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救”，“九·一八”事变后由流落到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发起组织的以抗日复土为宗旨的抗日爱国团体。1931年9月24日，由沈阳逃亡至北平的辽宁省商会会长金哲忱、工会会长卢广绩及阎宝航等人与已在北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27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入会者达400多人。“东救”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联系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共同抗日；派出请愿团向上海国民党的“和平会议”和南京政府进行收复东北失地的请愿。《塘沽协定》签订后，何应钦秉承日本取缔华北抗日运动的旨意，于1933年7月10日下达取缔“东救”的命令，东救被迫转入地下，8月31日，宣布结束。其核心人物另成立秘密组织——东复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29年秋，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西京召开大会之前，以余日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沈阳举行筹备会。1931年9月23日，筹备会主任阎宝航偕辽宁省商、工两会会长金哲忱、卢广绩等从沈阳设法逃出敌人虎口，抵达北平，次日即会同先已在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为救国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救国会于9月27日正式成立，会址设于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在北平的东北人士踊跃参加，入会者达400余人（会员不以东北人为限）。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推选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军事、政治三部，各部设正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均由常务委员兼任。总务部正、副部长为卢广绩、高崇民，军事部正副部长为王化一、彭镇国、熊飞，政治部正、副部长为阎宝航、杜重远（杜在上海未到任，嗣推霍维周继任）。此外，还设有监察委员会及特种委员会，如军事及政治委员会等。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成员，上层人物占少数，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从党派来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来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员和在党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现名为张金辉）等。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属于大多数的无党派。

当时摆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人民抗日的武装斗争，以期唤起全国人民共起抗日，并对日寇进行破坏扰乱，以阻挠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即以宣传工作及军事工作为中心，展开并推动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

为了联络马占山、李杜，策动辽东救国军唐聚五、邓铁梅等部及沈阳、辽西的义勇军，救国会先后派车向忱、黄宇宙、宋黎、张雅轩、苗可秀、高鹏、纪廷榭、墦赓祺、魏兴华等及大批政工人员秘密出关，开展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除了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铁路线扩大宣传之外，又以北平、天津、上海为宣传重点地区，增派王化一、徐靖远等到平津各大学，阎宝航到南京、上海各地，报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及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战的情形。

为了训练出关抗日青年，曾组织学生军集中训练，为期两三个月。为了安置逃亡进关的东北青年学生，培养抗日的骨干力量，开办了东北学院（后改名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以王化一、李梦兴分别担任校长。东北大学不久亦在北平复校。三校开学后，均加紧实施军事训练。言论机关则办有《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与《东北通讯》。为了安置抗日人员的眷属及逃亡关内、一时无法谋生的东北人民，设立了收容机关，名曰东北难民教养院。为了表彰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设有昭义祠。以上种种措施，都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为指导方针，各方配合，积极创造条件。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与抗日活动，纯系东北民众出于爱国热情、民族义愤和愤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自动自发起而保家卫国的行动，事前无张学良的授意批准。但是张学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曾给予许多有力的支持，直到他被迫下野为止，如鼓励抗日将领，维持救国会同志生活，及发行爱国奖券，以接济义勇军和弥补救国会及东北中学的开支，即其事例。

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此时适逢国民党宁粤两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救国会乃于10月28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请愿团先去沪向国民党和平会议请愿，再转回南京请愿。请愿的目的为：一、响应和平会议，促成统一政府；二、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三、督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11月5日，请愿团大队齐集北平东车站，准备出发，路局受南京政府暗示，不给挂车。张学良为敷衍南京政府的面子，也表示劝阻，请愿团未予理采。南下列车行将开车，请愿群众纷纷卧轨，阻止开行。青年们大声疾呼，向乘车客人宣传南下请愿的重大意义，有的声泪俱下。全体乘客深受感动，自动让出列车，并有一部分人要求参加南下请愿。顿时，这一列客车变成了请愿专车，在车上车下欢声雷动之中，驶出了北平车站。

11月7日早晨请愿团到达浦口，过江后，经在南京的东北群众协助，即时转搭沪宁列车去上海，当日深夜抵达上海南站。江问渔、陈立廷等多人代表上海市各爱国团体到站欢迎，并将请愿人员分别安置在中华职业学校、西成小学、上海中学、务本女中四处。

和平会议已于请愿团到沪的前夕闭幕，因此，请愿团决定推出高崇民、卢广绩等为代表，会同原已在沪的阎宝航去会见胡汉民、汪精卫；请愿大队则由王化一率领在上海游行示威。汪精卫在接见代表时大谈其对国事的意见，滔滔不绝，但毫无要领。胡汉民接见时，则戒备森严，代表每人身后站着一个便农。胡汉民对张学良大肆非议，对东北的沦陷则谓“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一场激烈争辩之后，不欢而散。

游行大队在倾盆大雨下，精神振奋，意气激昂，先绕行南市，然后闯入英租界。英租界当局出动大批武装英国军警拦阻，并排列水龙、机枪以示威吓。正在相持不下时，经上海各界人士出面劝阻，大队始转回南市，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引起上海人民莫大的同情。

