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江防之战是指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中国领土的第一次战役。山县有朋指挥的3万日军打败了清军宋庆和依克唐阿两位提督指挥的3万清军，突破了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清军自平壤突围后，溃奔而北，并集安州。安州南离平壤180里，北倚清川江，南则群山环绕，为平壤以北第一巨镇。此处为日军北犯必经之路，而且城垣高大，足资扼守。过安州西北行160里，至定州，亦称险要。是时，清军尚有万余人，重整军伍，后援部队续至，仍可一战。时人指出：“苟我将领简料军实，为死守计，倭人岂得长驱渡江躏我边圉？”先是聂士成由牙山北撤平壤后，“出望大军漫无布置，隐切杞忧”，便向叶志超等“力陈各军宜择要分扎防敌抄袭，悉驻平壤城中非策”，竟被叶派回天津募兵。因奉廷旨；“前敌得力之员，著勿庸回津招募。”聂士成奉旨后，因平壤事急，飞驰回助战守。及赶至安州，知平壤已失，左宝贵阵亡。适叶志超等亦逃到安州。聂士成建议：“即请出令收散队，扼守安州，深沟固垒以待。”但是，叶志超拒不采纳。他连经两战而丧胆，安州、定州皆弃不守，继续北撤。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狂奔500里，直抵义州。

此时，清政府先前所派增援平壤后路的铭军十营，仍滞留于鸭绿江北。清政府一面电催铭军总统刘盛休速至义州，一面于9月18日以“义州空虚可虑，沈阳边防尤关紧要”，电谕四川提督宋庆先统带所部驰赴义州，然后“募足30营以备攻剿”。19日，又电饬刘盛休带铭军进驻义州，改令宋庆带毅军前赴九连城驻守，并饬候补道张锡銮所募猎户炮手两营随同防堵。同一天，刘盛休致电李鸿章：“查九连城在鸭绿江西岸，实为奉省门户，现只有两旗营，不甚得力。”又称：“九连城为义州紧要后路，必得重兵划江防守。”刘盛休的电报为李鸿章的防御计划定了基调。20日，李鸿章便提出，“九连城防军太单，铭军即去义州，未必能当倭人数万之众，若令在鸭绿西岸布防，于大局有益。昨奉旨催宋庆赴九连城，因海路运兵不行，必须遵陆前往，尚须时日，且仅2400人，力量亦薄。自不若暂留铭军，扼江固守为稳。”他提出让刘盛休留守九连城的建议的背后，还隐藏一个目的，就是不放宋庆离开旅顺。果然，当天他即建议：“饬刘盛休驻九连城一带，与派出旗营连络，严防鸭绿江窜越之路，留宋庆仍住旅顺。”光绪否定了李鸿章的建议，一面降旨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带所部各营往扎九连城，“与铭军固守沿江一带”；一面饬刘盛休“仍先驻义州，与叶志超通筹战守”。李鸿章折奏“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防御方针，实则主张不守义州，竟得到朝廷的批准。21日，电谕李鸿章：“义州屏蔽奉边，仅隔一江，又为前敌各军转运之所；该处兵亦无多，倭人惯用抄截后路之术，势亦可危。叶志超等军日内有无战事？若以大队回顾义州，背水扼扎，能否足遏寇氛？倘量度贼势过众，不能操退敌之胜算，与其株守孤城，不若全军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合力严防。先立于不败之地，一俟各路征调之军到齐，再图进剿。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　这表明光绪终于放弃了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而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并授以统筹进止之权。

