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碑是正定大佛寺九绝之八，是中国隋代重要碑刻。

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东侧。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未著书丹人姓名。但也有撰、书均为张公礼之说。

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分5截30行，行字数不等，亦为楷书。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

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代，碑的名称见于东周，而刻文纪事之碑则最早见于西汉末期，到东汉桓帝、灵帝时，建墓树碑又蔚然成风。就碑刻的书法艺术来看，我国石刻发展史可分三大阶段，即汉碑、魏碑、唐碑。汉碑多波磔奇古，魏碑多瑰丽雄奇，唐碑则秀丽高雅，隋碑则处在由魏碑体到唐碑体发展的过渡时期。龙藏寺碑就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代表之佳作。它的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碑系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创立的石碑。它不仅高大庄严，而且书法艺术上向称隋碑第一，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不致唐碑的全失隶意，不仅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而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具有颇大影响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关于此碑，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

《龙藏寺碑》楷书， 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它不仅记载了隆兴寺的始建，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为隋代刻碑中的精品。被誉为“隋碑之冠”，视为“隋朝第一碑”。《龙藏寺碑》碑阳30行，行50字，约150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其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生涩古朴之美，古拙幽深之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

《龙藏寺碑》它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先河，被康有为誉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在中国只有3块，但是要以这块记录了历史的碑最完整。 隋朝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承袭了魏晋的馀风和六朝的风格，理清了书法用笔与结体之理，作了一番大加工，篆、隶销声匿迹，惟独楷书盛行于世，楷书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其功劳也最大。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陈。可以说唐代书风在此已初露端倪，唐代书法是隋朝书法的直接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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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龙藏寺碑一〈开皇六年〉】

右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著书人名氏，字画遒劲，有欧、虞之

体。隋开皇六年建，在今镇州。碑云“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左威卫将

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奉敕

劝奖州人一万，共造此寺”。其述孝仙云“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

然北齐、周、隋诸史不见其父子名氏，不详何人也。

【隋龙藏寺碑二〈开皇六年〉】

右隋《龙藏寺碑》，齐张公礼撰。龙藏寺已废，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门，书

字颇佳，第不见其人姓名尔。碑以隋开皇六年立，后题张公礼，犹称齐。按周武

帝建德六年虏齐幼主高常，齐遂灭，后四年，隋建开皇之号，至六年齐灭，盖十

年矣。公礼尚称齐官，何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