强敌、制胜强敌的精神优势，展现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202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