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质夫 （1896年-1963年），江苏仪征人。中国乡村教育先驱之一。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即投身于乡村师范教育事业。创办主持江苏界首、南京栖霞、浙江湘湖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前后长达20余年。他创办了贵州师范，力倡“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主张，建立了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系统的教育方略和富于实践意义的教学模式，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倡导、示范作用。

黄质夫（1896年—1963年），名同义、字质夫，江苏仪征人，祖籍湖南邵阳。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先驱之一。1920年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创办并主持江苏界首、南京栖霞、浙江湘湖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投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长达20余年。

黄质夫一生怀抱“救百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的理想，决心培养大批“既有知识又能实干的乡村教师”。主持乡村师范时把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和吃苦作为入学条件，厉行劳动建校，自力更生，勤俭办学，要求学生毕业后能去做灌输农民知识的教师，改进农民生活的导师，发展乡村社会事业的领袖。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3月6日生于江苏省仪征市长江边上的十二圩。祖父早年从军，在湘军中当一名士兵，退伍后到仪征定居，靠耕种一小块土地维持生计。父亲除种地外，还做小贩，当瓦木工、修船工，以后又在十二圩街头开一爿茶炉，赚一点微利养家活口。

六岁时，家里虽然衣食不周，但还是设法让他进私塾念书。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二圩扬子总栈创办小学堂，这是全县第一所新式学校。为了学习文化，黄的父亲顶着流言蜚语让儿子报名入学。黄质夫学习极其勤奋，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老师器重他，学校发给奖金给予资助。读完了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和四年制高等小学，初步掌握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

黄质夫

高等小学毕业后，黄质夫在老师的鼓励下投考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师范学校虽然不收学费，免费供给膳食，但是为筹措保证金及置办行装，家里还是借了债。黄质夫深深体会到穷人家孩子上学的艰难，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民国二年（1913年），18岁的黄质夫离开家庭到了60里外的扬州，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师范本科生。在五师五年，每学期成绩均为甲等，毕业考试成绩为全年级之冠。

五师毕业后，黄质夫由校长任孟闲提名留校，提任附属小学高年级级任教员。黄做了二年教员积蓄了一点钱，可他并不贪恋这些，仍想继续深造，即辞职进了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农艺系。黄质夫得到名师的指导，进一步用现代农业科学武装自己，加深了对农业的感情，初步树立起发展农业、改造乡村的志向。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求学时，接受了恩师陶行知“余今生之惟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的生活教育理论。黄质夫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

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后不久，即到苏北高邮市界首镇创办界首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率先创办的第一批乡村师范中的一所，也是较为出色的一所，从此开始了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生涯。

1927年夏，黄质夫调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主任（校址和晓庄师范同在南京栖霞区），继续探索乡村教育的新路。

1930年由于晓庄师范被查封，波及黄质夫，黄质夫被迫辞职。他仍不改初衷，继续实践陶行知乡村教育模式。

1931年8月，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推广处主任的职务，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道藩的聘请担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先生在这里只有近8个月时间，增建新校舍，选聘新教师，增设简师班，增收近百名新生。

1932年初，黄质夫又回到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继续担任校长，自此，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五年多。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逼近南京，栖霞乡师仍坚持开学授业，下旬才停课疏散师生，是苏南最后疏散的一所学校。黄质夫主动留校看守校产。

1937年12月1日，黄质夫离开学校踏上流亡的道路。

1939年9月，黄先生辞去湖南农业改进所技师兼榆树湾沅芷恳区主任的职务后，受聘担任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校址在青岩镇）。

1940年起，黄质夫在榕江国师，为乡村师范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五年多使迁校前仅有4个年级150多名学生的学校，扩大为最多时有16个班级近千名学生，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校，而且主要招收的是少数民族子弟，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师范的模范。

抗战胜利后，黄质夫从四川回到江苏，在江苏省建设厅任技正兼经济农场场长。

解放前夕，黄质夫南京高等师范的同学在台湾从事制糖工业，邀请黄到台湾并设法弄到机票，这时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公署负责人杜干全（栖霞乡师早期学生）带来口信，劝老师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

解放后，黄先后在苏南棉麻指导所、农林厅经济作物处做技术工作。

1953年离职居家。

1963年9月23日在南京栖霞山家中去世。

开拓乡村

1924年，黄质夫在东南大学毕业不久，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界首分校主任，从此开始了以所学知识服务乡村、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生涯。从1924年至1944年的20年间，先后创办了界首、栖霞和贵州三所著名的乡村师范学校，还短期主持过湘湖乡师的校务。黄质夫亲自制定的乡师教学计划，编写的乡师教材，出版的有关乡村师范教育的论著，如《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栖霞乡师课程概要》、《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实践的师范教育》、《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等，完善和发展了陶行知的

