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学名：Acipenser sinensis；英文名：Chinese Sturgeon）：是硬骨鱼纲、鲟科的鱼类。常见个体体长0.4-1.3米，体重50-300千克；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中国长江中最大的鱼，故有“长江鱼王”之称。体呈纺锤形，头尖吻长，口前有4条吻须，口位在腹面，有伸缩性，并能伸成筒状，体被覆五行大而硬的骨鳞，背面一行，体侧和腹侧各两行。尾鳍为歪尾型，偶鳍具宽阔基部，背鳍与臀鳍相对。腹鳍位于背鳍前方，鳍及尾鳍的基部具棘状鳞，肠内具螺旋瓣，肛门和泄殖孔位于腹鳍基部附近，输卵管的开口与卵巢远离。

中华鲟最早出在1.5亿年前的中生代，是一种稀有的“活化石”。中华鲟最大可达500千克以上，是中国长江中最大的鱼，故有“长江鱼王”之称。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和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保护的旗舰型物种，它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其产地为中国东部，故名中华鲟。

中国曾在辽宁北票晚侏罗纪（距今1亿4千万年前）地层中发现过鲟类化石，名北票鲟。这种鲟只在两体侧有一行侧线鳞，其它体表裸露，与中华鲟体披五行鳞者不同。鲟鱼是鱼类中最濒危的类群之一，63%的种类处于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状态，另外有3个种可能已经绝灭，其余的30%也受到威胁或处于易危或濒危状态，因此，现生的鲟鱼类均被列入红色名录。

远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代，中国人就把中华鲟称为王鲔鱼。中华鲟属硬骨鱼类鲟形目。鲟类最早出现于距今2亿3千万年前的早三叠世，一直在延续。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是鱼类的共同祖先——古棘鱼的后裔，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中华鲟由于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一系列原始特征，表现出它们既是介于软骨鱼类（鲨鱼等）与硬骨鱼类之间的类群，又是硬骨鱼类中较原始的类群，在鱼类演化史中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华鲟在分类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是研究鱼类演化的重要参照物，在研究生物进化、地质、地貌、海侵、海退等地球变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难以估量的生态、社会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稀动物已濒于灭绝。保护和拯救这一珍稀濒危的“活化石”对发展和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都有深远意义。从它身上可以看到生物进化的某些痕迹，所以被称为水生物中的活化石。

据1834年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华鲟的模式产地是中国。尽管它不是中国特产，但却由于模式产地在中国而出名。后来有人根据当时的中国历史和后人的工作推测是广州。该物种历史记录在韩国西南部和日本九州西部以及中国的黄河，长江，梨，明江和青塘河中，但除了长江中下段以外，已经从所有这些地区中消失。

中华鲟的分布较广，在中国的渤海的大连沿岸、旅顺、辽东湾、辽河；黄河北部辽宁省海洋岛及中朝界河鸭绿江；山东石岛、黄河、长江、钱塘江、宁波、闽江、台湾基雄及珠江水系等。在长江可达金沙江下游；在珠江水系可上溯西江三水封开，北江达乳源，甚至达广西浔江、郁江、柳江；在海南省沿岸亦产。也见于朝鲜汉江口及丽江和日本九州西侧。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溯河物种。野外生活在中国长江葛洲坝下方。该物种历史上被过度捕捞。在20世纪70年代，该物种的总产卵数量估计为10000个，但在2005-2007年间，中华鲟的总产卵量估计为203-257个。该数据表明，在37年期间，产卵总数减少了97.5%。1981年葛洲坝大坝的建设阻止了该物种的迁徙路线，使其无法到达河流上游的产卵场。只剩下一个产卵场（4千米长的河流），位于葛洲坝水坝下方。此外，2003年，三峡大坝建在葛洲坝大坝上游40千米处。这改变了水温状况（降低了河流在秋季和冬季的水位）并影响了水温。1983年至2007年期间，超过900万尾半成年鱼（包括幼鱼）被释放到长江以增加数种数量，但对野生种群的贡献被认为不到10%。因此，该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中被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

