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指挥。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指挥。

出生于山东日照，1970年考入解放军军乐团，1978年初随著名指挥家、教育家黄飞立教授学习指挥,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李华德教授。1990年至2011年7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员、指挥、乐队队长、副团长、团长。现任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指挥解放军军乐团及中国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山东省交响乐团、湖南省交响乐团、浙江省交响乐团、澳大利亚国家军乐团、美国陆军军乐团等著名乐团举办音乐会千余场。其指挥艺术深受观众喜爱，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赞誉。媒体评价他的指挥“朴实大方，适度严谨，刚柔相济，他的指挥棒运行的点和线之间闪烁着生命的活力与光彩”。

于海的艺术生涯常与国家重大庆典活动连在一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的接见和赞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政协开闭幕式及各种国家庆典活动中经常有他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的身影。1999年担任国庆50周年庆祝活动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2008年在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上,指挥解放军军乐团圆满完成礼仪音乐的演奏任务。200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建国60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中担任1500人联合军乐团团长，并担任由联合军乐团、联合合唱团及民族打击乐团组成的4000多人演出团队的总指挥和艺术总监。被《音乐周报》评选为2009中国音乐年度人物。2011年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德艺双馨的名师名家”。

2004年作为主要发起人，组织成立了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主席。多年来，一直担任解放军艺术系列（音乐专业）资格评审执委、副主任，担任许多全国性音乐比赛的评委，多次赴国外担任国际管乐大赛评委，2010年被教育部聘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还应聘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发起并成功策划了南昌国际军乐节、上海管乐节、中国青岛青少年管乐夏令营等大型活动并担任艺术总监，他还经常带队在全国各地的部队、学校、机关、厂矿演出，举办音乐普及讲座，受到热烈欢迎。

于海曾出访许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演出活动。多次与国内外著名音乐家合作演出。指挥录制了数十种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音乐专辑。是唯一指挥国家级交响乐团、国家级民乐团和国家级军乐团录制出版了唱片的音乐家。

现任职务/职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副军职）、国家一级指挥、中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指挥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会长。在2013年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获得的主要荣誉： 1999年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 当选第四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

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文革中的1967年，父亲工资冻结，母亲在家庭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用当时足以让全家生活十多天的两元钱为我买了一支“高档”竹笛。那一天我记忆犹新。没有那一天，恐怕也没有我的音乐人生。

2002年7月20日晚，能够容纳一万八千名观众的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这座记录了体坛无数传奇的现代化体育馆，这一夜又见证了中国军乐史上辉煌的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庆祝建团50周年大型音乐晚会《我为祖国奏凯歌》在这里隆重上演。由解放军军乐团200多名演奏家组成的庞大的乐队阵容，在驻京八支军乐团队、北京战友歌舞团、北京爱华合唱团等1000多名演员的协助下，上演了50年来由军乐团创作、演出的《风暴》、《万岁！伟大祖国》、《北京喜讯到边寨》等脍炙人口的名曲佳作，《运动员进行曲》、《欢迎进行曲》等家喻户晓的礼宾用曲，《牧场上的家》、《水灯喃旺》等记录了一段段外交传奇的国宴音乐，充满阳刚之气的队列行进吹奏表演以及与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合作演出的《请祖国人民检阅》----国宾欢迎仪式情景再现等节目，把现场气氛和观众的情绪一步步推向高潮。在欢乐的掌声、欢呼声中，作为这台晚会的主要策划人、总导演、乐队指挥之一的于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为筹备这场晚会，他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体重骤减了近10公斤……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于海完成了人生旅程中三次重要的角色转换，从一名普通的乐队队员成长为著名指挥家，进而成为中国军乐界的领军人物。

1955年3月，于海出生在山东日照，一座濒临大海的小城。于海从小喜欢文艺，小学三、四年级时他参加了学校宣传队，整天摆弄竹笛、口琴、二胡等民族乐器。1970年，解放军军乐团到山东招生，不满15岁的于海幸运地考入了这支国字号的“红色”乐团。刚进军乐团时，组织上分配他学习单簧管，由于之前从未接触过西洋乐器，因此学起来非常吃力。当时正赶上突出政治的年代，每天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专业学习时间。于海年龄小，有时也贪玩，但他对练习业务从不马虎，他常常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偷偷练习。凭着他的勤奋和悟性，他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军乐为他打开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音乐世界，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单簧管。时光飞逝，8年过去了，他从一个小学员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乐队队员。这期间，他参加了200多次重大庆典、重要集会、迎送外宾等活动，还经常参加多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

