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派是云间诗派和云间词派的统称。云间派主要人物都擅长诗、词、文，因此云间诗派的成员和云间词派的成员几乎完全相同。

云间派早期主要成员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存标、宋征璧等。稍后成员则有夏完淳、钱芳标、董俞、蒋平阶等。其中夏完淳很特殊，虽为后期成员，却与早期领袖陈子龙同年去世。但因为年纪小陈子龙23岁，所以仍列入后期成员。

云间派以陈子龙、夏完淳最为杰出，二者的诗歌抒陈爱国抱负，慷慨悲壮。同时，陈子龙、夏完淳均文采斐然，善写七言歌行，不独以气节为诗文特征。除七言歌行之外，陈子龙还擅长七言律诗创作，而夏完淳则更擅长五言律诗。

云间派主要成员同时善于填词，所成派别被后人称为“云间词派”，词派编纂《幽兰草》合集（陈子龙、宋征舆、李雯三人各一卷）、《倡和诗余》合集（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宋存标、宋思玉、钱榖各一卷），《清平初选》合集。早期云间词派推崇晚唐、五代、南唐、北宋词，抑黜南宋。

以婉约为正，重词之言情。入清后，宋征璧等人拓宽云间派取法范围，不再排斥南宋词，而蒋平阶则反其道而行，不仅和前辈一样无视南宋词，连北宋词都被列入排斥范围，使得取法范围更加狭窄，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后更字卧子，号大樽，为云间派首席领袖，与李雯、宋征舆被称为“云间三子”。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等职，“甲申”国变后立志抗清，后事败不屈，投水殉难。

陈子龙诗词文赋兼工，诗歌方面，被誉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朱东润和施蛰存等人更是认为其诗歌代表明代诗歌最高成就，词方面，陈子龙被公认为“明代第一词人”；并对清代词的复兴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陈子龙策论散文别具一格，吴伟业认为其散文可媲美苏轼、苏辙兄弟（吴伟业《梅村诗话 陈子龙》：“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陈子龙因为抗清而死，他的作品在死后一百多年一直是禁书，不能公开流传出版，导致一些珍贵的明末别集刻本渐渐散佚甚至绝版，直到乾隆年间，乾隆表彰明代忠烈，陈子龙等26人获得级别最高的“专谥”，谥号“忠裕”，他的作品才开始公开流传，民间热心人士和他的文学思想追随者开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

经过王昶等人的长年累月的努力，陈子龙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被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中，另外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安雅堂稿》是明末刻本，为陈子龙自选文集，王昶等人发现这个珍贵刻本时，《陈忠裕公全集》已经刊刻完成且将付印，因此只好不将《安雅堂稿》收入，因此《陈忠裕公全集》是“非足本”，并非真的“全集”。

陈子龙有《属玉堂集》、《平露堂集》、《陈李倡和集》（与李雯的诗歌合集）《湘真阁》、《三子新诗合稿》（与李雯、宋征舆的诗歌合集）、《焚馀草》（明亡后陈子龙学生王澐搜集的诗词遗稿）诸稿，后在嘉庆年间被收入《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词作今见于《幽兰草》中《江蓠槛》一卷，《倡和诗余》中《湘真阁存稿》一卷。《幽兰草》存陈子龙词五十五首，词题多为“春风”“春雨”或“画眉”“杨花”以至“闺怨”一类，都是明亡以前的作品，可见应该是与李雯、宋征舆唱和的产物。这一时期，三人的词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很接近，不外伤春怨别、男欢女爱之作，如陈子龙写闺中女子“袅袅花阴罗袜软，无限芳心，初与春消遣”，李雯写初夏景色“竹粉新粘摇翡翠，荷香欲暖睡鸳鸯。