中华鲟体长梭形，胸腹部平坦，尾部细；头呈三角形；吻尖长，微上翘；口下位，横裂，能自由伸缩；唇具乳突，鼻孔大；鳃弓肥厚，鳃耙呈棒状，排列稀疏。两端尖细，背部狭，鼻孔大，两鼻孔位眼前方。喷水孔裂缝状。眼小，椭圆形，位于头后半部。眼间隔宽。口凸出。唇不发达，有细小乳突。口吻部中央有2对须，呈弓形排列，其长短于须基距口前缘的1/2，外侧须不达口角。鳃裂大，假鳃发达。背鳍1个，后位，后缘凹形，起点在臀鳍之前。臀鳍与背鳍相对，在背鳍中部下方。腹鳍小，长方形，位体中央后下方，近于臀鳍。胸鳍发达，椭圆形，位低。尾鳍歪形，上叶特别发达，尾鳍上缘有1纵行棘状鳞。中华鲟雌性个体稍大于雄性。

幼鱼体表光滑，成鱼体表粗糙。具5纵行骨板。背部正中1行较大，背鳍前有8-14块，背鳍后有1-2块；体侧骨板29-43块；腹侧骨板13-17块；臀鳍前后各有1-2块。成熟鱼额、顶骨在背中线上彼此不紧接，留下长形的额、顶骨间缝（或间孔），可见到下面的软骨脑颅。脊椎结构上，只有9枚左右完整的壳状椎体，在两枚基背片之间有2-4枚间背片。尿殖管结构上，中华鲟内输卵管较短，雄体的内输卵管末端封闭，不具内输卵管盲管。

体色在侧骨板以上为青灰、灰褐或灰黄色，侧骨板以下逐步由浅灰过渡到黄白色；腹部为乳白色。各鳍呈灰色而有浅边。

最大体长5米，常见体长40-130厘米。背鳍50-54；臀鳍30-34；胸鳍48-54；腹鳍32-42；鳃耙9-15+6-10。体长为体高的6.71-8.75倍，为头长的2.83-3.17倍。头长为吻长的1.90-2.83倍，为眼径的12.36-19.41倍，为眼间隔的3.44-3.93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1.9-2.73倍。（测量标本8尾，分别采自长江、上海、广东、浙江省宁波、福建省福州。）

中华鲟生活于大江和近海中，是底层鱼类，具有洄游性或半洄游性。春夏季5-6月间喜群集于河口，秋季上溯而至江河之上游。古有：“鳣出江、淮、黄河、辽海深水处”，“其居也在堆石湍流之间”。

中华鲟主要生活在长江和近海流域，属于底层、洄游或半洄游性鱼类，5-6月常集群于河口，秋季上溯至江的上游，以摇蚊和水生昆虫的幼虫以及小型鱼类为食。

中华鲟形态威猛，个体硕大，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寿命最长的鱼。中华鲟进江后，必须在江里滞留一年，于第二年10月到达产卵场所。在这一年里，中华鲟并不是一直溯江而上，而是时游时停，有时在河道坑洼处潜伏几天不动。第二年秋季上溯至江河上游水流湍急、底为砾石的江段繁殖，繁殖群体聚集于产卵场繁殖。

中华鲟为底栖鱼类，属于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鱼类，主要以一些小型的或行动迟缓的底栖动物为食，包括虾蟹、鱼类、软体动物等。因生活环境的不同食物种类也有所不同，幼鱼在长江中、上游江段主要以摇蚊幼虫、蜻蜓幼虫、蜉蝣幼虫及植物碎屑等为食，到了河口咸淡水域中的幼鱼则以虾类、蟹类及小鱼为食。鲟鱼洄游期间不摄食。在长江口外近海水域，中华鲟摄食强度增大，通常在3-4级，食物以鱼和蟹为主，还有虾和头足类等。

