黥刑，又名墨刑，黵刑，刺字，上古的五刑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肉刑，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大清律例》时才被彻底废除，前后沿用时间长达数千年。是封建社会刑罚制度中的正刑；在汉文帝废肉刑之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黥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废除，而成为国家刑罚制度之外的一种私刑，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和喜怒可以随意使用。到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之后，黥刑又正式成为封建社会刑罚制度中的一种附加刑，直至清末被废除，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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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刑又叫墨刑，就是在犯罪人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炭，表示犯罪的标志，以后再也擦洗不掉。如秦末农民起义英雄之一的英布，曾因触犯秦律被处以黥刑。因此《史记》中称他为“黥布”，他的传记就叫《黥布列传》。中国古代在罪犯面部或额上刺刻后并涂以墨的刑罚（见五刑）。墨刑起源很早，甲骨卜辞中就有记载，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考证，卜辞中□字就是墨刑的会意字。

早在中国周代的五刑中，就出现了黥面刑，当时称之为墨刑，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同劓、宫、刖、杀相比，墨刑显然是最轻微的。但是，这种刑罚也要伤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于身体的明显部位，无法掩饰，不仅给人造成肉体的痛苦，同时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

最初，墨刑的施行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肤，然后在刻痕上涂墨。《尚书·吕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后，孔安传云：“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周礼.司刑》一节中“墨罪五百”一句话，郑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礼记·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样，“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国语·鲁语》也曾说：“小刑用钻凿，次刑用刀锯。”墨刑为小刑，当是使用钻或凿为刑具。其它各书述及墨刑时都是说用刀刻。这些说明，墨刑在最初规定为刑罚的时候，施行时用刀，而不是后世才采用的针刺。人的面部神经是极其敏感的，犯人在被黥面时的疼痛之状可想而知。由于伤口感染，有的犯人也会因黥面而致死。

从西周时起，墨刑的使用很普遍。周初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亦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民众稍有小过，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隶主贵族常用黥面者作守门人。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耻辱的标记，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黥面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响劳作。春秋战国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当时，“黥为城旦”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处罚犯人的措施，这样的犯人遍布全国各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受到黥面之刑的囚徒。汉初被高祖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小罪被黥面，因此，人们就把他的名字称为黥布。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黥面之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样。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当受黥面之刑者“髡钳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剃去头发、颈上戴着铁制的刑具、去做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去做为期四年的舂米的苦役。此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但在汉代时，匈奴曾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以黥面，不得进入他们的单于所居住的穹庐。有一次，王乌充任汉朝的使节，出使匈奴时就顺从了他们的规矩，单于大喜，同意让匈奴的太子到汉朝作人质，请求与汉和亲。有人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昼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和作为刑罚的黥面当有所区别。

汉代以后，随着某些肉刑的恢复，黥面也重新被采用。晋代规定，奴婢如果逃亡，抓回来之后要黥其两眼上方，并加铜青色;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两颊；第三次逃跑，黥两眼下方。上述三处，施行时都要使黥痕长一寸五分，宽五分。这种黥痕可以深深印到人的骨头上。唐代贞元年间，段成式的从兄经过一个叫黄坑的地方，他的随从拾取死人的头颅骨，打算用它配药，看见一片骨头上有「逃走奴」三个字的痕迹，色如淡墨。段成式判断这是古时被黥面的人的头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晋代逃亡过的奴婢的遗骨。黥面之刑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南朝泰始四年(468)，宋明帝刘彧颁行黥刑和刖刑的条律，规定对犯有劫窃官杖、伤害吏人等罪者，要依旧制论斩；若遇赦令，改为在犯人两颊黥上“劫”字，同时割断两脚筋，发配边远军州；若是五人一下结伙以暴力夺取他人财物者，也同样处罚。梁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又颁定黵面之刑。黵面的施行方法，大概不是用刀刻，而是用针刺。如果犯有抢劫罪应当斩首而遇赦者，要黵面为“劫”字。这种刑罚实行的时间不长，天监十四年(515)即予以废除。

北宋时，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犯人的罪状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个方块;若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称为刺配。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后来贵显，仍保留着刺的印记，不愿除掉它。直到南宋时，刺配的做法都是常见的。

辽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行方法相同，也是用针刺，但刺的位置不完全一样。重熙二年(1033)，辽兴宗耶律真宗规定，对判为徒刑的犯人，要刺在颈部。奴婢私自逃走被抓回，如果他她同时盗窃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要刺在其颈或臂上。犯有盗窃罪的，第一次犯刺右臂，第二次犯刺左臂，第三次犯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犯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处死。辽代其他刑罚非常残酷，唯独黥面之刑比以前要宽大一些。

金代规定犯有盗窃罪且赃物在十贯以上五十贯以下者要处以徒刑，同时刺字于面部，赃物在五十贯以上者要处死。元代仿照宋、金的有关法律，对盗窃罪要予以刺字，并同时施加杖刑，刺的方法和杖的数目有非常细致的条款，另外，对什么情况下免刺、什么情况下已经刺过仍要补刺等等，也有具体的规定。