正是日长无气力，倚银床”，宋征舆写黄昏“碧烟散尽月朦胧，独自画楼人静怯东风”，这类词在内容上仍未脱明词窠臼，但与一般陈词秽语的明词不同，云间三子在语言上追求流丽婉转，词风倾向于妍丽委婉。然而，在经历了明朝灭亡的变故之后，他们作词的内容就发生了转变，往往借景借时抒发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如陈子龙《点绛唇·春闺》：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芳草王孙路。春无语！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不难看出，作者借好景不常的自然现象表达出国家败亡之后内心的悲痛。其绝笔词更是直抒胸臆，凄怆动人，且看《二郎神·清明感旧》：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妖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搴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

其中表现出来的慷慨悲凉之气与早期词作的妍丽柔婉已大不相同。

李雯（1607-1647）。李雯前期词大多描写秋天。后期词作大多表现其凄苦心境，因为他被迫作了清朝的官，笔下时常流露愧疚之情，如：

“芳心谢，锦梭停旧织，麝月懒新妆。杜宇数声，觉余惊梦，碧阑三尺，空倚愁肠”（《风流子·送春》），“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消魂罗袖薄，与泪轻弹”（《浪淘沙·杨花》）。云间词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转变还可以从夏完淳的作品中得到印证。

宋征舆(1618—1667)，字辕文，号直方，上海松江人，词人。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明末诸生（俗称秀才），明亡后先后考中清朝举人、进士（顺治四年进士），开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诗文稿》（含《海闾香词》等等）。《四库全书提要》云： “征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赡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 ，而精练不及子龙 ，故声誉亦稍亚之云。”。

宋征舆词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 锦幄销香，翠屏生雾，妆成漫倚纱窗住。 一双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无人处。 回首天涯，归期又误。 罗衣不耐东风舞。 垂杨枝上月华明，可怜独上银床去！

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家谭献在《箧中词》中评曰：“何减冯（冯延巳）、韦（韦庄）？”

宋征舆是云间词派中最先填词者，对促进云间词派形成有重大影响，虽然此后陈子龙的填词成就超过他而成为盟主，但是宋征舆的开创之功却不容忽视。

夏完淳 (1631～1647)，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人，明末著名诗人、词人，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是陈子龙的弟子。明亡后追随老师陈子龙和父亲夏允彝抵抗清军暴行，抗清事败殉难于南京，年仅十七岁。

夏完淳早期诗作多模拟之作，明亡之后，诗风变化，慷慨淋漓，《别云间》、《精卫》《细林夜哭》等作品均是诗歌杰作。

夏完淳的作品先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吴省兰合编为《夏内史集》，颇有遗漏。嘉庆十二年(1807)，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14卷。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加校订，编印为《夏完淳集》，为今日较完备的通行版本。《狱中上母书》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教材。

他在国变之前的词作也不外“晓风重楼人未归”“东风轻薄误多情”之类，而一旦国难家仇当前，他的词便勃发出沉郁凄清之气，如《一剪梅·咏柳》：

“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余红。金沟御水自西东。昨岁陈宫，今岁隋宫。 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才过西风，又过东风。 ”

宋征璧（约1602～1672），字尚木，原名存楠，江南华亭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入清，官潮州知府。有《三秋词》。宋征璧是云间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倡和影响较大。 宋征璧还配合陈子龙等人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做出较大贡献。

宋征璧早有诗名，在结识陈子龙前就已经匹马入京师，与宛平王崇简诸人互相倡和。天启五年（1625年），宋征璧大约24岁，与当时17岁的陈子龙结交，颇受陈子龙推重。此后，宋征璧一直与陈子龙保持深厚的友谊，二者互相有相当多的赠诗，并在顺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词，对云间词派有很大影响。

宋存标(约1601-1666)，字子建，号秋士，别署蒹葭秋士，华亭人。崇祯间贡生，候补翰林院孔目。是编取《三传》、《国策》、《史记》、《汉书》及诸杂史，摘其事迹而论列之。著有《史疑》、《国策本论》、《秋士香词》、《棣华集》及杂剧《兰台嗣响》等。《全清散曲》收其套数二十四首。