《本草纲目》中对其食性的记载为：“其食也，张口接物，听其自入，食而不饮，蟹鱼都误食之”。实际上中华鲟是靠口膜的伸缩将食物吸入，食物对象多数是生活于泥表或陷藏在泥渣中的各类小型动物。中华鲟从海洋进入江河的整个洄游和滞留期间，基本上不摄食。因此，中华鲟在淡水中的能量消耗和性腺发育所需的营养，依靠它在进入淡水前体内积累的大量脂肪等物质。因而，在淡水中，愈接近成熟的个体，身体就愈消瘦。

中华鲟在中国的分布较广，海域北起辽东湾，南到珠江口等地均有分布，也分布于日本、韩国和老挝。

中华鲟是鲟形目中跨过北回归线的种类，曾主要分布于朝鲜半岛西海岸以南的沿海地区和各大江河，中国长江干流金沙江以下至入海河口，其他水系如赣江、湘江、闽江、钱塘江和珠江水系均偶有出现，以长江出产较多。

中华鲟是鲟鱼中分布最南的物种。历史上记载于朝鲜西南部和日本九州西部。在中国，该物种历史上曾在黄河、长江、珠江、闽江和青塘江中发现。 然而，它已在黄河、闽江、钱塘江和珠江中灭绝。该种也从长江上游三峡大坝上方灭绝，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黄东海沿岸（长江水系）。

中华鲟卵生，产卵盛期为10月中、下旬，产卵场往往是在江面宽窄相间、上有深水急滩，下有宽阔的石砾或卵石的河床。

中华鲟是典型的溯河洄游性鱼类。平时生活在东海、南海的沿海大陆架地带，在海中生长发育。当雄鱼长到9至18岁，体长为170厘米，重为50千克以上，雌鱼长到14至26岁，可达到初次性成熟。开始成熟的个体于7-8月间由海进入江河，在淡水栖息一年性腺逐渐发育。

据研究，在产卵群体中，雄鱼一般为9-22岁，体重40-125千克；雌鱼为16-29岁，体重172-300千克据观察，中华鲟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较快，雄鱼5-8千克，雌鱼为8-13千克。但从幼鱼长到大型成鱼需8-14年。其性成熟较晚达到初次性成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

通常产卵群体中，雄鱼组为9-22龄、体长为1.7-2.4米、体重为40-125千克；雌鱼组为16-20龄、体长为2.4-3.1米、体重为172-300千克。怀卵量大，个体绝对怀卵量达30.6万-130.3万粒，平均为64.5万粒。9-11月份至江上游产卵。产卵期需在水温18.0-20.5℃、含沙量0.715-0.915千克/米3、流速为2.2-2.6米/s、透明度为4-6厘米、pH8、溶氧量9.2米/L、水深5-19.8米的河流。在长江比较集中的产卵场是在金沙江的宜宾-屏山地段。属一次排卵类型。产粘着性沉性卵，卵粘在石砾上孵化。成熟卵椭圆形、绿褐色。卵径约3.6毫米。受精卵在水温17-18℃时经123-140小时可孵出仔鱼。产卵后亲鱼多数迅速离开产卵场至下游和河口区栖息。

产卵以后，雌性亲鱼很快即开始降河。亲鲟在生殖期间基本停食，产出的卵为黏性，粘附于江底岩石或砾石上面，在水温17-18℃的条件下，受精卵约经5-6昼夜孵化。刚出膜的仔鱼带有巨大的卵黄囊，形似蝌蚪，顺水漂流，约12-14天以后开始摄食。再年春季，幼鲟渐次降河，5-8月份出在长江口崇明岛一带，9月以后，体长已达30厘米的幼鲟陆续离开长江口浅水滩涂，入海培育生长。生命周期较长，最长寿命可达40龄。

