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是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著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派发轫于嘉庆初年，“盛世”已去，风光不再，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激烈，朝野上下产生“殆将有变”的预感，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重又转向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在词的领域，阳羡末流浅率叫嚣，浙派襞积，把词引向淫鄙虚泛的死胡同，物极必反，曾致力经学研究的张惠言顺应变化了的学术空气和思想潮流，“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

常州词论始於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於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於“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徊要”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於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方式并非张惠言独创，而是南宋鮦阳居士首创，张惠言只是模仿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的方式解读温庭筠等人的词作而已。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以周济为例

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於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著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品评词作

这就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像体现出来﹐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

《词辨》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26(李煜^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张惠言（1761-1802）是学者，又是古文“阳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词人。他是常州词派的开创人。他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选择精严，并附当世常州词人以垂示范，显示一个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结起来的词人群体的存在，因此，《词选》成了一面开宗立派的旗帜。他所写《词选序》全面阐述自己词学理论：主张尊词体，要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提高词的地位，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茗柯词》骋情惬意，细致生动，语言凝练干净，无绮靡浓艳之藻，抒发怀才不遇、飘泊无依和羁缚受制等心绪，词旨常在若隐若现之间。如《木兰花慢·杨花》名为咏物，实为抒怀，借杨花吟咏身世之感，体物形神兼备，抒情物我合一，在描摹杨花里寄托追求、失望、游转无定和历经坎坷的心态，是以物写情的传世名作。

周济（1781-1839），他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对词的比兴寄托，从创作与接受角度上，阐明词“非寄托不入”和“专寄托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命题，被认为“千古文章之能事尽矣，岂独填词为然”（谭献《复堂日记》）。在正变理论上，他以宋四家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使学周邦彦、吴文英成了时尚，既纠正浙派浅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风靡开来，笼盖晚清时期的词坛。但周济创作与理论脱节，对艺术审美和技巧认识较精密，个人词作却未尽如人意。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u6c47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