明灭亡之后，宋存标坚决不与清朝合作，选择当遗民，是松江宋氏家族中极有气节的一位读书人。

宋存标少年即负才名，吴伟业在《宋子建诗序》称“子建雅结纳，擅声誉，天才富捷，能为歌诗，胜游广集，名彦毕会，每子建一篇出，无不人人嗟服。”（《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八）

陈子龙曾经为他写了词集序言，即《宋子九秋词稿序》：“宋子屏居大海之壖、春浦之阴，坐拥图史，家擅丝竹，遗落世务，放意山泽。于是少皞司令，青女届期，咏明月于陈风，诵秋水于庄叟。招髡孟之谐客，馆威闾之佚女，授简抽毫，引宫刻徵，所著词三百篇，题曰《九秋稿》。……”

蒋平阶，生卒年不详，初名雯阶，字驭闳，一字大鸿，别署杜陵生，明代地学家，松江人。诸生，故明御史，入清不仕。精通地学。著有《地理辨证注》、《水龙经》、《八极神枢注》等。同时是云间词派后期重要人物。关于他的文学风格，可见之于《晚晴簃诗话》：“大鸿堪舆大家，神解超迈，近百年来形象奉为圭臬。诗宗唐人，才力丰健，犹有几社遗风。” 蒋是明遗民，几社人士，工诗词，性豪隽。精堪舆之学，留心晚明史事，辑《东林始末》，康熙十五年前后仍在世，各家词集中多见行迹。，字右箴，平阶子。周积贤，字寿壬，亦华亭人。沈亿年，字豳祈，嘉兴人。蒋平阶与周积贤、沈亿年以及其子蒋无逸等多人词作之合集合为《支机集》，沈亿年在此集《凡例》中的一段话乃云间词派理论的一方代表。

董俞（1631—1688），清代文学家，字苍水，号樗亭，又号莼乡钓客。江南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区）人。

董俞是云间词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与钱芳标齐名，人称“钱、董”。董俞著有《玉凫词》、《樗亭集》、《浮湘集》、《度岭集》等。汪森评论董俞词：“樗亭婉丽之什，源于清商诸曲，遂与子夜、欢闻况爽。若矫健疏宕处，则又歌行佳境，非学步辛陆者也。”清初柳洲词人曹尔堪《玉凫词·序》云：“（樗亭）偶以余暇工为小词，无不抉髓花间，夺胎兰畹。对清尊而惆怅，拾红豆以缠绵，悦于魄而动于魂，古人之言岂欺余哉！吾党之词见称于海内者，陈李前驱，辕文骖驾，俱已玉树长埋，宿草可悼矣。尚木清华，莼僧香丽，而或乘五马以徙鳄鱼，投三杼而栖白燕，近制寥寥，未易多得也。如子璧、崃文、子山、丽冲皆有专稿，为艺林脍炙，独樗亭之词出而同人退舍，莫与颉颃，由其神力震荡，足以推倒智勇，开拓心胸耳。”

钱芳标，原名鼎瑞，字宝汾，一字葆馚，江南华亭人。康熙丙午举人，官内阁中书。己未举博学鸿词。　钱芳标是云间词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与董俞齐名，人称“钱董”。他的《湘瑟词》以才气见长，乃才人之词。其词格调疏朗，多隐逸之思。钱芳标的《湘瑟词》和董俞的《玉凫词》标志着云间词派的终结。

钱芳标是清初重要词人。清代词人有所谓“前七家”，即宋征舆（辕文）、钱芳标（葆馚）、顾贞观（梁汾）、王士禛（渔洋）、沈丰垣（遹声）、彭孙遹（羡门）、纳兰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谦、陈维崧，就是所谓的“前十家”。