乡村教育思想。

以上经历说明，黄质夫从28岁到49岁，孜孜不倦地在四所乡村师范担任校长近20年，不仅参与了20世纪中国乡村教育的历史性工作，而且在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上颇具建树，对乡村师范学校教学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创办贵州师范

1939年9月，黄质夫被任命为贵州省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原来管理不善，秩序混乱，学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顿顿难吃饱”，不断爆发学生运动，先后换了三任校长。黄质夫受命于困难之时，上任之后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同时，大胆提出迁校的设想。认为乡村师范办在贵阳近郊不适宜，应该办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为开发边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面貌服务。设想得到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当年冬天就由一名苗族学生做向导，跋涉黔东南山区10多个县，实地考察，最后选定榕江县为学校新址所在地。榕江靠近广西、湖南边界，为多民族聚居区，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县城仅有两所完小，一个师范生。当地人士欢迎贵阳乡师迁到本地，将一批公房、庙产和荒山、土地拨给学校使用。1940年初，贵阳乡村师范迁到榕江。不久，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由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领导。

现在的贵州师范大学

黄质夫在榕江五年多，为建设学校、开拓边疆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力，取得了显著成绩。迁校前，贵阳乡师仅有4个年级、150多名学生，迁校后，先后设立了师范部、简易师范部、耕读班，还在黎平县设有初中部，最多时有16个班级，近千名学生，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学生中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壮族、土家族等，不少来自沦陷区的青年也慕名前来就读。教学实行“德、智、体并重”，培养有理想、有知识、能实干的人才。教学质量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名气。学校还开展生产劳动，培养生产技能，实现基本自给。迁校第一年即种植粮食400多亩，植树3万多株，创造价值1.4万多元。相当于学校全年经费的59%。师生吃的蔬菜、荤食品基本自给。还办了工场，师生用的簿本、纸张、粉笔、劳动工具及穿的衣服、袜子大都是自己制作的。

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寻衅压迫，如殴打追捕黎平分校公演《兄妹开荒》舞剧的学生，要在学校中发展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克扣应该供应给学校的粮食，甚至指使特务潜入校园冲击黄的办公室和宿舍，进行威胁恐吓。黄质夫坚持抗争，不向恶势力低头。教育部考虑到他的人生安全，指定工场主任赵峻山代理校务，派专人护送黄离开了榕江。时间是1944年。从此，黄质夫离开了为之奋斗20年的乡村教育事业。

黄质夫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乡村教育理论上有很多创新。黄质夫力倡“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主张，努力使学校所在地成为“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理想社会。2006年2月28日，时任教育部长周济讲到，缩小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质量。这说明，黄先生的许多主张依然是今天培养教师的经典。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被尘封，并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民族的损失，国家的损失。

全面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根据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新形势，黄质夫提出全面进行精神、体格、生产、特殊技能、社会服务训练的主张，注重道德品质和专业思想的教育。

他认为德育是“五育”的核心，是办学的方向和方略所在。在历任校长任上，都亲自抓德育，规定“校长负训导上的最高责任”，并制订各个年级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方案，循序渐进，严格执行。德育内容有“爱国报国，求实苦干，献身乡村，文明礼貌”等。抗战期间，更把爱国主义列为思想品德教育的首位。

在智育等方面，除基本文化课和教育专业课外，增设农业常识、工艺常识、医卫常识、手工劳动、音乐、美术等课程，所有课程均严格考核。栖霞乡师规定学生须学会一二种乐器，毕业考试前多出现秉烛夜弹、校园乐声悠扬的情景。学校还将课外活动视作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开展绘画、音乐、读书、作文、冬泳、园艺、标本采集等活动，举行国语（普通话）演讲、书法、美术、歌咏、专题辩证比赛等，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发展才能。

系列主张

黄质夫提出“专业训练与生产劳动训练并重”的主张；重视选聘优秀教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其所主持的四所乡师中均实行科学化的严格管理；甚至提出把学校办成改造乡村的中心的主张并付之实践。黄质夫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开拓者，对创立和丰富乡村教育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是一位实干家，没有时间专门从事著述。黄质夫提出“教、学、做”合一教学思想的一系列办学主张都体现在他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之中，经过各所乡师的实践，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更多地体现了“知行合一”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和创新。