1978年春，改革的春风沐浴着整个中国大地，此时机遇再次垂青风华正茂的于海，经专家、前辈层层选拔推荐，团领导决定让于海改学乐队指挥，这可是他梦寐以求、心驰神往的专业呀，一连数日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也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师从著名指挥家吕蜀中和黄飞立教授学习。1985年，于海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随李华德教授进一步系统学习。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198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在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于海指挥专场音乐会》。至此，于海完成了作为一名指挥家应具备的各种素质的积累与储备，他的脉搏已经和音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军乐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几年，于海总感觉全身有使不完的劲，他那潇洒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演出舞台上---时而他手持指挥旗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国宾欢迎仪式上，时而他又轻捻指挥棒，在舞台上指挥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在军营、在厂矿、在学校、在国际音乐交流活动中，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一步步走向成熟，在文艺界和音乐爱好者中的知名度也迅速提高。 1984年，于海担任国庆35周年联合军乐团分指挥。 1989年，他担任国庆40周年大型乐团指挥。在天安门广场指挥20万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90年，他担任第11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大型军乐表演指挥。1994年，他担任国庆45周年大型焰火晚会联合军乐团总指挥。

1995年11月20日，《解放军报》以《军中第一青年指挥》为题，称赞他的“指挥动作朴实大方，适度严谨，柔中有刚，刚中有柔，他的指挥棒运行的点和线之间闪烁着生命的活力与光彩”。文章称，“站在指挥台上的于海象一名气宇轩昂，成竹在胸的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气势磅礴地向着音乐的圣地开进，那短短的指挥棒仿佛闪烁着情感的火焰，引领着乐手和听众在庞大的生命之舟上跌荡起伏。他指挥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充满豪气的音乐，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心声，映衬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浸透着全军将士一往无前的气概”。

1995年9月18日晚，在欢迎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的宴会上，江主席对于海说：“你们今天的曲目安排的非常好，我已经把你们的节目单保存起来了。” 为国家和军队外事司礼活动服务是军乐团第一位的工作，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于海以精湛的指挥技艺和良好的艺术修养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的高度赞誉。1983年12月15日晚，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当于海指挥乐队演奏亲王作词谱曲的《怀念中国》后，精通音律的亲王激动地向于海敬酒，连续称赞：“演奏得太出色了！”李主席见状指示于海把这首乐曲再演奏一遍。当《怀念中国》旋律再次响起时，宾主双方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从此以后，于海每次为来访的亲王指挥演奏，亲王都要热情地与他拥抱，向他敬酒。有时亲王在京过生日，也要邀请于海带小乐队到寓所助兴。在演奏中，亲王每每激情难抑而慨然高歌。

1995年9月1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正在举行欢迎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的宴会。席间，于海指挥军乐团演奏了《轻骑兵序曲》、《埃及进行曲》、《拔根芦柴花》等中外名曲。乐队每演奏一首乐曲，宾主双方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来自音乐王国的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总统听了军乐团演奏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后，激动地对江主席说：“太好了，太好了，比我国的乐队演奏得还要出色”。江主席听了也很高兴，特意请乐队再演奏一遍这首乐曲。总统兴奋地站了起来指挥大家随着音乐的节拍击掌。江主席则带头离席迈出了舞步，总统也随之起舞。两位国家元首翩翩的舞步使宴会的友好气氛达到了使人亢奋的状态。舞毕，在乐队的伴奏下，江主席和中方的随同人员一起高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富有东方色彩的旋律由领袖亲自演唱，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来宾的友好情谊，奥地利客人望着眼前这令人难忘的一幕，激动不已。那天分别时，江主席对于海说：“你们今天的曲目安排的非常好，我已经把你们的节目单保存起来了。”说着江主席还拍了拍上衣口袋，那里面装的是当天的节目单。

