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儿》最初刊载于辛汉所编的《唱歌教科书》（1906年上海普及书店出版），为石更作词，辛汉作曲；另一说为杨度作词。原曲是日本小池友七作词、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学生宿舍的旧吊桶》。该曲也有是1898年大清帝国陆军军歌的说法。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封闭的门户，中国开始进入到近代社会，社会形态也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中国长期以来固有的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音乐文化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无法固守原有的内容和形式，时代需要产生一种新的音乐来补充原有音乐的不足，学堂乐歌就是这种应势而出的“新音乐”的产物。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当时，废科举、办新学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新建的新学通称为“学堂”。学堂里开设了“乐歌课”，教唱新的歌曲，称之为“乐歌”。中国最早开设乐歌课大约在1904年。后来，音乐界将这一时期学校的音乐课和所教唱的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基本上是填词编曲性质的，曲调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及欧美的流行歌曲，作曲的较少。《中国男儿》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男儿》是一首填词歌曲，原曲是日本小池友七作词、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初次发表于1901年3月出版的《中学唱歌》，是一首描写学生生活的歌曲。

下表版本一为原始版本，版本二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片尾曲版本。

《中国男儿》曲调选自日本的学校歌曲《宿舍里的旧吊桶》，编配后成为雄壮的进行曲风格，表现中国男儿奋起从戎，保卫祖国的英勇精神。（江苏省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徐耀新）

《中国男儿》用夸赞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词句，来激发国民的爱国思想，这是旧民主革命时期爱国歌曲的特点。《中国男儿》的歌词铺张扬厉，而又通俗易解；曲调节奏鲜明，气势昂扬，而又琅琅易于上口。

《中国男儿》长48小节，但基本旋律只有两段：第一段（“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是缓急相济的进行曲节奏，表现奋发向上、阔步前进的豪迈气概；第二段（“长江大河，亚洲之东，……”）由一拍二音、蜿蜒不绝的短音符组成，旋律盘旋而上，又盘旋而下，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表现出浩浩荡荡的奔腾气势。其余部分郜是这两段的曩复。如以a代表第一段，b代表第二段，全曲的结构是：a—a—b—a—b。旋律周而复始，有起有伏，跌宕有致。（中国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钱仁康）

歌词中用祖逖北伐和窦宪大破匈奴的典故，表现了反帝、强兵、御侮的爱国主义主题。（王金铻、邢康编著的《爱国主义教育辞典》）

1953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史》记载：“悲壮高昂的《中国男儿》曾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为广大爱国青年所传唱。”有资料显示，周恩来、蔡和森、蔡畅、聂荣臻、陈毅等当年在海外勤工俭学时也爱唱这首歌。

《中国男儿》一出，不胫而走，传唱很广，各地出版的学校歌集竞相转载。辛亥革命以后，借用《中国男儿》的歌调另作新词的学校歌曲层出不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沈心工作词的《旅行歌》和南京周玲荪作词的《运动会》。

《中国男儿》是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早期学堂乐歌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问，用《中国男儿》和《旅行歌》的曲调填词的《工农兵联合歌》，曾经是全国各地工农兵群众普遍传唱的革命歌曲，对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并激发了工农兵团结斗争、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继续传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传统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

杨振宁在一篇回忆邓稼先的文章中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建议背景音乐采用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一首歌：《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被作为2011年1月播出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片尾曲。

1921年春天，中国学子要在法国参加一个公共集会，集会时要求各国学生都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因为当时中国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所谓“国歌”是取自《尚书》的“卿云灿兮，纤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曲调拖沓，于是学子们便把《中国男儿》在集会上高唱起来。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男儿》为1898年大清帝国陆军军歌。中国作曲家赵桂芳、王岩的在论文《用文艺形式传播兵学文化初探》中写到：“清朝有《大清帝国陆军军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中国男儿》原载于辛汉编著的《唱歌教科书》（上海普及书局1906年4月版），又见于辛汉编著《中学唱歌集》（上海普及书局1906年11月版），词作者署名均为石更。

据钱仁康先生考证，冯梁编《军国民教育唱歌集》（1913.6）和张秀山编《最新中学音乐教科书》（1913.12）收《中国男儿》均未署名。《乐歌选粹》（约1919）收《中国男儿》仍然署名石更。而柯政和、张秀山编《名歌新集》（1928.10）和教育部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编《中学音乐教材初集》（1936.3）收《中国男儿》则署名杨度（1874—1931）。何绍甲编《中学教本·民族音乐》（1941）又署名石更。

《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廖辅叔（1907—2002）的文章，题为《〈中国男儿〉的词作者——杨度？》。该文写道：“我小学临近毕业的时候，青主从德国留学回来，……有一次谈到这首《中国男儿》，青主告诉我，这首歌词是杨度作的。”对于青主的杨度作词说，廖辅叔并无把握。廖文认为：《中国男儿》是一首发扬蹈厉、英勇无前、充满蓬勃朝气、振奋人心的佳作，与确信属于杨度的《黄河》以及《湖南少年歌》是一脉相通的。所以说，《中国男儿》归在杨度名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钱仁康先生的文章《学堂乐歌的“张冠李戴”现象》。论及学堂乐歌的“张冠李戴”现象共四题，其二为“石冠杨戴”还是“杨冠石戴”？钱文说：清末民初“出版的歌集，有的遵从辛汉，说是石更作词，有的不注作词者姓名；20-30年代出版的歌集，则已加以更正，标明作词者为杨度”。钱仁康把署名石更的《国魂》和《从征军歌》，与《中国男儿》作了一番艺术风格的对比，认为“石更的诗风婉转深沉，而绝无《中国男儿》那种雄奇奔放的气势”。而“从遣词命意和诗歌风格来比较《黄河》和《中国男儿》的歌词特点，确有不少共同之处”。加上“廖辅叔教授来信，谈到过去他的哥哥青主告诉他说，《中国男儿》的词作者是杨度”，于是，“我更加相信《中国男儿》的词作者不是石更，而是杨度。”

周勇，任竞主编的《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2011年11月版）收录了1938年12月23日中央日报刊登的《中国男儿》，署名为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