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
西方哲学史承上启下的时期，在此时期，
西方文明的三大来源——希腊的
理性主义、罗马的法制和
希伯来的宗教精神，通过基督教的哲学和神学，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文明传统。中世纪哲学对于现代人理解西方文明传统的起源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占统治地位。教父哲学吸收了
新柏拉图学派和
斯多阿学派的
哲学思想。新柏拉图学派公开主张
有神论，奥古斯丁在其影响下，把哲学与神学结合起来，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系统地论证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他认为，
物质世界是暂时的，灵界是永恒的，神是无限而永恒不变的超越存在。在神之中蕴含了万物的原型，灵魂只有与感官分离，才能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神。他的关于人性中的原罪、人的自由意志、神的恩典的理论，是以神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为中心、以恩典为基督教世界观的体现。这种思想在此后
基督教神学中居于统治地位。
继奥古斯丁之后，罗马哲学家A.M.T.S.
波爱修翻译、注释
亚里士多德著作，成为连结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针对古代
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认为
共相存在于
具体事物之中，而共相本身却不是
物质性的。波爱修之后300年间，古典文化没落，仅有人作了若干保存古典文化的编纂工作。直到9世纪，
爱尔兰哲学家J.S.爱留根纳才再次探索哲学问题。他运用新柏拉图学派哲学阐述基督教信仰，但对西欧哲学思想未产生重要影响。9世纪末以后，西欧不断遭受马札尔人、萨拉森人、北方维金人袭击，
查理曼帝国瓦解，文化学术停滞衰微达一世纪之久。
理性思辨兴起 ，基督教神学的命题日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
教会学院的学者们以理性形式为教义作出各种证明和解释，产生了以抽象思辨和烦琐论证为特征的经院哲学。11世纪中叶，法兰西都尔教堂学校校长贝伦迦尔以辩证方法，论证教会
圣餐仪式中的饼、
葡萄酒并未因神甫祈祷而变成
基督身体、血液，圣餐只不过具有
象征意义。他认为，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共相不过是名词，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
唯名论。贝伦迦尔虽遭教会谴责，但继起的一批
游方学者却到处讲学，用辩证方法向基督教传统信条挑战。11世纪末，法兰西神甫罗瑟林提出，只有个别的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一般”只是代表许多事物的名词，不是客观实体。安瑟伦则指控罗瑟林否认三位一体的神，他认为观念就证明存在，人既具有神的观念，就证明神在现实中存在。这种以观念为实体的理论被称为
实在论。他还用同样方法论证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母童贞、原罪等信仰，
全面发展了实在论。12世纪上半叶，罗瑟林的弟子P.阿伯拉尔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认为共相不是实体，而是用以判断种、属内
同类事物的共性的词语。
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在11世纪末叶至12世纪中叶之间达到高潮。它促进了理性思辨的发展，并为其后哲学从神学中逐步分离作了思想准备。
阿拉伯哲学家与犹太哲学家在
古希腊学术的基础上，吸收了
希腊哲学的伊斯兰教、
犹太教哲学，并将它传入西欧，从而推动了13世纪西欧哲学思想的发展。从9世纪起 ，阿拉伯哲学家
铿迭已着手介绍亚里士多德哲学，区别现实的存在与潜能的存在，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哲学与
柏拉图哲学，以阐述
伊斯兰教义。经
法拉比、
伊本·西那、
伊本·路世德改以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伊斯兰教义，实际上是使哲学独立于信仰。在
犹太教哲学中，从伊本·迦比若到M.
迈蒙尼德，同样经历了由以柏拉图哲学解释犹太教信仰，转为以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犹太教信仰的过程。12世纪中叶后，亚里士多德著作及阿拉伯哲学、犹太教哲学在西欧广泛传播。亚里士多德
思想体系中的“
第一推动者”虽能与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相协调，但是他认为第一推动者只是在最初起了推动的作用。这样，神自创世后便不再与世界有任何密切关系。这一思想导致了12世纪末叶
泛神论的流行。
西欧哲学出现各家争鸣的局面。
基督教会当局及正统神学家以
波拿文都拉为代表，尊崇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神的启示，只能依靠信仰，而不能依靠感官去认知；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认为它威胁基督教信仰。在新兴大学中，希腊、阿拉伯、犹太与拉丁文明汇集激荡，亚里士多德哲学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使罗马
公教会的多米尼克
修会僧侣于13世纪中叶，由大阿尔伯特开始，不是以信仰，而是以理性解释自然。大阿尔伯特大量介绍亚里士多德著作，特别对动物学、植物学研究中的观察与实验感兴趣，认为对自然界的知识与启示真理不同。他接受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区别信仰与理性的主张，把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认为神学研究启示真理，哲学研究自然经验，凭理性无法解释信仰，而又承认理性自有其研究领域。他的学生托马斯· 阿奎那进一步改变了自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神学认为理性来自启示的信仰、理性与信仰
不可分的主张，明确区分信仰与理性的不同领域，并以感官为人类知识的来源，为经院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从古希腊
巴门尼德到中世纪思想家，对不断变动的世界与相对稳定的观念之间的矛盾，都曾提出不同的回答。中世纪思想家多半追随奥古斯丁，以
柏拉图的解释为依据，使现实服从于理念。
托马斯·阿奎那则从变化的现实世界出发，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动因”与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结合，运用亚里士多德的
潜能与现实的思想来分析存在，认为在非存在与现实存在之间，潜能是未确定的存在，还未曾具有形式，是未实现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从这种理论出发，不同意安瑟伦关于神的本体论的证明，也不同意波拿文都拉关于创世在时间之始的论证，认为
创世说无法证明，也无从确知，只能作为信仰接受。他虽从存在出发，以感官为知识来源，确认理性有其活动领域，但基本上仍认为：理性与一切知识并非独立，而是信仰的补充，其作用只是支持基督教的信仰。
14世纪初，城市
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市民阶级兴起，罗马公教会逐渐衰落。
怀疑主义和
人本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基督教
神学家面对
理性主义冲击基督教信仰的情况，谋求将
宗教信仰与理性进一步分离。J.邓斯· 司各特认为神的意志绝对自由，人的
有限理性不可能理解神。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分离导致对神学的怀疑，威廉（奥康的）主张一切知识以事实为标准，宗教信仰的内容不可能成为理性探究的对象。承认不可能靠理性维护宗教信仰。这时哲学家探讨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哲学讨论的问题转向神与世界和人的关系：神的一体三位之间关系，人的灵魂的功能，神恩的地位及其与人的善行、
自由意志的关系，神是否预知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等。这反映出人们在神学体系中力求扩大人的地位的思想。在基督教内，传统神学与教会权威的没落还体现为思辨
神秘主义的兴起。14世纪初，德国多米尼克会修道僧弗赖堡的犹崔奇从新柏拉图哲学出发，称人的灵魂中心直接受神光照，是神圣的安息之所，为其后的思辨神秘主义奠定了基础。德国另一多米尼克会修道僧M.J.
埃克哈特及其追随者主张在沉思冥想中可以与神相通。实际上否认教会圣事或祈求神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