乡师培养目标

早在20年代创办栖霞乡师时，他提出乡村师范的培养目标是：

1、不仅是坐而言的人，还要是起而行的人。

2、对于各种基本知识应有充分的修养。

3、体格健全，能耐劳苦；品格高尚，堪做乡民的表率。

4、有各种应用常识，且明白教育原理及近代社会的趋势。

5、对于本身的职业，有浓厚的兴趣，肯认定他的职业是终身的职业。

6、长社交，能得各方面的助力。

7、了解乡村社会情形，熟知农民习性，安于乡村生活，视改造乡村为最有乐趣的事业。

黄质夫建立的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系统的教育方略和富于实践意义的教学模式，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倡导、示范作用。这位具有深刻系统的教育思想的乡教先驱，曾因诸多原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教育思想也未能受到特别的重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大缺失。黄质夫教育思想所闪耀的现实光芒之重大、所折射的应用价值之广泛，于今尚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倡导实践，教育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出一流的实用型人才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忧国忧民、治国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华民族的建设者。黄质夫在他的教育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在创办乡师时，将实践放在第一位。早在1924年创办界首师范时，就极具远见地提出了师范是“乡村文化的中心”，竭尽全力开辟实验场所，借助于桑园菜地、鱼池藕塘来引导师生有意识的把教、学、做统一起来。之后，在栖霞乡师期间，明确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念，将生产劳动、教育教学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并完善了他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直到创办贵州师范学校，其思想彻底成熟，且在教育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耕读一堂，树乡村文化新风”的理想得以初步实现——贵州师范是当时教育界的成功典范。

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教育观，不仅一改教育限于课堂、限于校内的狭隘之风，更强化了教育作用于社会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黄质夫曾说：“中国几千年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士大夫阶层不从事生产劳动，读书人只会吃，不会做。”这种痼疾对教育的影响颇大，直到今天许多教师仍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他的身体力行、垂范于众的精神，实践着著名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论。

黄质夫的这一主张，对现今教育界的不良倾向的扭转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比如重理论轻实践、重讲授轻动手、重试题轻生活等等。如果能将这些统一起来，教学活动便会是生动活泼、生机勃勃的景象了。

二、师生互动，教育要在教师、学生、课堂内外、校园内外形成良好的和谐协调氛围

学校教育是全方位、多途径、立体式的教育网络。黄质夫对教学法的归总，并不拘囿于科目与课程的，它超越了课堂（教室）、学校的范畴，而面向广阔的社会，面向客观实际的需求。把激发学生兴趣作为教学的切入点，使学生自主完成学业，并且能够与实践紧密结合，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种大教育观和学生、教师、学校、社会和谐发展的教学理念，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只读圣贤书的固陋现象，开创了教育与生活社会紧密联系的新风。也正是这样的教学理念，方可塑造出教育者的大家风范，才能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全能品格。因此，之后的任中敏、鲍勤士、汪静之等成为中国著名学者诗人，培养出向零、张民、梅宗乔等大批有成就的学生。

三、率先垂范，教育者要有过硬的本领，是德、才、识、艺全新的典范

从事教育工作者，不仅能传授知识、技能，也不仅能传播先进文化，还要在德、能、勤、识诸方面起到表率作用。中国民众极其推崇身教胜于言教的古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教育者对施教者的期望，更说明了教育者自身全方面素质要求的巨大影响力。

黄质夫教育思想中的率先垂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最广泛的影响力。他不仅竭力提倡施教者躬身实践，做学生的楷模，更能身体力行，处处为人师表。作为校长，他永葆劳动人民本色，不脱离生产劳动、不离开学生，与广大师生一道参加校园建设，与一线教师一起担任教学任务，竭尽全力实践他的教育主张。黄质夫如是热爱乡教事业，如此钟情于开创教育新局面的精神，当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终其一生学习的榜样。他的艰苦创业、模范遵守教育者高尚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广大师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四、终身学习，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全面素质，就得确立终身学习的远大志向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指导引导学生的领袖，因此，教师一定要有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积极主动地接受最新的信息，及时更新知识，借鉴最新教育教学成果，做到常教常新。黄质夫在创办学校时，强化幸免本课程建设，编拟民族教育课本，试用民族语言教学，做到了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课程改革。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教师终身学习的灼见，具有深远的意义。