同一天，光绪为了加强鸭绿江防线，一面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所部3,000人驰赴九连城防御，并派员赶紧开招新营，陆续进发，一面谕东北练兵大臣定安饬令张锡銮带领两营前往鸭绿江扼守，并再行添募五营赶赴前线，以协同防御。同时，还特谕定安及盛京将军裕禄，对边防事宜责无旁贷，不能置身事外：“即就现有各营速筹布置，如果兵力不敷，并著酌量添调，严密扼守，以固岩疆。”9月22日，李鸿章接叶志超自义州来电：“现在各军退回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尽净；整顿养息非月余不可。若勉令其扎守义州，不特势有所不能，亦且必致误事。”叶志超打电报时尚不知朝廷已有“全军渡回江西”之旨。于是，李鸿章当即电饬叶志超等“分起过江，择地驻扎，整顿休养，再图合力进展。”并将此事电告总理衙门。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对其部署表示同意：“倭现以全力专注义州，昨经降旨令叶志超等量度贼势，渡回江西，于九连城一带严防。又迭催宋庆、依克唐阿赶赴九连城，合力防剿。本日据奏情形，义州势难停顿，即著饬叶志超等军分起过江，择要驻扎，与刘盛休、吕本元、聂士成等，及奉省所派张锡銮、耿凤鸣各营，协力同心，分扼上下游各要隘，勿令一人偷渡。如遇敌人猛扑，各营不分畛域，奋勇齐击。并著预悬赏格，遇有斩级夺械者，即分别优赏。不得稍有退缩，致于军法。义州所存粮饷、军火，著星速运回九连城。一俟我军士卒饷械全数过江，即将所有江内船只一律撤归西岸,分兵驻守，以防抢渡。是为至要！”　清廷希望叶志超等退回江西后，能够组成一道牢固的鸭绿江防线，以阻止日军的进攻。所以，当李鸿章以平壤之败自请严议和对叶志超等分别惩处时，朝廷对叶等犹以“众寡不敌”谅之，对李也一并宽免，只是告诫他“务当妥筹调度，饬令务军合力防剿，勿得再有疏懈，致于咎戾’。

从1894年9月23日开始，鸭绿江南岸的清军陆续分批由义州过江。叶志超命盛军吕本元马队5营、步队两营及靖边步队1营，仍在宣川、铁山一带监视敌军，又命刘盛休的铭字左军3营布防于义州城东的弘壮洞至南山洞一带高地，担任掩护。是日，丰升阿部和马玉昆部过江。因盛军及芦榆、北塘各军粮械运送不及，故迟至25日才分批过江。至26日，清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国境。各军过江后，都到达原先议定的防区驻守：芦榆及北塘各营，由聂土成、江自康统领，驻安东县与九连城之间的老龙头、土城子一带；毅军，由马玉昆统领，驻大沙河右岸至元宝山附近；盛军，由卫汝贵统领，驻安东县附近；奉军及盛军练军，由聂桂林、丰升阿统领，与刘盛休的铭军同驻九连城附近。此时，宋庆已被授任帮办北洋军务，叶志超知自己将被免职，且亦无抵抗的决心和信心，并不积极筹备战守，只在九连城等待宋庆的到来。　先是四川提督宋庆奉旨赴九连城后，即命分统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于9月26日、27两日由旅顺分批出发，经金州、貔子窝及大孤山开向凤凰城。宋庆则于29日率亲兵发自旅顺。30日，即宋庆出发的第2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宋提督谢帮办折已缮发在途。叶提督奉恩旨后，平壤战事方殷，未遑奏谢：今既溃退，又有宋帮办前去，原奉总统之命，似应奏请撤销。”　10月1日，朝命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往东边各营，均归宋庆节制。2日，又有谕旨撤销叶志超总统之职，“以一事权”。10月8日，宋庆抵凤凰城。然后，又率同宋得胜四营赴九连城，于11日到达九连城。与此同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奉速至九连城筹防之旨，于13日率靖边军马步13营抵达。于是，宋庆和依克唐阿成为守卫鸭绿江防线的两位最高将领。