1993年12月2日下午，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来访的乌拉圭总统。仪式开始后，于海手中的指挥旗一挥，清亮帅气的乌拉圭国歌立刻在大厅内回荡，当国歌演奏完后，猛的从乌拉圭来宾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突如其来的违反常规外交礼仪的举动，使于海一惊，连忙示意队员暂缓演奏，待乌拉圭客人掌声欢呼停止，中国国歌随即从容响起……。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乌拉圭客人告诉于海，乌拉圭国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歌之一，在外交场合，很多国家，有时包括本国的乐队常常只演奏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军乐团完整、准确地演奏了全曲，这使代表团的高级官员们激动不已，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对乌拉圭人民最大的尊重与理解…… 这些经历使于海深切感到，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不仅能展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文化修养，同时音乐已经成为国家外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军旅音乐家，于海每年都要到边防哨卡为戍边的战士演出。有一年秋天，军乐团演出分队赴新疆军区慰问，他们先后去了喀什、伊犁、阿拉山口、博尔塔拉等边防哨所，高原充足的紫外线几乎在一天之间就晒黑了于海白皙的脸庞。站在边界线上，他听官兵们讲述部队战士戍边的故事。和战士们在一起，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与升华。在海拔2000多米的兵站，他参加了部队的升旗仪式，在指挥近千名官兵高唱国歌时，他的一招一式之中不自觉地溶入了军人所特有的神圣与崇高。 于海还经常与远在祖国边陲的官兵们保持着联系，为战士释疑解惑，为战士乐队提供辅导资料…… 于海认为，“严肃音乐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一个有良知的音乐家不能因其艰难而放弃或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不懈地努力着……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严肃音乐”、“高雅音乐”受到各种流行音乐的强烈冲击，进音乐厅的人越来越少，高雅艺术的命运令人担忧。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于海却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先后与当时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山东省交响乐团、湖南省交响乐团和解放军军乐团等团体合作，多次在京内外各大音乐厅举办个人专场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李斯特等大师的经典作品，推出了斯特拉文斯基《管乐八重奏》、威尔第的歌剧《命运之力序曲》、格什文《蓝色狂想曲》等作品，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媒体认为，在严肃音乐不景气的情况下，于海以自己的勤奋和执着为高雅艺术注入了一股清新剂，因而受到观众、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赞誉。 但有人不理解，甚至有些好朋友也说，大家都在忙于“钻棚”、“走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名气拉关系挣钱，你于海已经是国家一级指挥了，要地位有地位、要名声有名声，何必还要自己掏腰包开音乐会呢？面对这些议论，于海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他认为，严肃音乐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一个有良知的音乐家不能因其艰难而放弃或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不懈地努力着，为此他付出了很多。

1996年7月10日，军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上午彩排时，大家注意到他的左臂上带了一块黑纱----他的母亲两天前在山东老家过世了。于海的脸色很难看，满身疲惫，但在排练时，他依然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一丝不苟。 当天的音乐会是为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们举办的，是进行曲和舞曲专场，演出现场的气氛十分轻松活跃，威风堂堂的进行曲，轻盈欢快的圆舞曲，一首接一首，观众与乐队的情感不断地拉近，每奏完一首乐曲，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每当一曲终了，于海总是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微笑谢幕，但他内心的悲楚却是观众察觉不到的。

演出结束时，几十名手持鲜花的观众一下子拥到台上，他们都是于海的亲朋好友，此情此景，不禁令于海哽咽无语，他深知这是朋友们在帮他分担内心的悲痛。他想起了挚爱的妈妈，想到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是妈妈支持自己走上音乐之路。多年来，每当工作、事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亲切的叮咛，温馨的眼神，一直在激励着自己。遗憾的是这些年自己因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在母亲身边尽孝道，她老人家最终也没有机会到现场看儿子的音乐会，想到这儿，他禁不住泪流满面…… 离开北京音乐厅，于海直奔火车站----他要连夜赶回山东为母亲奔丧。乐团的领导、同事以及知情的音乐厅的工作人员深深地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赶上了这精彩的一幕，他用手中的摄像机完整的记录了全过程。 在于海家中的书柜里，还摆放着一个淡青色的鸭蛋。于海说，这是母亲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咸鸭蛋，母亲去世后，他把这只蛋风干后，专门做了一个小玻璃罩子，放在里面，摆在书柜里最显眼的位置，作为永远的纪念。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于海多次随团赴亚洲和欧洲各国参加国际音乐交流访问演出活动，他和他的同事们以精湛的技艺，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荣誉。1994年6月，军乐团参加了芬兰哈米娜市举行的国际军乐节。尽管美国、俄罗斯等多个乐团都演奏了表现芬兰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而斗争的音乐史诗《芬兰颂》，但于海指挥中国军乐团演奏的《芬兰颂》，包含对芬兰人民的理解与同情，精妙准确地表达了芬兰人民渴望自由、赞美祖国壮美河山的真挚情感，深深地打动了芬兰听众。一位耄耋老人含着眼泪对于海讲，“作品演奏得非常精彩，中国人民是我们真挚的朋友”。哈米娜市议长激动地对于海说：“只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指挥，才能将《芬兰颂》把握得这样准确、深刻！”军乐节闭幕时，组委会秘书长把会旗降下后亲自送给团长吕蜀中和指挥于海的手中，并一再表示：“只有最好的乐团才能享有如此殊荣。”

