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肥后人，日本海军省间谍，中国通。1884年潜赴中国，先后在北京、汉口等地以经营乐善堂药铺为掩护，搜集军事、经济情报。1890年，协助日本著名间谍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以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掩护的特务机构，任学生监督，培养通晓中国内情的间谍人才。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本侵略军翻译。1896年2月，在武汉接办《汉报》，自任社长。《汉报》为日本人在武汉发行的第一家中文报纸。在1898年前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宗方小太郎和维新派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汉报》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富强之道”，围绕着练兵、理财、兴学、重农、惠商、开矿等各个方面发表大量的社论。后筹办《闽报》，参与发起东亚同文会，任该会汉口支部主任。1901年任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1923年病死于上海。其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后汇编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日本间谍，其在甲午战争中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并在暴露行踪后成功脱逃，立功甚伟，为此得到过天皇的破格接见。此人自幼喜读历史，1884年中法战争时来上海学习中文，并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加之刻苦攻读，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协助另一著名间谍荒尾东方斋（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间谍人才，学成学员多达130多名间谍，分散到中国各地，在甲午之战及此后为日本发挥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注：根据我查的有关财政资料，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剃发易装的中国通

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

走南闯北的药店老板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尔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

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甲午战争中立功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落落寡欢，不得不于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两度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甲午战争爆发。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也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于8月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警明令查拿的是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并得以晋见明治天皇，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并充任日军翻译。

在中国鼓吹东亚同盟

战后，重返中国， 1896年2月，在武汉接办《汉报》（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名为《字林西报》，姚文藻接办后改名为《汉报》)，自任社长。《汉报》为日本人在武汉发行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在1898年前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宗方小太郎和维新派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汉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派的主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富强之道”，围绕着练兵、理财、兴学、重农、惠商、开矿等各个方面发表大量的社论。1898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宗方小太郎专程赶往北京，协同日本人平山周进行营救，设计护送梁启超出京外逃。此后筹办《闽报》，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任该会汉口支部主任，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01年任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其在华搜集的情报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后汇编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 “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汉奸有相当的迷惑性。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在其发回日本的大量情报中，有一些相当精深的大势分析，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日本高层了解中国的主要参考。而其对晚清中国全民腐败的透彻认识，至今读来还令我等炎黄子孙汗颜。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所认为的全民腐败，被同时期的另一日本大间谍向野坚一的经历所证实。向野坚一在当年10月被怀疑为日谍而于东北被捕，他坚称自己是福建人，后终于以一小块银子贿赂了押解人，而得以在中途脱逃。（　《向野坚一从军日记》　，1894年10月25日）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宗方小太郎在其当年为侵华日军第一军用中文所撰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中，就将矛头指向满清的腐败，指责满清“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以此号召中国人（汉人）起来，“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本军队反抗满清，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清战争实记》　，日本博文堂1894年出版），俨然是吊民水火的解放者。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报告《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国的“民间志士在言论和新闻中，不断喋喋非难政府之措施，扬言庙堂无人，甚至揭发重臣大吏之旧恶，历数施政之弊窦，丝毫无所顾虑”，这一方面表明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另一方面也表明“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宗方小太郎的中国分析，的确有相当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亦因此成为日本朝中大员们商讨“征清策”的重要谋士，尤其是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对他十分器重。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　，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但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此后，其更是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终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战斗”在中国，但至死也未能看到这个“腐败的大厦”气象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