当日军向平壤发动进攻时，日本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业已离开汉城北上，在途中获悉占领平壤的消息，遂继续北进，于9月25日抵达平壤。10月2日，第1军第3师团长桂太郎陆军中将也率部进入平壤。至是，日本第1军已全部到达平壤。总兵力为3万。先是日军攻占平壤后，即以立见尚文少将的第10旅团为先锋队，9月24日由平壤出发，于10月17日到义州。大迫尚敏少将的第5旅团，也于10月4日自平壤开拔。10月5日，山县大将率第一军司令部，与野津道贯中将、桂太郎中将及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共发平壤。同一天，大岛义昌少将的第九旅团随后出发，为全军后卫。平壤距义州约2百公里。先前清军由北路进入朝鲜时，因需运送大炮及辅重等，曾沿途“修筑道路，削平险坡，开拓小路，遇水搭桥，完成了惊人的土木工程”，如今却方便了日军。但是，因气候恶劣，驮牛死亡甚多，辅重运输极为困难。物资运不走，粮草供不上，军行十分迟缓。日军天天四处搜捕逃避的朝鲜百姓充当民夫，并强征马牛，“才得以应付急需”。这样，直到10月22日，日本第1军才全部到达义州。至此，日本第1军主力已在义州集结完毕。　此时，山县有朋驻义州城中坐镇。步兵第10旅团扎城内，第3师团司令部与第5旅团扎城南所串馆附近，第5师团司令部与第9旅团扎铁山和宣川口，第6旅团扎顺安和肃川附近；骑兵第5大队在义州城内，第3大队在城南所串馆；预备炮兵在定州占领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山县下令严禁日军先锋旅团挑战，收起军旗，减少炊烟，尽量隐蔽兵力，充分养精蓄锐，并加强侦察活动，以选择最有利的进攻地点。

义州为朝鲜北境的重镇，以石为城，呈角形，西北临鸭绿江，与中国盛京省的九连城隔江相望，东南则有南山岘丘陵环绕。城凡二门：临江曰静波门，有舟渡至九连城，东北曰镇北门，可通水口镇。城东北角小山最高处建有亭阁，名曰统军亭。登亭遥望，鸭绿江两岸地势形胜，一览无余。山县有朋抵义州的当天，便登上统军亭，以观察对岸的山川形势。自“征韩论”起，在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中间有一句流行一时的口头掸，就是“饮马于鸭绿江”。从历史上看，日本军队只有在“文禄之役”（1592年）时曾占据过平壤，再从未到过朝鲜北部，更不用说进入中国国境了。丰臣秀吉当1592年日本军队进占平壤时，一度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进而谋划要在第2年打进中国，并攻占北京，迁日本国都于此，将其周围十县“贡圣上（天皇）御用”。丰臣的狂想虽然幻灭了，但山县有朋却想实现丰臣的未竟之志。山县并不满足于“饮马于鸭绿江”，他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大韬略”，即计划先略取奉天，然后进行直隶作战，并攻占北京。他在统军亭上想象着渡鸭绿江作战的情景，并挥毫书七绝一首以言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山县有朋从统军亭上俯瞰，鸭绿江横于眼前。

鸭绿江在此分为3支江流：第1江从义州城下流过，河宽60公尺，水深1公尺左右，可以徒涉；第2江又称中江，河宽150公尺，水深达3公尺；第3江的河宽和水深同于第1江，亦可徒涉。过第3江，即是瑷河右岸，有一道长堤，并筑有堡垒，旗帜招展，标明为清军阵地所在。再抬眼遥望，正前方是九连城、夹河，其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千里沃野；东面的安平河口，以及西面的安东县和五道沟，也都尽收眼底。旌旗如林，随秋风而飘扬，幕营和炮垒点缀其间，皆历历可数。

山县抵义州后，已听取了先锋旅团的汇报：“敌军以九连城为总根据地，伸其左翼于虎山及长甸城，张其右翼至安东县，在鸭绿江沿岸有炮寨垒营数十，几百面军旗随风飞翻，看来总数不下两万人。”山县通过实地观察，证实了侦察报告的可靠性。他认为，虎山是江北的天险，欲进攻九连城，必先拔取其左翼之虎山，以为立足之地。但拔取虎山似非易事，因而制定了先攻安平河口的计划。当天夜间，山县即命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担任此项任务：先迂回至水口镇，“徒涉鸭绿江，出梨（栗）子园，冲清军左背”。佐藤接到命令后，当即率7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分队，并携大炮两门，绕道义州城南的所串馆，然后转向水口镇进发。从水口镇附近至安平河口一段江面，是极好的涉渡处所。日军之所以选择这里为涉渡地点，正是反复侦察的结果：安平河口与水口镇“略相对峙，江水至此颇散漫，水渐浅，流渐缓，处处便于徒步。从此地至上游，两岸多悬崖峭壁，碧流如箭，湍声如雷，不能通舟筏，自义州至海，其间两岸地土淤泥，萱葭郁茂，难以行军。”对于安平河口这样重要的地点，清军本应派重兵把守。实则不然，驻守部队为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250人和骑兵1哨50骑；另筑炮垒两座，各设有大炮1门，兵力相当单薄。