2000年春节，于海带队赴德国参加不来梅国际音乐节，有一次在法兰克福演出中外名曲音乐会，中场休息时，有人告诉于海，观众中有一位老人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正赶上老人75岁生日。细心的于海在下半场一开始，专门为这位老人演奏了一首中国乐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以表达对老人的敬意与祝福。一曲终了，全场掌声四起，老人家激动得老泪纵横。音乐会结束后老人特地买了很多我军乐团录制的CD唱片，当场分发给自己的朋友。老人兴奋地对于海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我和我的全家人永远都会记住这份来自中国的美好祝愿！” “国家盛典上的军乐演奏最重要的是尊严与豪情，军乐队员最需要的是自信与坚定，丝毫的犹豫、紧张就好比战士在战场上做了逃兵”。

1999年，对于海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 5月5日，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签发命令，任命于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副团长。 6月中旬，参加第七届全军文艺会演，由他担纲指挥的解放军军乐团荣获集体演奏一等奖。为表彰他多年来对军队文艺工作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总政治部为其颁发了第七届全军文艺会演指挥特别贡献奖。 7月，于海受命担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千人联合军乐团总指挥。 于海常说自己的军乐生涯和天安门广场，和国庆大典，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出任副团长意味着责任重大，那么担任千人军乐团总指挥对他来讲意味着事业上又一次大的跨越。

1970年，于海作为解放军军乐团最年轻的演奏员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1984年，于海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分指挥，光荣地接受了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1999年，于海作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光荣地接受了江泽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检阅。

难忘的1999年国庆大典，于海站在天安门广场10万学生和千人军乐团的最中央、最前方，正对着天安门城楼。在登上火红的总指挥台的一刻，他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上午10时，贾庆林宣布庆典开始。于海沉着果断地下了指挥拍子，嘹亮的国歌引子随即腾空而出，1200名军乐队员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蔚为壮观的阅兵场面在黄钟大吕般的军乐映衬下，犹如长江、黄河奔腾到海，一泻千里，犹如日出东山，喷薄而出。这激动人心、摄人魂魄的场面，令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欢欣鼓舞。作为1200多人的联合军乐团总指挥，于海在近一年的筹备、集训过程中，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付出了超人的劳动，经受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大典集训中的一件事使于海难以忘怀。来自全军的14个军乐团队在京郊某军营集中后，各乐队纷纷提出“乐队决不拖全团的后腿，声部决不拖乐队的后腿，个人决不拖声部的后腿”…… 集训的第二天，联合乐团组织声部练习情况抽查，当抽查到某军区军乐队圆号声部时，或是因为乐谱背的不熟，或是因为眼前站着这么多大名鼎鼎的解放军军乐团的老师和专家，几个年轻的演奏员不由的心里紧张，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结果演奏的很糟糕……。检查结束后，总指挥于海当众点名批评了这支乐队的圆号声部“演奏的很差”。此言一出，全场肃然，视荣誉为生命的军人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毕竟这是联合军乐团成立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的批评。当晚，于海独自来到该乐队驻地，当他进入乐队会议室时，眼前的一幕使他惊讶——乐队正在召开全队会议，乐队的指挥和四位圆号手非常内疚地表示表现给联合军乐团丢了人，给所代表的军区抹了黑，表示要发奋练习，尽快提高演奏技术。于海给予他们安慰、鼓励的同时，告诫年轻的军乐队员们：“国家盛典上的军乐演奏最重要的是尊严与豪情，军乐队员最需要的是自信与坚定，丝毫的犹豫、紧张就好比战士在战场上做了逃兵”。