人工繁殖：早在1976年的时候，我国就已经以在江边栓养的方式实现了野生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并在葛洲坝截流后，于1983年再次实现了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于2009年取得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的重大突破，中华鲟研究所成功实现了在淡水人工环境下子一代中华鲟的性腺发育成熟，并且成功孵化出健康的子二代中华鲟鱼苗；相继在2012年长江水产研究所也成功实现，并且通过食物供给的方式提前了亲鱼性成熟的时间，这对于今后中华鲟的规模化养殖繁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人工养殖的雌性中华鲟性腺发育状况却不容乐观。在集约化养殖条件下，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卵巢难以由II期过渡到III期或IV期的性腺发育障碍仍然是其全人工繁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这长达十多年的人工养殖管理过程中，可能受水温、水质、养殖空间、饲料供应等任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不一样的养殖效果，加上有限的物种资源，严重加大了全人工繁殖的困难。而且，还发现人工养殖雌性中华鲟性成熟个体相比自然种群偏小，多表现出积累的生殖物质不充分；同时雌性亲鱼产卵量低，卵径偏小。

花斑病：鱼类皮肤暴露于水环境中，其表面形成的黏膜层对宿主具有重要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屏障作用[1]。当鱼体处于健康状态时，皮肤黏膜层微生物与宿主互利共生，维持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环境胁迫、病原入侵等均会破坏鱼体皮肤黏膜层的微生物稳态，影响宿主健康。花斑病是近年来中华鲟养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疾病，该病以体表部分背骨板及周围皮肤褪色形成花斑为主要临床症状。

根据研究显示，与健康中华鲟相比，花斑病破坏了中华鲟皮肤黏膜层正常的微生态稳态结构，优势菌群由乳杆菌属、不动杆菌属等转变为黄杆菌属，因此黄杆菌属可以作为监测中华鲟花斑病病原的菌群标志物，其相对丰度的高低可用以评估中华鲟的患病风险。

细菌性败血症：运动性气单胞菌，即嗜温有动力气单胞菌是淡水鱼类肠道中的常住菌群，有些甚至属于鱼类肠道中的优势细菌。气单胞菌广泛分布于土壤、海水、淡水、污水等自然环境。当鱼类处于高水温、过度拥挤、有机物污染及缺氧等不良环境时，致病性气单胞菌会通过宿主皮肤损伤部位侵染机体，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运动性气单胞菌感染（Motilearomonadinfection，MAI）是淡水鱼类最常见的细菌性疾病之一，几乎所有的淡水鱼类都可能被感染（Noga，2010）。受感染的鱼类通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临床症状，包括眼球突出，腹腔积水严重，体表和鳍条基部局部或广泛的溃烂出血，内脏和肠道现点状充血或严重出血。运动性气单胞菌引起鱼类的组织病理损伤，包括皮肤慢性或急性皮炎，脾脏和肾脏造血组织坏死，心脏、肝脏、胰腺性腺及肠道组织局部坏死或出血。

患病中华鲟的典型症状为摄食停止，贴于池底部游动，腹部两侧骨板严重充血，肛门红肿，尾鳍基部溃烂。解剖患病鱼体发现肝脏、脾脏、中肾和肠道充血，鳔肿胀充血，腹腔伴有血性腹水。显微镜检查未发现患病鱼体表、鳃丝、鳍条寄生虫或真菌感染。

中华鲟仅限于中国长江、珠江、东海和南海的主要航道。 尽管对珠江和长江种群的分类仍存在分歧，但中国学者普遍将中华鲟分为两个种群； 一种是珠江中华鲟，春季产卵，濒临灭绝。另一种是长江中华鲟，秋季产卵，在葛洲坝坝下仍保持一定数量。

20世纪70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2010年估算只剩57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野生中华鲟逐渐在长江宜昌江段形成了新的产卵场。相关科研机构开始对该江段的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展开监测。多年来，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多集中在11月中旬，少数年份会在11月下旬。

20世纪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

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

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2013年，葛洲坝下游的野生中华鲟产卵场，繁殖季节，未监测到任何卵和受精卵，自从葛洲坝建成后截断中华鲟产卵路径，32年来头一次停止自然产卵。