清军之所以部署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太了解敌情。在此期间，清军曾多次派人侦探敌军的行动，一些朝鲜群众也往往自动过江偷送情报。但是，由于日军故意制造假象，尽管报告纷至沓来，而情况歧出，使人扑朔迷离，莫知底蕴。先是在10月上旬，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探知日军有从安平河口和长甸河口渡江的可能，报告李鸿章说：“贼已到义州。上游忙牛哨（水口镇附近）离义州30里，人马均能过江；长甸口离九连城90里，亦有渡船，均无兵防守。”当时，宋庆和依克唐阿皆未到防，清廷因命驻九连城“各军会商，酌派马队为游击之师，于江岸上下游严密梭巡，遇有贼踪，半渡击之”。清廷又担心日军从别处渡江，故又于次日补发一道电谕：“鸭绿江地段绵长，必须择应行设防之处，或筑土炮台，或建地营，或设水雷，一切防具妥慎筹办。”这表明了：清廷鉴于鸭绿江防线太长，防不胜防，也不知在何处重点设防为好。盛京将军裕禄则主张重点防守长甸河口一带，先派倭恒额前往防守，“加意梭巡，遇有敌船来渡，即行迎击。”而倭恒额派队巡至蒲石河口，又发现日军“在附近义州江边，或10余人，或七八人，往来察看。并有朝鲜土人为之指划，踪迹诡密。”宋庆到防后，听取探报：“时有倭人窥至九连城上游之蒲石河、长甸河口，与朝鲜至江堡只隔一江，水又甚浅，倭人10数成群，往来窥伺。”认为“蒲石河、长甸河等皆通兴京之腹，又有路通沈阳”，最需严防，而只有倭恒额马步四起，奉军3哨防守，兵力太单。因此，他电请定安、裕禄奏饬依克唐阿移防该处。可见，宋庆初到前敌，也未发现重点防守安平河口的必要性。周馥也得到情报：“近探倭贼大队循江北行，约在长甸河、小蒲石河等处，似系扎筏西渡之意。”适在此时，安东知县荣禧致书宋庆说：“倭人多诡计，先围长甸以牵制我，然后自羊心堡出奇偷涉娘娘城（安东县下游）。”可见，清军始终没有探准日军选择何处为进攻鸭绿江防线的突破口。

10月24日上午11时半，佐藤支队到达水口镇东面的杜武谷，开始向安平河口涉渡。佐藤正令炮兵小队列炮于徒涉点南面的高地，步兵一小队占领通往徒涉点道路两侧的高地，以为掩护。然后，又命一个中队擎枪探水徐渡，大队随后继进。当日军将达江心洲姜甸时，防守河口的齐字练军春字营举枪遥击。此时，南岸高地的日军炮兵小队开始炮击。安平河口的清军炮垒发炮回击，东面鼓楼子的清军炮垒也发炮支援。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炮战。日军在硝烟弥漫中向北岸猛进。当进至距岸约6百公尺时，齐字练军已弃炮而逃，倭恒额退至扛石磊子。此时，宋庆得探马来报，知日军已攻占安平河口。他断定日军“冀由上游分股牵制，并图扰后”，便派吕本元之马队200余骑往援。清军骑队向日军先渡之部队猛攻，试图将其击退。但是，佐藤支队后渡各部又陆续到达，力量大为增加，马队终不能支。午后1时半，日军终于占领了安平河口的清军两座炮垒。　日军从安平河口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佐藤正派骑兵将战报送至统军亭。山县有朋立即打电报向大本营报告：“佐藤大佐率领之步兵队，于24日午前自水口镇渡鸭绿江，攻击中国步兵约100名（后电改为300人），骑兵500余名（后电改为60人）及拥有2门火炮的炮垒，于午后1时半占领。现正向瑷河左岸之梨（栗）子园一带前进。敌人是春字军，伤亡20名。我军缴获野炮两门、步枪10余支。”是日午后3时许，佐藤支队行至安平河口西南的一处高地，不敢孤军深入，遂在此处露营，以等待西线日军的进攻。