明清易代之际的云间派是一个地域性、家族性特点十分突出的文学流派，诗学词学呈现家族承传之宗风，如绵绵瓜瓞。云间派坚守复古之堡垒, 诗学以汉魏盛唐为圭臬，词学则胎息花间词名家、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婉约词名家。然而云间派在实学精神的召唤下，又能以大力挣脱复古之枷锁，师心重情，刺讥现实。本书既注重对流派的整体把握，又突出个案研究。字里行间既有抽象的理论思辨，又时时透现着感性的体悟。

云间派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近似的文学主张和审美趣味为纽带而形成的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的松江府辖华亭、娄县二邑。云间派的代表人物陈子龙、李雯、宋征舆，都是华亭人，他们曾合写诗集《云间三子合稿》，因而被称为“云间三子”，云间诗派的称谓也由此而来。以云间三子为核心的词人群体，则又被称为“云间词派”，云间词派在崇帧年间的倡和作品为《幽兰草》，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词各一卷，顺治四年的倡和作品为《倡和诗馀》，收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宋存标、宋思玉、钱榖六人作品各一卷。早期云间词人除“云间三子”以外，还包括宋征璧、宋存标、宋思玉、钱芳标、夏完淳、蒋平阶等人。入清之后，随着陈子龙、夏完淳的殉国以及李雯的去世，云间词派和云间诗派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唯有董俞和钱芳标可算云间派后劲。

云间词派是千年词史上第一个词派，影响波及明末清初五十多年，著名词学家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云：“昔大樽（陈子龙）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云间词派与康熙年间的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嘉庆之后的常州词派一起，构成明清词坛最有影响的四大词派。除此四大词派，尚有清初的柳州词派、广陵词派、西泠词派等较小词派以及清末民国初的强村词派（临桂词派），其中西泠词派是云间词派旁支，而强村词派成员多是常州词派后劲，与常州词派有很大关联。

著名词学家严迪昌认为一个词派成立的标志在于：有核心人物，有立派纲领。严迪昌和其他词学家一样，认为云间派核心人物是陈子龙，同时认为云间词派立派纲领是陈子龙《幽兰草词序》：

“词者，乐府之衰变，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纤晚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於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心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辩，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径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吾友李子、宋子，当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宫徵，时屈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予以暇日每怀见猎之心，偶有属和。宋子汇而梓之，曰《幽兰草》。今观李子之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璟、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要而论之，本朝所未有也。独以予之椎鲁，鼎厕其间，此何异荐敦洽于瑶室，奏瓦缶于帝廷哉。昔人形秽之忧，增其跼蹐耳。二子岂以幽兰之寡和，而求助于巴人乎。”

严迪昌先生认为这篇序言不仅是一篇重要的词学论文，而且是词学史上很可珍贵的一篇词学文献。这篇序言总结了文学体裁的流变和词的变迁，总结明朝词不如宋朝词的原因，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更重要的是，这篇词论将南唐、北宋词作为填词之正宗，确立了云间词派填词风格，对云间派乃至整个明末清初词坛形成了重大影响。

显而易见，甲申国变的确是造成云间派词风转变的关键因素。那么，在此前提下，能否得出“云间三子词风的转变造成了清词的中兴”这一结论呢？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陈子龙作《幽兰草·序》，可以看作云间词派的理论纲领。其中写道：

自金陵二主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浅鄙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焉。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

可见陈子龙推崇的是李煜、周邦彦等婉约一派，重视词的抒情功能，追求纯情自然的意趣，并且要求抒情婉转含蓄，因此他批评南宋词“亢率”“浅鄙”。他肯定“境由情生”，却忽略了根本：情从何而来？既忽视了社会现实对词人的影响。如果李煜没有亡国之君的经历，就不可能写出感人至深的词章；李清照南渡以后的词又何尝不是“境由情生”？而陈子龙认同的仅仅是晚唐北宋的婉约词风，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倡和诗余序》），这就显出云间词学观念的局限性。陈子龙主张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发情志，《三子诗余序》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说明他并未跳出传统题材之外，但针对明词纤弱淫靡的弊端，强调寄托“风骚之旨”，体现其文学主张的复古倾向，在词的创作上他追求的是“直接唐人”从而“无惭宋辙”。同时，他也没有摆脱视词为小道末技的观念，《幽兰草·序》就说三子作词是“趣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三子诗余序》也说：“是则诗余者……虽曰小道，工之实难。”