2013年10月31日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就开始进入中华鲟核心保护区中华鲟产卵地附近进行监测。监测范围为葛洲坝水电站坝下15千米江段内。在为期58天的监测中，尽管几家科研单位综合采用了水下摄影、水下声呐探测、走访渔民和组织人工观察等多种途径，但始终未能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2013年12月27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以及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救治监测中心结束了联合监测活动。结果显示，2013年仍未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迹象，这是近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2013年9月13日，新华网宜昌电，受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学科组开展了长江中下游鱼类资源专项调查，重点对中华鲟2013年自然繁殖情况及现有资源状况进行调查。记者13日获悉，调查认定：中华鲟在2013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野生中华鲟种群面临灭绝危险。

2013年10月至12月底针对中华鲟的专项调查中，专家们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而2014年8月，宜昌至上海江段也未发现野生中华鲟幼鱼踪迹，这令科研人员的心情更加沉重。如不及时加强保护，野生中华鲟将面临灭绝危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电工程、航运、捕捞、污染等人为因素，被指共同造成了中华鲟的种群危机。为挽救中华鲟，长江应该进行生态联合整治，为中华鲟开辟更多“栖息之地”。

2014年9月2日，葛洲坝截流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产卵。

2014年9月，他们再次调查确认了这一消息。这可能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鲟这个长江旗舰生物种群面临灭绝。2014年10月底开始，科研机构已继续对中华鲟自然产卵情况进行监测，预计监测结果会在2015年1月发布。

2014年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及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遗憾地结束了2014年度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联合监测活动。监测结果显示：未能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这也是继2013年度之后，再次未能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2022年4月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23万尾子二代中华鲟苗种被一次性放流长江。

2024年6月18日，2000余尾2龄中华鲟、6万余尾8月龄中华鲟在湖北省荆州市放归长江。随着此次中华鲟放流活动开展，2024年中华鲟放流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尾，为历史最大年度放流规模。

为394-636尾(77.55t)，年均517尾。葛洲坝修建后，1981年于坝下捕获中华鲟1002尾，坝上161尾；1982年捕获642尾。自1983年起，中国全面禁止商捕中华鲟。据估算，1982年长江中华鲟资源量为2176尾，95%置信区间为996-5933尾。1984年中华鲟繁殖群体资源量为2547尾，95%置信区间为1956-3138尾。据1981-1990年捕捞数据估算，中华鲟10年平均资源量1348尾，年际增长率从1981年的6.29降至1984年后的0.79-0.96。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年680尾降至2002年300余尾；2005-2008年维持在200余尾，2009年仅72尾，2010-2012年回升至200尾左右，2014年下降到57尾。

20世纪60年代，中华鲟在长江口崇明水域捕获量较大，为重要渔业资源。葛洲坝截流后，亲鱼产卵洄游途径受阻，3年内幼鱼数量急剧衰退，资源量减少97%左右。从1981到1999年，中华鲟幼鱼补充群体和亲鲟补充群体分别减少了80%和90%左右。据估算，1998-2001年长江中华鲟幼鱼资源总量约18.3-86.5万尾，2004-2008年约1.2-10万尾。根据长江口监测数据，1988-1992年长江中华鲟幼鲟数量较多，1993-2000年呈下降趋势，2001-2003年略有回升，2004年后数量波动较大。2006年幼鲟误捕数量2100尾，2007年仅29尾，2008年205尾，2011年14尾，2012年跃升至467尾，2013年降至66尾；至2014年长江口未监测到任何幼鲟。2015年4-9月，监测到有3000余尾中华鲟出在长江口。年际间幼鲟数量极不稳定，总体下降趋势明显。