架设浮桥的任务，由马场正雄少佐的工兵第5大队承担，他们先抢夺了11艘民船，但船板破烂，不能成为桥粱材料。于是，马场命工兵造扁底船18艘，并蓖集木材，以造桥柱和桥桁。他们还利用深夜探测虎山前第3江水深浅，以便部队进攻时涉渡。24日夜10时，日本工兵先开始架义州城下第1江的浮桥。随后，又在富田春壁的步兵大队的掩护下，开始架设第2江的浮桥。要完成第2江架桥任务，须先携绳游过1百50公尺的江面。一等兵三原国太郎水性甚佳，“自告奋勇担当此项任务。”“时方10月下旬，朔风凛冽，寒暑表下35度（摄氏1度半），水面见薄冰。” 三原下水后，未达彼岸即冻僵而死。一等军曹三宅兵吉带另一工兵随即下水，将系绳任务完成。天明前，第2江的浮桥终于架好。

10月25日凌晨3时半，日军不等浮桥架成，即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4时，山县有明偕参谋官登上统军亭，观察形势。按山县原来的命令：“架桥队须于25日晨四时以前在义州府西北之适当地点架设长达1百50米的军桥；第3师团应于4时30分渡江，向虎山前进。”但是，由于架桥工作不太顺利，推迟了大约1个半小时，始将浮桥架好。桂太郎乃率第3师团首先渡江，自率师团主力列阵于虎山清军阵地正面，另命大迫尚敏率第五旅团占领虎山东面的高地。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先占领了中江台之税关局，然后也渡江至虎山西面。这样，虎山便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虎山位于瑷河与鸭绿江交会处，西隔瑷河与九连城相望，南隔鸭绿江与统军亭相对。山拔地百余公尺，“虽不甚高，然险绝峻绝，殆不可攀登，远望之如孤立者”。山形似乳虎蹲伏，故名虎山或虎儿山，音拗而成“虎耳山”。守此山者为以勇敢著称的总兵马金叙。先是10月22日，宋庆接到探报：“倭寇催运粮械甚急，又运大炮20余尊到义。踞义城之贼仍约万众，其设防各要隘又约七八千人；聚集长木板，用西法以铁丝贯联，成桥甚易。”推断敌人正在做偷越的准备。23日早晨，宋庆带同聂土成、宋得胜、马金叙三将亲往虎山查看。他认为：“虎耳山界于江、河之间，势极崇隆，实占形胜。昨派各军凭爱（瑷）河为守，固可迎头痛击，惟虑敌兵扑渡，一面别渡抱山，占我形势。”若先据此山，凭高临下，便可夺贼气而利守御。”因此，传集各将，谓：“能膺此险要者受上赏。”马金叙明知此任艰巨，但抱定与虎山共存亡的决心，自愿守御此山，遂“选奋勇五六百人登山为垒”。是日中午，宋庆重新部署兵力，除已命马金叙驻守虎山外，又令聂士成选精锐驻扎山边；宋得胜继其后，为游兵策应；刘盛休在瑷河西岸挑挖地沟，埋设旱雷，以防敌人从江对岸架桥偷渡。为了便于往来，还设法在瑷河上搭造浮桥，以接应虎山驻军。他本人则居中调度，何路吃紧，即率同马玉昆一军应援。宋庆自称：“布置既密，军心遂壮，各有思奋之心。”这样，清军在鸭绿江防线的兵力便分为3路：“马金叙4营守虎耳山为前锋，聂士成4营守栗子园为接应，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驻九连城，分守江岸，是为中路，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宽甸、安平河口、长甸各隘，为东路；丰升阿、聂桂林等分守安东县、大东沟、大孤山，为西路。”对此，日人评论说：“清军所实施之防御法，亦以为虎山附近第1线（日军）强大而确实占领其东北方高地，且严密警戒搜索前方，则料日军攻击虎山终归失败。又虽已经过虎山战斗，然由九连城及苇子沟出击之部队热心果敢实施攻击，或亦可期胜算。又在安平河口、蒲石河口之齐字练军1千5百人，对佐藤支队在水口镇附近之渡河极力抵抗，亦能使该支队不能西进。但镇边军5,500人（包括齐字练军）被配置于东阳河口、长甸河口间远隔地，毫不能参与此战斗。实为兵力分散结果，能夺胜算之大部。”不仅如此，除东路依克唐阿军5,500人外，西路的丰升阿军和聂桂林军共5,500人，也都远隔而不能参加战斗。至于刘盛休军4,200人，则主要负责防守九连城河边一带。实际上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足9,000人。其中，江自康军2,500人，系新募之兵，尚未经过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正由于此，“故此战斗之败北，非于战时定之，可谓胚胎于取此配备时矣。”