总之，陈子龙主张回归雅正婉约的词统，而意识深处仍然视词为艳科小道。然而，与那些经世致用的文章和那些壮怀激烈的诗歌相比，词确实是小道。问题在于陈子龙等人因为这个事实而在填词方面没有投入更多精力，使得词作偏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清代词人大多不善于写文作诗，因此致力于填词者多，使得清代词总数量上多于明代，但是在质量上却并不比陈子龙等人高明，直到清末，著名词学家、词人谭献仍然认为“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湘真，就是陈子龙的代称。因此我们必须对云间词派复古以及“视词为小道”这两个事实予以客观分析，而不应作出一面倒和想当然的结论。清词号称中兴，但是本质上也是在复古，清词中有些人抬高词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词却仍被谭献认为是低于陈子龙。可见，是否重视词的地位以及是否复古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填词的水平。当然，在一种回归前代的复古宗旨的指引下，新兴的词风也必然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其创作实践必然受到前人的一些限制。由于早期云间派追求的是晚唐北宋词的格调，忽视自身所处的时代现实，从而禁锢了思维也限制了自身的创作。如同李煜、李清照一样，云间三子也亲身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然而他们却没能运用词的形式将自己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陈子龙的诗不乏揭露社会现实之作，而他前期的词却很少涉及同样的内容。但是陈子龙后期词的内容有了较大变化，虽然天不假年，但是却已经凭借《湘真阁存稿》中的29首精美的词将云间词风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可惜历史没有为云间派留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夏完淳英年早逝，与老师同于顺治四年（1647）殉难；李雯在这一年送父亲灵柩回乡，返京后病死；宋征舆则恰好在这年中了清廷的进士，冠冕堂皇地入仕。世事变迁，生死殊途，曾经盛极一时的云间派随着三子的离散而逐渐趋于沉寂，但是云间词派之影响却一直影响了之后三四十年，例如清初著名词人彭孙遹就说：“近人诗馀，云间独盛”，康熙初期，王士禛等人都是云间词派的忠实拥护者和追随者，云间派独尊南唐、花间、北宋且广泛影响清初词坛的局面直到后来的朱彝尊和陈维崧宗立派，分别以南宋格律派和豪放派为宗旨，才逐渐。

有人认为后期云间派的发展，更加显示出云间派是不可能造就清词中兴的。陈子龙的中门生蒋平阶、沈亿年、周积贤等人合著词集《支机集》。沈亿年在《凡例》中说：“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其观点既出于云间，又比早期云间派推尊晚唐北宋更加偏狭，甚至于“专意小令”“屏去宋调”，独取五代，这就使得词境更加逼仄，云间一派最终衰落。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说云间词派引发清词中兴，只是说该词派在清词中兴中的先锋作用，而不是说这个词派影响了整个清代的词。云间词派的领头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云间词派影响清初词坛三四十年，也足以说明云间词派在清词中兴中关键的领头作用，此后，朱彝尊为盟主的浙西词派推崇姜夔、张炎等人的清空骚雅一派，陈维崧为盟主的阳羡词派推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豪放派，云间派推崇南唐北宋婉约词派的影响自然大大削弱。惟独以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等人为核心的京华词派仍然推崇南唐北宋风格，虽然不能算是被云间词派影响，但是在美学取向上却仍然是认同云间词派，这一点也可以从纳兰性德和顾贞观选辑的《今词初集》中看出，这部词集选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词二十九首，位居书中所有词人之冠，推崇云间词派之意甚为明显，而选朱彝尊和陈维崧二人词都未超过二十首，可以看得出纳兰性德等人对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并不认可。

