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须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类型。

（一）、生活模式不同导致生活成本升高

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过高的一个主因，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时期，我们可以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一下比较：

在吃饭方面：农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可以免去经销商的层层盘剥，也省去了运输费用。农村吃水基本上不用钱，既没管网费用，也没有污水处理费用，农村做饭的柴火基本上是自己的庄稼秸秆，也不产生费用，而在城市这些都要购买，买煤气要钱，买粮食、蔬菜要钱，甚至喝水都要钱，两相比较，差别太大了，而那些不具备做饭条件的人群，需要在街上买饭吃，在吃饭方面的开支就更大，而现大部分出租房都不具备做饭的条件。

在衣服方面：农民种庄稼可以比较穿比较差一点的衣服，而如果生活在城市，特别是白领人群，服装就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

在居住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费。而在城市则需要向开发商购买住房，而开发商则要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也要牟利，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暴利行业，这导致城市房价非常的高，而且农民住自己的房，还不用每月交纳物业管理费。

在出行的方面：农民出行一般是走路或自行车，远一点骑摩托车，很少用公交车，而在城市基本上是公交车或出租车，好一点的家庭用私家车，这样交通成本就非常的高。

在用品方面：现在都是工业化社会，同样的商品在农村与城市价格差别不大。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婚丧嫁娶、医疗、娱乐等其他方面也差别很大，比如结婚方面，农村在农家大院办酒席，而城市必须是大酒店；，另外农村基本不存在娱乐健身等方面的支出。可见与农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无形中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人均收入对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其实这样比较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达到与农村人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须远远大于农村人才可以。

（二）、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过高的直接原因

同样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生存成本也不一样，这主要表现为物价的高低不一样，高物价导致生存成本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价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1、高税收导致高物价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各种税收非常高，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价格也就非常的贵了，比如有学者记载，在瑞典的餐馆点一个“青菜炒鸡肉”就要十八美元，因为养鸡要抽税、饲料要抽税、鸡的运输要抽税，批发要抽税、零售要抽税，到了饭店还要抽税，这样一个炒鸡肉到了顾客那里就奇贵无比了。其实北欧的所有商品都非常的贵，在各个版本的世界城市物价大排名中北欧城市都高居榜首，最关键的就是高税收导致了高物价。

2、高房价导致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的情况在东亚地区表现的非常突出，或是一些大城市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首先，房价高，工人的生存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又必然导致物价升高。这两年珠三角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很厉害，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也不多，但高房价却导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离这些地方。其次高房价也会带动商业租金的提高，而商业租金的升高直接导致了商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也可以导致物价升高。

3、级差地租导致的高物价

级差地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繁华商业区往往商铺租金较高，经营者必须靠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租金损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价格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越是繁华地段，商品价格就越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

4、廉价商业模式的取消导致高物价

同样的商品也会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比如流动商贩的存在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场可以民众让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档的商业模式所必须的装潢费用、照明费用、营销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价。而政府如果强制取消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就必须导致商品价格的总体走高，加重民众的生产成本。

5、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高物价

劳动力价格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成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越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就会越高，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则比较低。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则非常的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而服务业不能进口，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价格则非常高。

而民众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食品、纺织品、建筑，而享受型产品大部分属于机器化生存的产品，比如汽车、各种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等，而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生存必须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加大。

6、导致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物价比较高，比如在俄罗斯很多轻工产品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因此商品价格都比较高，而在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奇高。而投机炒作严重扭曲了商品价格也会导致高物价，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商品价格已经不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而且也经常不受真实供求关系的束缚，而投机炒作则可以使商品价格长期偏离其价值，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属于这一情况。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民众生存成本的降低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民众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商品的价格，这两方面对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都是有利的，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因素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采取措施：

1、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区别对待，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实行国家补贴；加强对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并用这两方面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我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整体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的价格的降低。

2、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国一线大城市，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民众往往置业在郊区，而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人，大部分人上下班开车都需要一个小时，这对社会资源是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

3 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要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适当保留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比如允许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较很多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的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4、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则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 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则生存必须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 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面笔者还提到“新五蠹”造成财富巨大转移的问题，如果政府将“新五蠹”转移社会财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建立，民众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总之，大幅度提高劳动生存率、坚决取缔“新五蠹”对社会财富的巨额转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改善民生的最主要措施，其中提高劳动生存率是根本措施，后两条是辅助措施。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最早由著名学者高连奎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提出。

高连奎，财经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对政治学及经济学研究有独特兴趣，熟读西方政治学思想史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从2006年开始以笔名“翰啸”陆续发表财经及历史类评论，文章曾被人民网、新浪网、网易、腾讯网、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联合早报网、中国战略网等知名网站广泛转载，2006年，在联合早报网发表的《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