自葛洲坝工程截流以来，根据历史资料与多年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近年来亲鱼数量仅百尾左右。同时通过监测长江常熟溆浦江段的中华鲟幼鱼，2002-2009年中华鲟幼鱼数量呈现出较明显的递减趋势，繁殖规模较葛洲坝建坝前显著减少。2013-2015年的监测结果表明，未能在葛洲坝下游发现中华鲟发生自然繁殖行为。然而，2015年4月16日在长江口发现了第一尾中华鲟幼鱼，随后陆续监测到大量幼鱼，证明中华鲟2014年发生了自然繁殖行为，但产卵时间与产卵地点还不得而知。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最适温度区间在17℃-20.2℃，葛洲坝工程截流前繁殖时间一般在10-11月上旬。由于三峡水库的建成蓄水运行，下泄径流逐月平均水温过程发生了变化，在中华鲟自然繁殖季节（秋季10-11月份）出现“滞温”现象，导致近年来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时间推迟一个月左右，2013-2015年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发生异常，表明长江水温等影响中华鲟繁殖的环境因子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华鲟完成其正常生活史。从以上所述可知，中华鲟受水利工程影响显著，面临新的生存危机。

2022年3月26日，地处长江上中游接合部的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举行增殖放流活动，5100尾中华鲟被放流入长江。

我国历来重视中华鲟的保护，相关保护工作至今已持续60余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动议修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初期，毛泽东主席1964年曾指示:“兴建水利要三救，即救鱼、救船、救木”，此处救鱼的主要对象即包括中华鲟。在1970年代，因长江干流第一坝葛洲坝工程的兴建，原国家水产总局组织实施了“长江鲟鱼专项调查”研究。

自1981年长江葛洲坝截流以后，农业部采取了果断措施。对用于人工繁殖和科学试验亲鲟的捕捞数量和捕捞地点、时间严格限制，保护沿江和河口区的幼鲟，扩大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规模，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每年均向长江投放培育中华鲟鱼苗，让中华鲟这一珍稀物种得以长期生存繁衍下去。为了补偿葛洲坝工程对中华鲟的不利影响，330工程局成立了宜昌中华鲟研究所。

研究表明，由于对中华鲟采取了全面保护的对策，从而延缓了中华鲟资源衰退的进程，基本保全了溯河产卵亲体，为中华鲟自然繁殖、研究和增殖放流打下了基础，中华鲟物种数量已开始回升。从实施河流生态修复到坚持人工增殖放流，从成立中华鲟研究所到增加科研经费投入，以中华鲟为代表的自然生态保护历程，带给我们一个‘与自然共生、携自然向好’的美好未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这是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的生动诠释。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1983年突破了中华鲟人工繁殖，330工程局成立了宜昌中华鲟研究所1984年也取得突破，有关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和放流工作已试验成功。从1983年开始，长江水产研究所每年向长江放流人工繁殖的幼鲟，但由于培育技术和养殖规模的限制，每年只能培育出长度为8-10厘米、重3-5克的达到设计规格的幼鲟不到1万尾，多数年份几乎为零。因此，中华鲟种群的补充，主要依靠在宜昌产卵场自然繁殖的幼鲟。

国际上，1997年中华鲟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TradeinEndangeredSpeciesofWildFaunaandFlora，CITES)附录Ⅱ保护物种，201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UnionforConservationofNature，IUCN)将其升级为极危级(CriticallyEndangered，CR)保护物种。在关键栖息地保护方面，先后成立了3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即长江湖北宜昌省级保护区(1996年)、江苏东台省级保护区(2000年，目前已经被撤销)，以及上海市长江口保护区(2002年)。

2020年3月18日上午，《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草案）》提交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长江上海段水域是中华鲟的重要生存区域，对其生存有重要影响。上海通过地方立法进一步加强对中华鲟这一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对相关工作提供法治支撑。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华鲟这一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上海进行地方立法。2020年5月14日，《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经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0年6月6日起施行。

202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施行两周年之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南京长江边举行增殖放流活动，300尾被植入标记芯片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被放入长江。

2023年3月25日，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在湖北省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举行，首批10万尾中华鲟放归长江。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8日，累计将放流20万尾中华鲟，对天然水域中华鲟资源进行持续补充。