因此，说云间词派引发清词中兴，是有很大依据，而不是出于选家和评家的一面之辞。

云间词派是词史上第一个词派，是在元明二代的词衰微近四百年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接续南唐北宋词传统的词派。由于云间词派重要成员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人都是在明末清初活动，他们在词方面的创作直接影响了清代词。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征璧等人持续倡和填词，培养了一大批江南词人，使得清词中兴具备了人才方面的基本要求。因此后代均将陈子龙等人视为清词中兴的开风气者。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

由于陈子龙高尚的品格和精深的文学造诣，江浙才士都对他非常景仰，当他与李雯及宋征舆、宋征璧兄弟开创云间一派以后，松江府各县群起响应，门生遍及江南，形成“近人诗余，云间独盛”（彭孙遹《金粟词话》）的词坛景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云：“昔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毛先舒《白榆集·小传》云：“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从吴伟业、王士稹到“西泠十子”，可见云间影响之巨。其余韵缭绕，数十年不绝，同郡后生张渊懿、田茂遇合编《清平初选》，成为云间派的归结之集。

云间派倡导雅正、回归晚唐北宋词的传统，对于纠正明词纤弱卑靡之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影响甚大，不可忽视。有人认为：“词体复兴的过程就是词的抒情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过程，在重新强调词的抒情功能方面，云间派无疑有开创之功，但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时世的局限，云间派未能完成复兴清词的重任。因此，只能说云间派奏响了词体复兴的序曲。此后，阳羡、浙西诸派先后崛起，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禛、纳兰性德等名家辈出，流派分呈、蔚为大观的中兴景象才最终得以出现。”此话看似正确，但是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前人说云间派开清词三百年中兴之盛，也只是强调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从未认为云间派可以影响清词三百年，持此论着首先就误读了“开三百年中兴之盛”的具体含义。其次，王士禛填词成就明显不如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陈维崧、朱彝尊虽然建立起各自的词派，但是陈维崧的词派影响只持续不到三十年，朱彝尊词派虽然影响了一百多年词坛，但是此派除朱彝尊、厉鹗之外，并无出色词人，末流词人更是落下“琐细饾饤”之恶名，受到后起之常州词派以及清末民初之王国维的严厉批评。所谓的流派纷呈背后，却只是身为盟主的几个词人的孤单身影。至于纳兰性德，本身不属于任何词派，所推崇的填词风格更是直接与云间词派契合，个人成就与陈子龙本身难分上下。因此，我们可以说云间词派的意义仅在于开启清词中兴之门，却无法认定此后出现的“流派纷呈”比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更高明。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活跃着三个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即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诗派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这三个诗歌流派的创作，代表了鼎革前后东南文坛以至那一时代诗界的最高成就，形成了一个文学高潮。这一高潮，是明诗发展的总结，也为清诗的发展开拓出宏衍的局面，而流派之间既各为营垒，自为旗鼓，又互相联系，道艺相通，成为诗歌史上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

在虞山、娄江和云间三派之中，以几社为依托的云间派实际上开派最早，演变的过程也最为复杂。该社始创于崇祯二年，首事者六人，即夏允彝、徐孚远、杜麟征、周立勋、彭宾、陈子龙，皆松江著名文士。其时“卧子子龙先生方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笔惊人，遂成六子之数”（杜登春《社事始末》）。可见其初陈子龙在几社中并非中坚，然而在云间派的发展过程中，陈子龙以其卓荦的才华走到了几社的前台，成为云间派的首席代表。