本来，宋庆见日军已占领安平河口，知大战在即，召集诸将于25五日至其驻地大楼房会议战守。24晚，马金叙探悉“东路已溃，日人过江，知翌日必有战事，遂复命不与会”。25日黎明，他亲率部众守御虎山后要隘，并对属下说：“今日之战关系甚大，虎山存亡悉赖尔等，须戮力同心，以御敌人。”士卒皆大呼：“愿效死保守此山！”此日，正是“晓雾浮江”，使清军未能及时发现日军的架桥和渡江活动。及至日军先头部队通过浮桥登上沙滩后，清军始发炮防战。时为午前6时15分此时，日军第3师团主力业已渡江完毕，遂用12公分加农炮向虎山守军猛攻。马金叙虽仅率五六百人独守虎山，但“顽强抵抗，毫无退却之色”。尽管日军“攻甚锐”，他仍指挥部下将土英勇还击，在“接应未到之先，独自力战，快炮放至1百80余出”。“日军迭次奋勇猛扑，皆为我退。”江南岸的日本炮队见久攻不下，便发炮助战。据日方记载称：“清将马金叙据高拼死力战。时黑田久孝少将部下炮队在江左岸，以榴霰弹注射清军垒，以援桂（太郎）中将兵势。清兵亦善战，隔江望之，晨雾漠漠与硝烟相混，但闻其中轰轰殷殷之响。”注激战中，马金叙“受枪子十余处”，“其弟督队阵亡”，依然“抚创拒守，战益力”，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三次冲锋。　交战不久，日军右翼队在大迫尚敏指挥下，也全部通过浮桥，并抢占了虎山东面的高地，从侧面向清军俯射。此时，驻守虎山边的聂士成军背腹受敌，一面与马金叙相与联络，一面奋勇抗敌。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右翼队“自虎山东方高岗中腹进，冲突清军；清军据侧面高丘，亦为大迫（尚敏）兵所炮击。”于是，聂士成军陷于异常困难之境地。宋庆见马、聂“兵单难支，势甚岌岌”，便派宋得胜和马玉昆率毅军步骑3千余人来援，“皆踹过爱（瑷）河两道，拚命迎战，勇丁亦皆鼓舞奋发，枪弹如雨”。此时，铭军“炮兵在九连城凸角部者，率野炮四门亦至，急击日兵，左翼日兵色动”，士气为之低落。宋得胜趁势“率队力夺3座山（丘），贼尸盈野，马玉昆由南面夹击，互施枪炮。”日军阵地开始动摇，攻势顿挫。

