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年,公历
平年,共365天,52周零1天;其中122年1月26日~123年2月13日为农历壬戌年(狗年),123年2月14日~124年2月2日为农历癸亥年(猪年),全年无农历
闰月;
延光二年。
延光二年(123)正月,旄牛(今四川汉源)夷反汉,攻零关(今四川峨边南),杀死地方长吏。汉
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讨平之,并分置
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
延光二年(123)十一月,鲜卑大人甚至鞬率万余骑入东领侯,兵分数路,攻
南匈奴于
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南)。
南匈奴薁鞬日逐王战死,被杀者千余人。
延光二年(123)安帝下诏,令选三团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
毛诗》、《
谷梁春秋》经者各一人。
延光二年(123)四月,
北匈奴接连与车师入塞寇掠河西。当时,朝廷有人主张再次关闭
玉门关和
阳关以绝其患;有人则反对闭关,闭关等于放弃
西域,放弃西域,
河西地区就不能自存,主张在
敦煌置
校尉,按照旧例增派河西四郡屯兵,以镇抚西域诸国。安帝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屯
柳中(今新疆吐鲁番附近)。
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议者欲复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敦煌太守张珰上书曰:“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馀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孝武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非良计也。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按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帝纳之,于是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冬,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以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刘熹为司徒。大鸿胪耿宝自候震,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宝大恨而去。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见怨。时诏遣使者大为王圣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灾害滋甚,百姓空虚,三边震扰,帑藏匮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诏书为阿母兴起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攻山采石,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府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之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哗,为朝结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惟陛下度之!”上不听。
陈忠荐汝南周燮、南阳冯良学行深纯,隐居不仕,名重于世;帝以玄纁羔币聘之;燮宗族更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君独何为守东冈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与良皆自载至近县,称病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