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出生于基督教牧师家庭，从小入教，并在教堂附设小学读书。肄业武昌文华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任武昌文华书院附中教员。光绪三十四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教育。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回国，次年执教武昌文华大学，兼附属中学校长。武昌起义时，组织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革命军伤病员。旋充黎元洪英文秘书。后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交涉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英文秘书。1913年8月，受聘为设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讲演部主任总干事，在上海、广州、云南等地宣传教义，提倡“基督救国”。1917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此后，以上海为基地终身从事基督教青年会运动。1921年，以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1924年，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1927年12月，应蒋介石之请，按基督教仪式，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宋宅，为蒋介石、宋美龄证婚。1932年，受上海各界民众委托，赴美联络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日。1月4日，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晤谈，猝发脑溢血，次年回国。1934年，病重，辞去总干事一职而任名誉总干事。1936年11月22日，病逝于上海。
余日章，蒲圻西良湖人，生于武昌。父文卿为中华圣公会会长。余自幼入教，就读于教堂附设小学。1895年入武昌文华书院，曾参与
日知会革命宣传活动。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返武昌任文华书院附中教员。1907年，日知会负责人
刘静庵被捕，参与营救工作。次年秋，得圣公会美籍主教吴德施帮助，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科，1910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年底返国。次年春，任武昌文华中学校长。武昌首义，组织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当清廷命海军提督
萨镇冰率舰配合南下陆军炮轰民军时，曾持
黎元洪致萨亲笔信，前往劝阻。后在武昌军政府任外事工作及黎元洪英文秘书。
1912年离汉赴沪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次年任协会讲演部主任干事，曾到苏、粤、滇等地宣扬基督教义。1916年任代总干事，次年9月任总干事，连任17年。其间曾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频繁参加政界活动，多次出访美国。1915年5至9月，参加北京政府农商部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任该团名誉书记和发言人。在访美大部分重要城市时，讲演90次，听众认为“没有一个从外国来的人曾使我们这样兴奋过”。回国后于1920年10月在武昌青年会主讲“社会改造”，宣扬“人格救国论”。次年11月，以国民代表身份随北京政府代表团赴美参加
华盛顿会议，奔走于美朝野人士之间，介绍中国实况，征询各方意见，以求美国赞助。回国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干事、收回山东铁路运动会干事。后兼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1924年任中国评议会会长。1927年7月受国民政府之命，率代表团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发言希望美国出面遏制日本对华侵略。
1932年，抗战形势紧急之时，余日章赴美访问，进行“国民外交”，宣传抗日。正当他会见美国国务卿
史汀生讨论抗战问题时，忽然收到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忧心祖国命运的余日章闻此消息，激动之下大脑溢血。
余日章与清末革命党人有着密切来往，曾与他的父亲利用圣公会的关系营救革命党志士刘静庵，他本人也被清政府列入准备逮捕的革命党名单。在武昌起义初期，余日章奉主教之命成立临时红十字会，建立医院，救治伤员，甚至亲自奔赴前线，这是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组织。他毛遂自荐，孤身进入清军军营，劝阻清军炮轰武昌城的计划。他曾任革命军“总理后路粮台”，借着红十字会的掩护，将万石军粮运进城中。又因精通英语、法语，余日章担任了黎元洪的英文秘书，涉足外交领域，还曾经参与
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撰写。
余日章与
蒋介石、
宋美龄关系颇深，1927年蒋、宋在上海结婚，余曾为之先在宋宅主持宗教式婚礼。1930年，蒋介石为配合军事“剿共”，以宣传礼义廉耻为名，发动“
新生活运动”，余则继续鼓吹“人格救国论”、“基督救国论”，以相配合。并让其女婿黄仁霖出任
励志社总干事。为蒋宣传效劳。
余日章还是平民教育的支持者。1920年，
晏阳初等人从美国回国，他们的平民教育计划获得了余日章的赞许。他在青年会智育部下面增设平民教育科，聘请晏阳初等人出任干事。平民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基础，为那些不识字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比如识字教育。晏阳初等人重新编辑《平民千字课》，在长沙、杭州等地为平民提供4个月的识字学习试点。试点取得成功后，晏阳初转任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继续合作推进平民教育事业，从千字课扩大到平民高级学校、平民图书馆、平民同学会、平民讲习会。此后15年间，在青年会学习的平民学生达25万人，平民千字课课本销售达百万册以上，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