2024年3月28日，10尾15龄成体中华鲟率领20余万尾子二代个体在湖北省宜昌市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回归长江，本批次中华鲟放流活动在湖北宜昌和荆州同步开展，将持续至4月上旬。2024年全年农业农村部将组织放流中华鲟100万尾以上。

2024年10月16日，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与西陵区人民政府在长江湖北宜昌西坝水域举行中华鲟放流活动，1200余条中华鲟幼苗回归长江。

中国已建立了3个中华鲟保护区，即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市级，2002年），湖北省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国家级，2004年），江苏省东台市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省级，2000年）。

其中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最早建立的，该保护区是江苏省级保护区。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经国家、省专家和高官论证后，于2000年创办，设有中华鲟繁育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逐年实行了放流。

省级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位于东经120°50ˊ、北纬32°40ˊ至33°15ˊ。保护区面积35.96平方千米，其中，核心区5.38平方千米，缓冲区10.2平方千米，实验区20.36平方千米。这里气候温和，资源丰饶。

早在1973年和1974年，中国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通过在金沙江拴养成熟的中华鲟初步实现了人工繁殖。

1983年中华鲟研究所与长江水产研究所人工催产野生中华鲟亲鱼成功，真正突破中华鲟的人工繁殖。然而，这种人工繁殖是依赖捕捞野生中华鲟亲鱼而实现的，对野生种群资源破坏较大。因此，常剑波和曹文宣在1999年就指出，除了严控捕捞、增加人工放流数量、保护与恢复产卵场的生态条件等措施外，建立全人工繁殖种群是开展中华鲟物种保护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2006年7月，水利部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联合组成科技攻关小组，正式启动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研究工作。经过2年多的技术筹备和前期研究工作，水生态所结合野生中华鲟个体繁殖生态条件需求，在分析长江及沿海中华鲟栖息地和自然繁殖期间的水文环境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技术条件，形成了基于低温处理诱导和周年水温过程调控的中华鲟性腺人工诱导技术方案。

2007年初，三峡集团公司枢纽管理局批准修建了具有水温控制能力的循环水养殖系统，并在水生态所制定的基于低温处理诱导和周年水温过程调控的中华鲟性腺人工诱导技术方案下，对人工蓄养的中华鲟子一代开始性腺发育诱导工作。经过3年的低温处理和周年水温过程调控，研究人员在淡水环境下先后成功诱导9尾中华鲟子一代个体性腺发育至IV期，并选择其中的一对雌雄亲鱼开展了人工催产，于2009年9月29日获得精液600毫升，成熟鱼卵4万粒，人工授精后获得受精卵2.8万粒，标志着淡水条件下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术取得突破，该成果为世界海淡洄游鲟鱼全人工繁殖成功第2例，对中华鲟物种繁衍及资源保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012年，长江水产研究所也获得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成功。

2022年9月26日，据三峡集团消息，20余万尾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在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成功出苗，这是该所2022年全人工繁殖出苗的首批子二代中华鲟。

2023年1月10日上午，由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的“保护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在长江荆州段李埠沿江码头举行，16.5万尾中华鲟子二代跃入长江怀抱。

2023年11月7日，据三峡集团官网，10月底，三峡集团2023年度中华鲟人工繁殖工作结束，共繁殖中华鲟鱼苗120万尾，繁殖数量创三峡集团开展中华鲟人工繁殖工作40年来新高。本年度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工作于9月17日开始，至10月底结束。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分三批次对成熟的中华鲟亲鱼进行繁殖。亲鱼产后恢复情况良好。

中华鲟保护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的问题

第一，葛洲坝截流后出生和放流的中华鲟洄游产卵繁殖的数量极少。

第二，中华鲟放流的规模和规格过小，中华鲟增殖放流实际效果不明显。

某些放流活动缺乏科学的指导和完善的法律意识，放流种类五花八门，这种随意放流不仅引起了生态入侵、放生动物大量死亡、危害公共安全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等直接危害水域环境的问题。同时，在不同水域，根据增殖放流效果及渔业资源不断更新放流种类与数量，如长江流域应适当控制“四大家鱼”等经济物种放流规模，加大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等长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放流数量。

