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说是新兴的汉字构造理论，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里谈到的三书说，将汉字分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

三书说

为了完善汉字结构理论，现当代文字学家试图突破二千年来六书理论的框架，作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想以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举动。

一．三书说

1935年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批判了六书说，提出了三书说，创立了关于汉字结构的新理论。唐氏把汉字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其所谓象形文字是“画出了一个物件，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一定是独体字”，“一定是名字”，“一定是本名之外，不含别的意义。”可以“分做三类。一是属于人身的形，可以叫做‘象身’，二是自然界一切生物和非生物的形，可以叫做‘象物’，三是人类的智慧的产物，可以叫做‘象工’。”如：人、口、虎、山、弓、一。包括六书中表名词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中的一小部分。所谓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象意文字的范围，包括旧时所谓‘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如：大、休、立、见、名、雀。唐氏后来在《中国文字学》中写道：“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对传统理论是一个冲击，对文字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未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因为唐氏三书说并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以义会意的会意字留下位置；不包括假借，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不能真正反映汉字的实际；象形、象意的界限不很明确，难以把握，划分意义不大，例如：“雨”字，唐氏在《古文字学导论》上编当中当作象形文字，上编《正讹》里又改称为象意文字，“上”和“下”字，《古文字学导论》中当作象意文字，《中国文字学》中又改称为象形文字，可见唐氏在划分象形、象意时，也“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描绘了甲骨文字的发展过程，并且附带谈到整个汉字发展的问题，把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陈氏认为假借字必须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唐兰的象形、象意应合并为象形。陈氏所谓象形实际上包含许慎所谓的象形、指事、会意和无声符的转注字，其所谓形声实际上包含许慎所谓的形声和有声符的转注字。陈氏说：“象形、假借、形声并不是三种预设的造字法则，只是文字发展的三个过程。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变作了声符，是为假借字；再往前发展而有象形与假借之增加形符与音符的过程，是为形声字。形声字是汉字发展的自然的结果。”

裘锡圭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文字学概要》中，认为陈氏三书说是基本合理的，但应把象形改为表意，假借不应该限制在本无其字的假借范围里，应该把通假也包括进去。提出：“三书说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或意符音符字。”在对三书分别进行研究时，还从每一书中再分出一些种类，例如表意字就又分成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等六种，会意字再分成图形式会意字，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和其他等六类。

陈梦家等人的新三书说，总的说来眉目清楚，界限分明，较合逻辑，比六书说简明。但其分类标准不如六书说只据汉字形义关系单一，还要着眼于汉字发展的过程，而假借字如上一节所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汉字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产生极早，在汉字字形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并促进汉字字形向其下一个阶段发展，把假借作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不合汉字实际的。另外讲新三书者往往还要再分种类，如前面介绍的裘锡圭先生的表意字分类，结果搞得比六书繁复得多，更难掌握。汉字有一些不能纳入六书的文字，同样也有一些不能纳入新三书的文字，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就用“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一节专门对后者作过论述，并把它们划分成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等五类，由此可见新三书说跟六书说一样并不能概括全部汉字的结构，还不是有关汉字结构的十分科学而完善的理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陈梦家等人的新三书说与唐兰的三书说一样至今还无法取代六书说的地位，现在讲汉字结构的人大多数仍然沿用六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