云间诗派早期主要成员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存标、宋征壁等。稍后成员则有夏完淳、钱芳标、董俞、蒋平阶等。其中夏完淳很特殊，虽为后期成员，却与早期领袖陈子龙同年去世。但因为年纪小陈子龙23岁，所以仍列入后期成员。

云间诗派以陈子龙、夏完淳最为杰出，二者的诗歌抒陈爱国抱负，慷慨悲壮。同时，陈子龙、夏完淳均文采斐然，善写七言歌行，不独以气节为诗文特征。除七言歌行之外，陈子龙还擅长七言律诗创作，而夏完淳则更擅长五言律诗。

云间诗派是明末清初三大诗派之一，与钱谦益为核心的虞山诗派、吴伟业为核心的娄东诗派鼎足而三。但是因为陈子龙、夏完淳、李雯入清不久就去世，云间诗派迅速衰落，直接影响比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小一些，但是云间诗派倡导的“宗唐”取向以及他们对声韵格调的重视，则又影响了娄东诗派领袖吴伟业。

云间诗派是明末清初三大诗派之一，与钱谦益为核心的虞山诗派、吴伟业为核心的娄东诗派鼎足而三。但是因为陈子龙、夏完淳、李雯入清不久就去世，云间诗派迅速衰落，影响比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小很多。

从根源上考虑，云间诗派与娄东诗派都是明代复古派的后期代表，遵循的都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而两派盟主陈子龙和吴伟业也是至交好友。吴伟业诗歌风格的第一次转变是由学习杜甫等人的沉郁风格转向学习六朝、初唐的辞藻声韵，这明显是受陈子龙影响，第二次转变是由抒情诗转向叙事诗，明末时的《洛阳行》受陈子龙《大梁行》影响，但是风格已有较大区别，偏向于元稹、白居易的叙事诗风格，这一变化与陈子龙有一定关系，第三次转变是更加彻底地向元稹、白居易叙事诗风格靠拢，但仍然熔铸六朝、初唐之辞藻声韵，在“律化”方面走得更远，这与陈子龙已经完全无关。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陈子龙对吴伟业诗歌风格的转变有过两次影响，正因为此，同治年间诗人朱彭年赋诗评价吴伟业：“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一自鼎湖龙去后，兴亡凄绝庾兰成”。此诗认为吴伟业诗继承了明末云间诗派陈子龙之风格。（黄门，陈子龙曾任兵科给事中，黄门是“给事中”代称。）

但是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样，陈子龙对吴伟业的影响只限于前两次转变，从根本上说，陈子龙虽然也写短篇叙事诗，但是反对元稹、白居易模式的叙事诗，所以吴伟业的突破就在于对元、白二人的合理继承而又在辞藻音韵方面与云间陈子龙保持“同调”，因此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村体”，凭借梅村体，吴伟业的娄东诗派在清朝的影响断断续续持续到清代末年甚至民国初年，王闓运、王国维等人都用这种方式写过一些长篇诗歌，但是成就与吴伟业有较大差距。

因此，单纯从严格的派系来分析，可以说云间诗派在陈子龙殉国之后迅速衰落，但若从派系之间的内在影响分析，可以认为云间诗风仍然伴随着娄东诗派流风之波及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

至于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的影响，主要在于反对单纯推崇唐诗，提倡唐宋诗并重。虽然钱谦益等人反对前后七子以及云间诗派的复古，但是钱等人本质上也是复古，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就是次韵杜甫的《秋兴》（八首），比一般情况下的复古更加严重。后代学者和诗人对《投笔集》褒贬不一。陈寅恪认为《投笔集》胜过杜甫作品，实为夸大其词。也有些人认为《投笔集》一味逞能，则又过于贬低。客观说说，《投笔集》有其价值，但是若单纯从文艺上说，并非上乘佳作。虞山诗派的影响归根到底只是取法对象方面的影响，与文艺自身并无多大关联。因此从文艺层次考虑，虞山诗派的影响力不仅不及娄东诗派，甚至不及云间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