随着我国增殖放流工作持续开展，对增殖放流效果评估的需求也不断加强。标志法是目前增殖放流效果评估主要方法，主要分为物理、化学及分子标志，相比较来说，分子标志可以更全面、精确、有效的进行评估。同时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将带有放流标志的鱼类上报渔业部门。此外还需构建回顾性效果评价及持续更新的技术体系，即基于全国范围内渔业资源现状尤其是放流种类的本底及实时调查结果，应针对各流域或各级行政区的增殖放流种类、数量、规格和区域等进行更全面科学的评估体系，同时及时改进措施。

第三，一旦三峡大坝截流，葛洲坝下的产卵场水位将降低，可能给中华鲟造成致命的威胁。

中华鲟的产卵期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在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前，中华鲟的产卵场位于长江上游干流和金沙江的下段。当长江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10月份水库将大量蓄水，将水库水位从145米提高到175米，使下泄流量显著减少，10月平均流量从建坝前的18980立方米/秒减少到11090立方米/秒，减少了41%，于葛洲坝枢纽的阻隔，不能溯游到上游产卵场的中华鲟，在紧接葛洲坝下的宜昌长航船厂至万寿桥附近约7千米江段上，形成了新的产卵场，面积大约330公顷。这将使本来就不大的中华鲟宜昌产卵场的面积进一步缩小，使中华鲟的自然繁殖受到更为不利的影响。

据统计，长江上游每年可产中华鲟2-3万千克。但捕捞过多，加之此鱼繁殖率低、成熟期长（10年左右），其种群数量已日趋减少。为使这种中国特产的“活化石”免遭灭顶之灾，有关部门已把中华鲟列为保护对象。

第四，不科学增殖放流影响种群遗传质量。一般来说，水生生物的野外种群比人工增殖种群具有更高的杂合性和等位基因丰富度，这是由于人工增殖鱼苗的基因突变和近交衰退；当大量放流的鱼苗通过水系进行扩散，并与野生种群进行繁殖，不断稀释野外种群遗传多样性，破坏基因库。因此，人工繁育的苗种由于基因突变和近交衰退等因素影响，可能引起自身遗传多样性下降，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物种入侵的恶性竞争。

放流鱼苗的规格会决定放流成败与否，有研究表明规格较大鱼苗存活率较高，主要是由于同一水域，同一生长期人工养殖的鱼苗个体大于野生鱼苗，侵略性更强，挤占生态位。但不断增大鱼苗放流规格，会影响其生长发育及繁殖习性，尤其是长期放流或多代放流的鱼类[66]。而且，人工养殖鱼苗的规格越大，其生产运行成本越大。因此，人工放鱼苗的数量和规格还需不断实践，平衡人工增殖与野外生境的适宜放流数量及规格，以确保放流成功。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是鱼类的共同祖先-古棘鱼的后裔，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中华鲟由于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一系列原始特征，表现出它们既是介于软骨鱼类（鲨鱼等）与硬骨鱼类之间的类群，又是硬骨鱼类中较原始的类群，在鱼类演化史中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华鲟在分类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是研究鱼类演化的重要参照物，在研究生物进化、地质、地貌、海侵、海退等地球变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难以估量的生态、社会、经济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稀动物已濒于灭绝。保护和拯救这一珍稀濒危的“活化石”对发展和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都有深远意义。从它身上可以看到生物进化的某些痕迹，所以被称为水生物中的活化石。

为了保护此物种，有关部门进行了多年的繁殖、移养、放流等的研究。现已可移养到池塘、水库中，生长良好，成为一种有前途的淡水养殖鱼类。放流成绩也很可观，至1992年已放流100多万尾，使资源量逐渐增多。

中华鲟既是介于软骨鱼类与硬骨鱼类之间的类群，又是硬骨鱼类中较原始的类群，在研究生物进化以及地质、地貌、海侵、海退等地球变迁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