桂太郎见难进一步，士气开始衰落，便派飞骑向军司令部告急，“请别出一部队兵”。山县有朋即命立见尚文率第10旅团赴援。此时，立见正在中江台，已占领税关局，“因顾北方，敌旗翩翩于空中，如渐逼日军者，乃急驰马至架桥点会桂（太郎）中将”。于是，立见“以步兵第12联队为先锋，自率混成旅团兵赴之。友安（治延，步兵第12联队长）中佐在虎山，富冈（三造，步兵第22联队长）中佐在中江台，左右相应，轰击清军各翼。少将冒炮弹雨射间进逼清军。”并“从虎山之左侧迂回，出敌背后，猛冲敌军侧面”。原来命令佐藤支队适时插到虎山背后，“无奈鸟道樵径，一山连着一山，道路艰难，未能如期完成行军任务”。至此，日军的进攻部队已全部渡江。特别是立见旅团以生力军出现，使日军士气大振。　宋庆急调刘盛休的铭军赴援，然“铭军仅凭垒施炮，几番令其接应，仅至爱（瑷）河岸，未过河”而止。马玉昆等虽无后援，仍坚持战斗。对此，宋庆曾记述道：“至浮桥倭已毕渡，以大炮数十尊排列桥左，背水殊死斗，炮弹轰驰，声震数十里。我军伤亡鳞叠，犹相持不少后。”但是，敌我众寡悬殊，且被敌军分割，各自为战，难以久持。“当是时，铭军溃西南，盛军败而北，毅军之营哨官伤者16。”而“能战之哨，除伤亡所存无几”。宋庆见状，只好令宋得胜、马玉昆撤至瑷河以西。聂士成所部仅700人，兵力单薄，又被日军反复纵兵环攻，力不能支，亦退渡瑷河西岸。此时，只有马金叙仍在坚持战斗。他誓与虎山共存亡，“督战益力”。有部属劝之曰：“公虽勇敢，其与寡不敌众何?与其同归于尽，不如留此身以图恢复。且援兵不至，非公之罪也。”马金叙遂率残部突围而出，渡瑷河西走。时为上午10时30分。在这次战斗中，清军战死者495人，其中仅毅军即有333人，约占总阵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记名提督谭清远（芦榆防军）和14名清军士兵被俘。日军死伤149人，其中死34人，伤115人。可见战斗之激烈程度了。

日营距九连城甚近，按军中规定，夜间不许点火。然日军人马“皆涉水中，不耐浸湿，故解其禁。诸队设燎火，以焙其湿气。于是，鸭绿江畔宛然如白昼。清军见之，俄乱发巨炮。”这样的盲目射击，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本来，这是清军实行夜袭的好机会，也徒然错过了。九连城在瑷河流入鸭绿江的河口之西，城建于小丘上，瑷河流过丘下，老龙头和虎山耸立于城之东西，颇具形势，故清军以为根据地。虎山虽已失守，但从虎山至九连城须通过瑷河。瑷河自栗子园分为两支水流，一宽百丈，一宽70余丈，“河深及马腹”，“河底石滓水急，甚难渡”。而清军在瑷河西岸也未来得及设防。

10月26日黎明，日军各部皆整队自营地出发。3路日军成扇面形逼近九连城。是时，“浓雾咫尺莫辨”，日军不摸城内情况，便向九连城炮击，但城内毫无反应，“唯见鸟雀惊飞”。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使命步兵第11联队直攀城墙而入，始发现城内已无清军一兵一卒。原来，刘盛休己在夜间带领铭军弃城而遁。午前10时，山县有朋进入九连城，以旧税关局为第一军司令部。野津道贯亦率第五师团驻城内。　当日军进攻虎山之际，山县有朋曾派奥山义章少佐率第21联队第3大队开赴安东县对面沙洲之麻田浦，以牵制清军的兵力。10月25日，奥山从义州出发，抵达麻田浦，当即设警戒，并布置炮兵阵地。是夜，四顾暗黑，咫尺不辨，对岸的盛军似未发觉，只听乱发步枪之声。日军夺取了毅军的粮饷船一艘。26日黎明，奥山下令以野炮两门轰击安东县。安东县原名沙河子，1876年置县，本有盛军6千余人防守，但盛军早在夜间撤走。这样，谈县竟被日军—个大队不战而占领。

日军占领安东县后，设立民政厅，以原驻华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为长官。山县有朋为此发布“告谕”称：“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至尔农商民无辜，毫不加害，却抚恤之如慈母视子。”又谓：“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悯兵力余害，民人涂炭，兹垂非常仁惠，命我所管辖地方吏，令勿纳今年租税。”日本在安东县设民政厅的电讯传到国内后，又激起了一阵战争狂热。舆论界也对此大肆宣传，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

