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是“京味儿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会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学者们对“北京”朴素而直观的理解。 老舍是京味文学的代表，小说和话剧创作的成就很高，他留下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作品影响深广，其作品也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

京味儿文学是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京味儿重要特点是幽默和大家气派，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这种北京人的“集体无意识”，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

赵大年说，京味儿小说从未形成流派，也从未有过自觉的创作群体，只是有些作家在写了带有这种特征的可观的作品之后，被评论家和读者归为“京味儿作家”而已。星竹认为，作家不会在写作之前做“我要写京味儿了”这一设定，文学的精神在于自由，一旦在写作之前就将主题、风格固定下来，文学就已经死亡。陆涛说，虽然他从不认为自己在“京味儿作家”之列，但是从《屈体翻腾三周半》开始到小说却都被称为“京味儿小说”。他认为文学一旦强调“味儿”，视野就会不再宽广，作家就很难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把握自己的素材和问题。

京味儿文学是一个用得烂熟的词，但是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多年以来一直纠缠不清，此次会上也见仁见智。赵大年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因此，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的文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京味儿文学的颠峰，体现出北京语言崇高的美学境界。

作家袁一强指出，“京味儿”另外的重要特点是幽默和大家气派，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学者陆昕则认为，“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这种北京人的“集体无意识”，应是京味儿文学的表现对象，但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多的优秀文学作品问世。

对于“京味儿文学”这种地域化和传统化的理解，一些青年作家有不同的看法。陆涛认为，京味儿文学应当是一种人文精神。任何文学都是从共性中寻找个性，从个性中寻找味道，而这个“味道”就是地域文化和人格力量在文学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气息。但是随着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日益现代化的发展，原来正统意义上的“京味儿”事物必将慢慢衰落，新的“大都市文化”却将应运而生，因此“京味儿文学”就应容纳更丰富的意蕴，寻找和建立大都市的文学精神。毕淑敏也认为京味儿文学概念应该更开放和大气，让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流向在此有更多的表现，输入更新鲜的血液。

对于将“京味儿文学”概念的外延扩大化的主张，青年作家田柯持不同意见。他指出，京味儿文学、京派文学和北京地区文学不是一个概念，京味儿文学是北京文学的一个分支和一种传统，它在挖掘、展示皇城根儿子民的生活和心态上有独特价值和发展余地，但是对于表现“新人类”、大学生和中关村人等普泛化和现代化的人物与生活，却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他认为承认这种限度，保持其个性，才能使京味儿文学的形象更为鲜明。

大量使用北京方言

京味文学的共同点在语言方面表现为纯朴、纯净、平实、口语化、大众化。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因为方言本身就给人一种亲切的的感觉，京味小说也正因为这种共同的平易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浓郁的北京传统味

中国向来是个礼仪之邦，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处处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历代王朝的故都，所以从古老的风俗礼仪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中。他们重礼节，讲文化，北京人多礼，如：《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但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些思想对北京市民的影响也很明显，他们有些保守不愿接受新新事物，封建的宗教伦理道德很浓厚。表现出了浓郁的传统北京的文化、礼仪、习俗等等，对封建文化的继承和对腐朽落后思想的揭发并与时代共进的现代主义精神。

有北京乡土味

可以说，京味文学是乡土文学的一种。乡土味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等等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京味小说展现给人们的独具个性的人文、社会、历史处处与旧北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老作家林斤澜先生说，当年刘绍棠曾提倡“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无疑是乡土文学之一种；但是孙犁先生多年前在为刘绍棠书作序时就指出过：“乡土文学”讲不通。多数文学作品都会涉及一些乡土风情，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是“乡土文学”。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虽然人物和环境是绍兴的，但是鲁迅的小说观却并非是乡土的。他塑造人物，是要“杂取种种人，杂取种种话”，最终做到解剖“国民性”。沈从文的小说虽然有浓厚的湘西色彩，但是他的美学追求并非是“湘西乡土文学”，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湘西的风俗和人物只是其文学的表象而已。因此文学不应把“乡土化”作为追求本身，而应当追求超越乡土，到达纯精神的高度。否则，如果各大报刊纷纷提倡写吃写喝的“京味儿文学”，文学的层次必将会越来越低，越来越“物质化”，也越来越重复。