“在我心中，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使用统一规范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解放军军乐团作为国家和军队的礼仪乐团，在其演奏过的几千首乐曲中，演奏次数最多的无疑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担任专职指挥时，于海经常要在国宾欢迎仪式和各种重要集会及其他庄严隆重的场合指挥奏唱国歌。这些经历使他对国歌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他谙熟国歌歌词中的每个字和乐曲总谱中的每个音符。面对国歌，一向主张以个性诠释经典的于海却提出，指挥演奏国歌时应排斥个性---对于这样一支具有特殊意义的乐曲，准确和忠实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次，于海看到一则报道，讲一个400人的日本中学代表团访华，在欢迎仪式奏唱两国国歌时，400个日本孩子演唱的日本国歌，无论是音调和气势，完全盖过了将近3000个中国孩子演唱的中国国歌，我们的学生别说高声唱歌了，整个国歌音乐的奏唱过程中，我们的孩子竟然连真正立正的都没有几个。联想到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对国歌缺乏起码的尊重和爱护，有的人在奏国歌时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有甚者，把国歌作为一般喜庆、休闲乐曲播放等等。这些现象引起了于海深深的不安与思考。同时作为一名军人艺术家，于海对如何正确使用国歌，发挥国歌在激发青年一代爱国主义情感，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和切身的感受。这些年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自己的主张。早在1996年他就针对国歌演奏、演唱版本不准确、不统一的状况，在《人民音乐》等专业刊物和媒体上呼吁“使用正确的统一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强调“国歌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他的这些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4年3月，在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歌入宪成为本次会议的新闻焦点之一。“两会”召开前夕，于海频繁在各种媒体发表自己的见解，广泛地与全国各地的人大、政协委员接触，表达自己的心声。他说“国歌如能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必将推动国歌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从而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行为”，“法律的力量能更有力地捍卫国歌的尊严，也会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对于国歌的情感”。他的呼吁和见解，再次得到了“两会”代表、委员尤其是文化艺术界代表的积极响应和高度重视。3月14日下午两点，会议即将闭幕时，于海带领军乐团160名同事早早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执行大会的仪式演奏任务。军乐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用柔布仔细擦拭自己的乐器，反复校验音准。《义勇军进行曲》队员们几十年间演奏过不下万次，但于海还是让大家认真练习了好几遍。对于海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演奏有着不同寻常的含义：这将是《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写入宪法之后的首次演奏。为了完成好这次演奏，于海多次召集乐队指挥和有关人员开会，他从乐曲整体情绪的把握，演奏速度、音量甚至某一小节的强弱，结尾音的长短都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全体演奏员全神贯注，向大会和全国人民奉献一个最规范、最标准的国歌版本。下午16时54分，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如雷的掌声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响起。掌声中，《义勇军进行曲》这熟悉的旋律在人民大会堂奏响。伴随这激越的乐曲，一种豪情在于海心中激荡，他盼望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早日出台。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旋转舞台》等栏目都为于海做过多次专题节目。《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解放军报》、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多次对其进行专题采访、介绍。其名字作为辞条已收入《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当代音乐界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等多部辞书。他还应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并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任艺术指导。

2003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任命于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 如今的于海比以前更忙碌了，角色的转变使他登场指挥演出的机会少了许多。作为一团之长，他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规划军乐团整体发展战略，用更多的精力考虑如何适应国家礼宾改革的新要求，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乐艺术发展体系，如何引领中国军乐走向世界，如何建立健全更高质量的作品创作和人才培养机制，还有如何进一步提高全团人员的生活待遇等等问题。 回首自己的军乐人生，于海一再表示，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回报部队官兵和社会各界对自己的关爱。

2009年，于海再次担任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并且兼任团长，参加国庆60周年的阅兵式演奏。他带领着1300人的军乐团、2500人的合唱团和200人的民族打击乐队，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受到了众人的高度赞赏。并且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担任国庆阅兵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继1999年担任国庆50周年大典联合军乐团总指挥之后，唯一两次担任国庆阅兵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的人。

“我已经54岁了，下一个10年大阅兵，联合军乐团总指挥肯定不会选我了，这次就是我的一个句号，但是是圆满的”，阅兵结束后，联合军乐团总指挥于海说。带着伤感而又自豪的语调。阅兵当天下午撤回驻地路上，于海就接到很多短信、电话，军委的领导给他发来短信表示祝贺。也有业内的朋友实在忍不住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假奏”，实际放录音。于海回答，“我们表现非常准确、完美，和放录音效果一样。但我们要求很严格，都是现场演奏的”。晚上庆功宴上，第一次喝酒不再限制，于海和大家一起干杯，喝了很多酒。第二天上午，联合军乐团解散，于海把大家一个个送走，依依不舍。

于海说，他已参加指挥3次大阅兵，接受了4代领导人的检阅，这次是最完美，最难忘的一次。谈及下一个10年大阅兵，于海说，到时他已64岁了，“这次我站3个小时，下来体力就感觉受不了”，下一次他将不再是站在最耀眼位置的总指挥，但会继续出谋划策，贡献智力，“帮助下一代总指挥超越我自己”。

于海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震撼人心的音乐，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人对事所体现出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