明代关于黥刑的法律，与宋元大同小异，但使用的范围要更狭窄一些。洪武三十年(1397)规定，谋反叛逆者的家属及某些必须刺字的犯人予以刺字，其他各类犯人一律不再用宋代那种刺配的方法。另外，对于盗窃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盗窃”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处以绞刑。对于白昼抢劫他人财物者，要在右小臂上刺“抢夺”二字，如果再犯抢夺罪者，照例在右小臂上重刺。情节比较轻微的偷摸都无须刺字。明代的法律中对免刺、补刺也有明确的条文。

清代的黥刑主要施用于奴婢逃跑，而且常和鞭刑并用，称为鞭刺。顺治十一年(1654)，朝廷议准，对于逃亡的奴婢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要免于鞭刺。顺治十三年(1656)又规定，犯盗窃罪者也要刺字。康熙四年(1665)规定，对逃亡的奴婢的刺字不再刺在面部，和盗窃罪一样都刺小臂。第二年又下令说，如果逃亡者改刺小臂，这样逃亡者越来越多，无法稽查，因此仍旧改为刺面。康熙十二年(1673)诏令，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逃亡者要免于鞭刺，如果是夫带妻逃、或父带女逃、或子带母妹逃者，妇女免于鞭刺，如果是妇女单独逃亡者不能免除。这样的规定，说明清代奴婢的处境悲惨，而且逃亡现象严重，同时说明统治者对逃亡者的镇压也非常严厉。

纵观各代实行黥刑的历史，古时刀刻法的黥面变为宋、元、明、清的刺字，其残酷的程度应该说是在逐渐减弱。

黥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同人类的刺面纹身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各民族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大都有刺面纹身的历史，具体做法是用刀刻或针刺皮肉，和刑罚的黥面一样，也必然有疼痛的感觉，因而它也具有一定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产生刺面纹身现象的社会因素和人类的心理因素比较复杂，主要的是由于原始的自我美化意识和图腾崇拜意识的作用，刺面纹身者所雕刺的内容主要是人们喜爱的象征美丽、勇敢或吉祥的文字和图象。黥面之刑是将刺面纹身的残酷性的一面加以发展，用作惩罚罪人的手段，它给罪人身体留下的是表示耻辱的标记，既给犯罪者造成精神的压力，也对其他人起着警戒和震慑的作用。黥刑和刺面纹身的目的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的反映。

黥面是指在脸上刺字刻纹，又称黵面，面涅汉初名将英布，因黥面而称黥布，但他在入军之前就黥面。士兵黥面之制，始于唐朝末年，盛行与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南宋以前，许多士兵，还在额上，双颊或手腕，臂膀等处刺字或雕镂墨纹。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300多年。唐末，藩镇割据，争战不息。当时，背叛农民起义军，投靠朝廷而成为主宰朝政的大军阀朱温，执行一种特别残酷的军纪， “凡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其结果是士卒“多亡逸，不敢归”，面对部众瓦解之势，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军中士兵每人皆在脸上刻字，记上所在军队的称号，并设立关卡检验盘查，凡潜逃军士，一旦被执，就将以脸上的记号送原单位处死。即令是能逃回老家，因黥面为记，乡里怕连坐也不敢收留。

另一军阀刘仁恭，在对待士兵方面，却和朱温有相同的手段。刘屡被朱打败，丧师减员严重，于是在唐天佑三年七月，规定在其控制地区卢龙镇(治幽洲，今北京)境内。凡男子15岁以上，70以下都得当兵，当兵者都得在脸上刻，“定霸都”三字(都，在唐末五代期间军队的一种称号)关佐则刺“一心事主”不刻在脸上而刻在手臂上。

中国至迟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黥刑。黥刑一般是刻纹，而不是刺字。汉文帝时一度废除黥刑以剃光头来代替这种刑法。南朝梁武帝时规定“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黥面为劫字”，把黥刑只当作轻刑而已。黥刑不仅官方有禁不绝,甚至私刑中也用。

黥面成为定制后，凡被招募入伍者，先要被察视体格是否强壮，动作是否敏捷，考选合格，脸上刺字后，才算有了军籍。而应选入军籍者，较多还是自愿的。士卒有的更愿黥面以示效命决心。唐末郓洲(治今山东郓城)军阀朱瑾，为了对付朱温的大举进攻选募骁勇壮汉数百人入伍。黥双雁于额，号称“雁子都”。朱温针锋相对，临战前也招选亡命之徒组成一队，取名“落雁都”。以其子朱汉宾为指挥者，得外号“朱落雁”。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于公元955年派兵攻后蜀，蜀军迎战者被黥面，呈斧形，号称破柴都。斧能劈柴，柴与柴姓谐音，寓意必胜柴军。

长期的黥面经验积累，使人们逐渐掌握了刺字技巧和现字，褪字的方法。北宋枢密使狄青，当士兵时曾黥面，成为统兵大将后，仁宗皇帝甚为器重，要他敷药以褪脸上的字，被狄青谢决。愿以面涅与士兵共勉。他还“以酒灌面，使其文显”。

南宋士兵刺字，常常作为骁勇的标志，最著名的是八字军。名将王彦率岳飞等将士7000多人大破金军，后受挫退守太行山。王部将士为表示抗金决心，“相率刺面，作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支队伍以刺字为荣，相互激励，迅速发展到10多万人。

黥面，后来逐渐发展为黥臂膀，黥手背。南宋隆兴元年九月，孝宗“诏诸洲招募水手，于手上刺某州水军字，以革冒代之弊”。军士刺字又成了检验员额，管理部伍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