如说：“在日本版图之外设民政厅，是在任那设‘日本府’以来的快事，但那时日本府终未发展到朝鲜以外。今我军已占领鸭绿江右岸一带，并在那里实施日本法律，此乃日本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日本明治天皇睦仁也赐书第一军予以嘉勉，其文有云：“卿等忠勇，能排万难而进击，退敌于朝鲜国境外，遂入敌国，占领要冲地，朕深嘉赏之。时方冱寒，卿等各自爱，期将来成功。”睦仁在嘉勉书中特别提到“期将来成功”，实是暗含继续扩大侵略的点睛之笔。

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还张贴一种《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开宗明义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

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并公然宣称：“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最后，还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这份《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同《山县有朋告谕》一样，都是日谍分子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其中，把日本侵略者装饰成中国人民的拯救者，其入侵中国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并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以尽快地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完全反映了山县有朋当时的策略思想。

日军占领安东县时，聂桂林和丰升阿所率奉军、靖边军及练军盛字营尚驻大东沟西，当即留下两营奉军驻大东沟，余皆北退。10月27日，日军大迫支队来逼，两营奉军亦退走。

至是，3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对于鸭绿江防之败，光绪皇帝以“强弱不敌”，犹予谅之，谕宋庆“以全局为念，择地稳扎，相机雕剿”，“毋得株守一隅，不思变计。”　在鸭绿江防之战中，清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也损失严重。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日军缴获大炮74四门、步枪4,401支、炮弹30,684颗、枪弹4,320,661颗，精米2,590石、杂谷2,000余石，以及马粮和其他杂物无数。

日军进犯鸭绿江防线第1军的总兵力不下3万人。清军虽号称八十余营，但编制严重不足，实际兵力不过2万人左右。如奉军（包括靖边军）名义上虽有13个营的编制，但由于平壤战斗的伤亡大量减员，实际只有3,000人。其他部队也有类似的情形。

纪律废驰。守卫鸭绿江防线的清军，一部分是平壤退来的败兵；一部分是由各地抽调的防军。平壤的失败和左宝贵的牺牲，对清军士气影响很大。所谓“平壤左宝贵阵亡，援奉诸军卒胆慑”，不敢与日军见仗。且由平壤败退的队伍，“带伤及足踵难行者十有八九，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遗失尽净”。虽经养息、补充、整顿，仍未能完全复原。

同时，供应不济，棉衣缺乏。正如宋庆所说：“军旅所需，百无一办”。各军纪律废驰，原来以纪律败坏著称的盛军，由平壤败退后，依然是“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是该军虽有如无，尚须防其骚扰”。由各地调来的“防营平时废驰者大抵皆然，一经战队，官则惊慌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如守安平河口的黑龙江齐字练军就是一触即溃；而守九连城的铭、盛2军竟不战而逃。

总统鸭绿江诸军的宋庆，在接受任命时曾表示：“此行如不能奏攘倭之功，唯一死以报国”。作为一员将领，他有抗敌决心，也称得起勇敢能战。但他“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故诸军毕集，仍散漫无纪律”。实际上，宋庆“虽负节制诸军名，各军实阴不受部勒”。

能够服从宋庆调度指挥的，只有毅军9营，其他各军多不服调遣。如刘盛休铭军虽“素称劲旅，惟承平20年，已非旧日士卒，近悉为刘氏族邻少年子弟，饷糈过厚，踵事增华，既骄且惰，不听约束”。在虎山战斗危急之际，宋庆多次令其出援，竟不理会，宋庆亦毫无办法。至于依克唐阿所部黑龙江镇边军，根本不归宋庆指挥。他负责防守鸭绿江防线左翼，24日与日军稍一接触，即退往宽甸，竟置鸭绿江防于不顾。无怪宋庆哀叹：各军之间，互不统属，“瞻循依违，败不相救”。

在整个鸭绿江防线，宋庆及诸将虽然重视了虎山阵地的防守，但却忽视了九连城上游安平河口的防卫。当时，日军“毕集于义州，作欲渡状。我诸军严防中路九连城江面，而倭人仍潜袭上下游，将以全力萃于中路，为批吭□虚计，我诸将竟不察”。以致24日日军首先由朝鲜水口镇渡江，占领了安平河口，威胁虎山、九连城侧背。

且清军虽曾注意“严防中路九连城江面”，但24日晚日军在江面终夜架桥，清军近在咫尺竟毫末觉察。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清军的腐朽窳败已到了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