林斤澜先生指出，居住过北京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在文章中赞美过北京的韵味———蓝天、黄叶、叫卖声，从容、悠闲的情调，但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却没有。对他的故乡和旅居过的地方，鲁迅先生从未表达过沉醉之情，却总是带着嘲讽的目光去打量。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保持着批判立场的作家都是如此——他们无暇迷醉，他们要催促人类改进与前行。在这种价值理念的参照下，“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的提法就值得商榷，至少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文学追求来提倡。

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老舍是京味文学的代表，小说和话剧创作的成就很高，他留下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作品影响深广，其作品也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

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中秋》、《峨眉》、《蒲柳人家》、《春草》、《地火》等等。

王朔，我国著名作家，编剧。从1978年开始，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等中、长篇小说。后来进入影视业，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

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大淖事》、《受戒》、《羊舍的夜晚》等

借助首都的影响力

“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北京话”的魅力

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作家队伍

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学”两个术语往往被评论家们混用，但两者实际上是不完全等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京派”，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及批评家的主要代表冯至、废名、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孙大雨、孙毓棠、林庚、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梁遇春、方令孺、朱自清、吴伯箫、萧乾、沈从文、凌叔华、芦焚、汪曾祺、丁西林、杨绛、李健吾、朱光潜、梁宗岱、李长之等，乃至被许多学者推为“京派”首要代表的周作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外乡人”！

只要仔细分析“京派”的作品，我们很容易看出，“京派”注重的是人与整个社会、与大自然的整体关系，而不太注重北京地域的色彩与味道。这与作为京味文学代表的老舍完全不同。在老舍的小说里面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地道北京生活的描画、纯正方言口语的传承、鲜活民俗风情的展现。

1980年代曾经出版过一套“京味儿文学丛书”，丛书编委会认为“京味儿文学”主要具有这样四个特点：

第一，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方言；

第二，运用北京方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

第三，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

第四，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

按照这个分类，我们可以看出京味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能否和现代性兼容

赵大年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涌入，中国新文学一直没有停止吸收现代文明的营养，“京味儿文学”也不例外，《红楼梦》之后有老舍，老舍之后还有林斤澜、邓友梅、刘心武，直到王朔，事实证明“京味儿文学”一直是在承续衔接之中。说起老舍，赵大年指出，老舍先生是用英文写过小说的作家，但是他的汉语白话小说却一点看不出洋味儿来，这叫“大洋若土”；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正相反，由于中西文化的修养都不深厚，写得很有些“大土若洋”。

京味儿文化属于历史文化范畴，和某些特定的社会形态相对应。随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的大都会，原有痕迹会越来越淡。因此对“京味儿文化”应重新定义，定位在“都市文化”上。一味追求京味儿文化，势必导致向传统的回归与追寻，结果是制造一批比真实的“京味儿”更“京味儿”的伪民俗、伪文化；这种制造越酷似，文学作品的现实冲击力越弱，伪文化的色彩越强。文学应表达的是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看法，不应沉迷在对旧有京味儿文化的留恋、把玩、回归与塑造上。

京味儿文学不能作为终极性的文学追求，文学应当超越狭隘的“乡土文学”观念，这些已是共识。但是展望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化，现代化，“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物质匮乏的苦难日渐消失（或可能消失），现代化差距的日渐缩小，人类处境的差异也将被渐渐抹平。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不久前对中国读者说：现在和未来的日本年轻作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了乡村，于是他们所有作家只能去写都市；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却是幸运的，因为你们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新鲜的写作资源。但是，从当下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都市化”倾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作品内部的生活表象的差异性已经很难辨认。如果说文学对于人类精神问题的探索可以千差万别，但是行诸笔端的形象却总是似曾相识，这前景总是不那么令人振奋的。对于单一和乏味的恐惧使人相信：在文化基因库之丰富性的意义上，“京味儿文学”的存在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似乎也仅仅是这种价值了。

隋丽君女士指出，京味儿文学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太“水”，而且一提“京味儿”就以为是“油北京”、“痞北京”；另外就是对人类的精神深处挖掘不够。文学应当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朔小说“不能过长江”、在台湾也卖不出去的原因。止于“味儿”、止于语言层面的共识和默契，其作品的命运就是如此。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