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传》，是战国时期穀梁赤所撰的儒家著作，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穀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穀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穀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穀梁传疏》，清朝锺文烝所撰《穀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穀梁传》的较好注本。

《穀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穀梁传》，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为儒家经典之一。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穀梁俶（亦名穀梁赤，字元始），穀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穀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据后人考证，《穀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因此认为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穀梁传》以各种有文字痕迹可寻的义例，所探寻出来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谓微言大义，只能看作是《穀梁传》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强加给孔子，以作为孔子的思想。可以说穀梁子是《穀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传》最初的底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在汉武帝之前的后代《穀梁传》学者又有所补充。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穀梁传》当始于穀梁子。

穀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穀梁传》最初的学术特色。荀子是《穀梁传》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使《穀梁传》“亲亲上恩”的学术特色得到进一步加强。《穀梁传》之学术不符合汉武帝对内大一统、对外大攘夷的政治需要。

《穀梁传》本身的学术特色是《穀梁传》在汉宣帝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穀梁传》的经学知识分子倒向更为理想主义的属于古文经学的《春秋左氏传》，《穀梁传》的学术由此衰微。《穀梁传》的民生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农经济思想。《穀梁传》的处理内外关系的思想包括处理诸侯国内部关系的思想和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思想两个大的方面。

《穀梁传》有不少内容说得很好的，比如：

隐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庄公十八年：故虽为天子，必有尊也。贵为诸侯，必有长也。故天子朝日，诸侯朝朔。

庄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筑三台）不正罢民三时（即疲），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鲁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一年罢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恶内也。（与民争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晋弑其君州蒲。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焉。（与《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可以比较。）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

除了语言简洁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对于君主的批评，是非常强烈的。

《穀梁传》是中国汉代经学派的经典之一。该书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读《穀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穀梁传注疏》（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锺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

汉代以后，《公羊》和《穀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穀梁传》。

范宁所做《穀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穀梁》就截然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左传》）

《公羊传》云：“已陈（列阵），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穀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意为宋襄公死不书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穀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在《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穀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公羊传》由此大兴，而卫太子刘据喜读《穀梁传》。

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听闻祖父好《穀梁传》，令名儒在殿中辩论，平均《公羊》《穀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群臣多赞同《穀梁》，而宣帝亦喜欢《穀梁传》的解释，设立穀梁《春秋》博士，由是《穀梁传》大盛。西汉后期《穀梁》之学大盛，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穀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穀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穀梁传》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

《穀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文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穀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在史实记载上，《穀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穀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穀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穀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穀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书。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穀梁》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穀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穀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穀梁传》的，是一个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穀梁传》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曰”，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穀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穀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

《穀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穀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穀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