11月10日，请愿团转回南京，住金陵大学的体育馆和礼堂的地板上。次晨，请愿团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吴铁城、张继两人代表蒋介石向大家讲话，劝大家早日北返，不要受别人“煽动”，并说中央一定有办法等语。请愿团当场驳斥了他们所谓受别人煽动的说法。当时听说蒋介石躲在中央军校，于是，大队人马在激昂愤怒的情绪下，转赴中央军校。此时大雨滂沱，中饭未吃，请愿团冒着大雨，忍着饥饿，一口气赶到中央军校。蒋介石推延到下午三时半才出来接见。这时，天津学生请愿团也赶到参加。

高崇民站在大队的最前列，与蒋介石的讲台相距咫尺，慷慨陈词，请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诘责，把蒋介石质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措辞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这一来，全体群众特别是天津学生请愿团更加愤怒了，一位青年大声高呼：“东北是中国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随之，全场掌声雷动，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无奈，对大家说：“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并且又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靠国联正义制裁”等一套滥调。蒋介石说完之后，立即退席。这时，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请愿团全体人员饥寒交迫，疲惫万分，返回金陵大学后，即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但在夜里十点钟左右，突然闯进大批宪兵和便衣特务，叫起全体人们，逐一检查，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等情事，但他们搜查结果，一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人们纷纷说：“抗日有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么不算反动？”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

“南京请愿，白跑一趟。国民党政府既决定不要东北，我们自己去干吧”——这是请愿团六百余人的共同认识，同时也是流亡关内东北民众一致的决心。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对于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许人民抗日的，同时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首先是利用一些东北籍CC派反动分子，戴上抗日的假面具，挂出抗日工作的假招牌，借为不抵抗政策放烟幕，并妄图以此收搅东北人心，打击东北人民真正的抗日救亡活动。

以齐世英、梅公任为首的东北籍CC派纠合从东北逃亡进关的国民党CC分子徐箴（原哈尔滨特区电信局长）、周天放（原哈尔滨特区教育厅长）、臧启芳（原哈尔滨特区地亩局长）及早在关内的曹德宣、李锡恩、王星周等，大肆活动，从种种方面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对抗。在组织民众方面，他们由周天放出面主持，组织“东北行健学会”，网罗东北上层人士，以国民党员为骨干；由曹德宣出面主持，组织法西斯式的反动团体“东北青年学社”及其核心组织“力行团”，宣传法西斯思想，并收买东北青年作特务（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各院校出现的东北籍特务分子，多为力行团员）。在青年教育方面，他们先后设立“知行中学”及“念一中学”，由梅公任、周天放分别主持。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北平设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以周天放、李锡恩为正、副主任，并由该处直接办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以李锡恩兼任校长。当时中山中学、知行中学、念一中学收容从东北进关、食宿无着的青年学生为数不少，显然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领导的东北中学和在平复校的东北大学相对立，齐世英则在上海以“抗敌救国”为幌子，成立一个“东北协会”，与远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遥相对峙。

国民党极右分子在舆论宣传方面，也不放松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对抗。他们有一个民友书局（附设有印刷厂），出版《东北月刊》《东北旬刊》《东北青年》《行健月刊》《行健丛刊》《北强月刊》《蒙古月刊》《黑白半月刊》等反动刊物，以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旬刊》《东北通讯》《复巢月刊》等刊物对抗。当时，救国会和国民党极右派的斗争，在言论主张上，主要表现在“是谁不抵抗？”和“不抵抗政策”的问题上：他们拼命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把丧失东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一个人的身上，说是由于张学良不抵抗；而救国会则正面予以揭穿，以事实说明东北丧失是由于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他们拥护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辩护，而救国会则主张全国团结抗日。救国会旗帜鲜明地高呼“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口号，而他们遮遮掩掩，只提“收复失地”而不提“打回老家”的口号。他们的反动宣传，曾使一部分东北人士和一些青年学生受到一时的欺骗蒙蔽。

国民党极右分子从1931年至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前，锣鼓喧天，用尽各种手段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唱对台戏，但在“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驻华北各地的党部和中央军、宪兵团被日寇赶出华北，东北CC分子也都夹着尾巴南逃。从此，他们也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然而，国民党极右派对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破坏活动，不但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何应钦奉行日寇要求取缔华北抗日活动，特别是取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及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意旨，通过高仁绂于7月10日向救国会传达了取消救国会的命令。7月14日，救国会公推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钱公来等四委员到怀仁堂向何应钦交涉，何应钦坚持救国会必须取消，并采用威胁手段，施加压力。救国会成员张希尧于15日在街头散发反对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传单而被捕，徐靖远因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而被捕入狱。与此同时，何应钦明令停止救国会发行爱国奖券，以断绝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救国会。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7月15日，朱庆澜主持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被迫宣告结束。

在国民党亲日极右分子和日寇配合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加紧压迫摧残的形势下，救国会的同志们并未消极畏缩，相反，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与国民党极右分子斗争的决心。但是，鉴于当时华北内外情势，抗日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8月31日，救国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抗日爱国团体救国会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赴国难，彰显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救国会光复河山的决心，促进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必将胜利的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