黄质夫教育实践观中有一重要内容，即：“做不完、学不厌、教不倦。”这简单的九个字概括了教学原则、教学方略，更重要的是隐含教师在从教过程中的不可固守、不得自满，要在教学中不断学习，孜孜以求，完美自我。创办乡师，目的是要培养出“教师、导师、领袖”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教师担当着改造乡村、建设理想新村的重任。就必须确立终身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志趣。

五、目标超前，绘织教育宏伟蓝图，以期改革社会，负荷民族大计

黄质夫的教育观远大，目标明确且极具超前意识。中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教育的重心是在农村，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升民族精神，乡村教育是最径直的途径。借助乡村教育体系，使每一所乡村师范成为乡村文化的中心。对广大师生而言，他们“必须具有科学的头脑”，能联系实际，关心国家，明耻教战。因此，乡教师生具有高尚的爱国思想，具有坚定的人生信条，富有民族意识和尚公精神。缘于此，黄质夫教育思想更具魄力也更具精神魅力。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文武兼备、德养兼一的高标准，实质上是教育的根本。对教育发展史而言，无疑是重大的贡献，对于当今科教兴国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六、构建体系，与实际相结合的因地制宜的教课 培养人才的复杂工程

教育事业是关乎国家民族民命之大事，是对“人”的工作，其特点决定了教育一定是时、地、人紧密结合的，没有严密而细致的教育体系，就难以保证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黄质夫的教育思想中这种观念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的。

黄质夫亲手创办的乡村师范，均有系统的教育纲领、完整的教学体系、完善的教育机制。对于中国乡村教育来说，黄质夫的贡献不仅限于他办教兴教的具体学校的成功，更主要的还是创立了有章可循、有方可依的乡村教育体系。诸如课程概要、招生简章、训育概扩展计划等，均具有完善的体系，甚至像劳动生产训练这样的具体内容也都能针对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细则和实施办法，这种求实精神和细微谋划，均能见出他寄托于乡教事业的宏观理念。也正是有此得以遵循的教育体系，他创办的界首乡师、栖霞乡师、贵州师范等均成为当时教育界名校的典范。

黄质夫的教育体系、实用且具有影响力，还只能是部分，正如黄质夫所言，乡教事业任重而道远，“不是一蹴即成，也不是少数人定一个计划，做了两篇文章，就可成功的。”因此，教育体系也超出了校园，融入了社会性，所办的是“大教育”，并且寄希望于全国有志之士能甘于此业，共同振兴乡村教育事业，广纳贤才，壮大队伍，正如《中华乡村教育社筹备处征求社员启事》中所言：“以期集中全国人才，整齐步伐，共谋乡运之开展。”

突破地域局限，但又各具地方特色，兴办大教育，却又各有校本精神，这正是黄质夫教育思想颇有远见的内核。

综上所述，黄质夫教育理论是他从事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的系统总结，是开创了中国乡村教育先河的经验集萃。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对于廓清教育界迷雾、改变现在教育中的某些谬误、指导教育发展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应用价值。

乡村教育

20世纪20年代，仪征十二圩一位贫苦农民的子弟，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在办学中，他勇于开拓，坚持实干，倡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为培养师资，开发乡村奋斗不已，做出了辉煌的业绩：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乡村师范学校之一的界首师范，随后又创办著名的栖霞师范和位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山区的贵州师范。他的学校社会化、社会学校化的教学实践，使栖霞乡师在当时取得众所瞩目的办学成果，一些知名人士指出栖霞乡师是“乡村改造的先锋”、“乡村改造的开拓者”，栖霞乡师和后来的贵州师范的实践为乡村教育事业开辟了新境界，谱写了现代教育史的新乐章。他，就是黄质夫。

黄质夫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处处以身作则，赤脚下地干活，性格刚强耿直，办事雷厉风行。他求学时选择了师范专业农学系，大学毕业择业时选择了乡村师范，在乡村师范学校中又选择了边疆师范，又把位于省城郊区的边疆师范迁往边远山区（距省城400多公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仅深入了边疆，而且创造了乡村教育的新理。但黄质夫的名字在中国出版的教育学辞典中却找不到。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学家，视成名成家、升官发财为粪土，甘心到最艰苦的地区教育农民子弟，在贵州大力开发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虽常处逆境，始终不改初衷，诚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20世纪20年代去除茅塞开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民间先知先行者中，黄质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乡村师范教育的先驱黄质夫先生，当年与陶行知先生一样，是闪耀在乡师教育领域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