鸩毒：毒酒，毒害，谋害多所鸩毒。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鸩”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鸩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比较人道的方式。

用毒药致死人命是谋害人或惩罚人的重要手段，而常用的毒杀手段是鸩毒。鸩毒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常用于赐死情况。这种刑法常用与达官贵人或身份尊贵之人，也是满清十大酷刑中比较人道的一种。

鸩是一种毒鸟，相传以鸩毛或鸩粪置酒内有剧毒。泛指饮毒酒所致中毒者。传说鸩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比鹰大，鸣声大而凄厉。 羽毛紫黑色，长长的脖子，赤色的喙。因食各种毒物，所以其羽毛有剧毒，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毒性很大，几乎不可解救。久而久之鸩酒就成了毒酒的统称。雄鸟名叫运日，雌鸟名叫阴谐，江南人还把它叫做同力鸟。

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这种鸟有剧毒。《辨证录·中毒门》：人有饮吞鸩酒，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据传说，鸩鸟专门吃毒蛇，毒蛇的毒性渗透到鸟体的各个器官，不仅肌肉、内脏有毒，连喙和羽毛都有毒。鸩的屎拉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腐烂如泥；鸩的巢下数十步之内寸草不生；鸩鸟饮水的小溪，各种虫类都会被毒死。鸩鸟的毒来自毒蛇，但又可以以毒攻毒，化解毒蛇的毒性。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人如果被毒蛇咬了，就把鸩鸟的角质的喙刮下少许粉末，敷到伤口上，可以立即止毒，很快痊愈。而正常的人误食鸩鸟的肉或内脏，就要送命。如果把鸩鸟的羽毛在酒中浸泡一下，这酒便成为毒酒，就是人们常说的鸩酒，人饮少许这样的酒，就会很快被毒死。

早在春秋时期，鸩毒就已被用作谋害人的手段。公元前656年，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企图谋杀太子申生，她把鸩毒下到酒里，把堇菜（一种毒草）放入肉中，让申生食用，申生还没有沾唇，献公先到了，他用这酒洒在地上祭奠祖先，地面上立即鼓起一个大包。申生发现了骊姬的阴谋，十分害怕，就离宫出走，不久自缢而死。申生虽然不是直接死于鸩毒，但从史籍的记载来看，鸩酒的毒性实在令人畏惧。

从汉代起，用鸩毒杀人的方式更为常见了。公元前195年，刘邦死，惠帝刘盈继位，吕后担心赵王如意成为帝位的威胁，就把他召到长安，用鸩酒毒死。之后，吕后又想害死齐王刘肥。刘肥是刘邦未发迹时讨的一房侧室生的儿子，吕后早把他视为眼中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刘肥入京朝见，惠帝刘盈热情设宴招待这位兄长，吕后突然来到宴会大厅，看见刘肥坐在上座，刘盈用家庭内部的礼节对待他，勃然大怒，就悄悄吩咐从人准备两杯鸩酒，命令刘肥为自己祝寿，饮那杯酒。刘盈不知吕后的用心，也端起另一杯鸩酒为吕后祝寿。吕后急忙夺下刘盈的杯子，把酒倒掉，把酒杯反扣在桌。刘肥感到奇怪，也不敢饮自己端的这杯酒了，他假装酒醉而离席。后来他得知吕后给他的是鸩酒，非常忧虑，担心自己不能离开长安，早晚有一天会死于吕后之手。吕后屡次用鸩毒谋害非亲生儿子，其心性狠毒可见一斑。

汉武帝死后，大将军霍光和卫尉王莽（字稚叔，不是篡汉的王莽）同辅政，武帝有遗诏封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三人，没有王莽，王莽的儿子王忽怀疑遗诏是伪造的，霍光非常生气，严词责备王莽，王莽害怕得罪霍光会遭大祸，就鸩杀王忽。汉朝另一位王莽（字巨君，篡汉后自为皇帝）也惯用鸩毒，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他就产生了篡位的念头，在腊日进献椒酒时把鸩毒下到酒里，毒死平帝，第二年立孺子婴为帝。公孙述占据四川称帝时，听说李业以才德负有声望，想聘用他为博士，李业坚决推辞，不肯从命。公孙述大怒，就派大鸿胪卿尹融带着鸩酒和诏书再去请李业，如果李业愿意奉诏，就封他公侯之位，如果仍然固辞不受，就赐他饮此毒酒。李业从容选择了后者，饮鸩而死。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亲率侍卫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部将杀死，皇太后（魏明帝曹睿皇后郭氏）下诏历数曹髦的罪恶，说曹髦曾经贿赂她左右的人，打算趁她服药的机会下鸩毒毒死她。这位郭太后所说的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从此事可知，鸩毒一直是宫廷中施行阴谋诡计时常用的手段。

鸩毒之所以经常为人采用，是因为鸩毒的毒性大，人服毒后到致死所需时间短，正如东汉霍谞所言“未入肠胃，已绝咽喉”，中毒致死如此迅速，即使有解药也来不及救命。传说服鸩毒而死，七孔流血。死状恐怖。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对老臣周本不放心，就在一次宴会时将杯中酒下了鸩毒，赐给周本，周本非常警觉，心中怀疑，假装醉而不饮，就另外找一只空杯子，把那杯有毒的酒分作两份，以其中的一杯递给烈祖，请求同饮，并且说：“我用这杯酒祝皇上千秋万岁。陛下若不饮，就不是君臣同心同德的意思了。”烈祖面色骤变，十分尴尬，无话可答，也不敢接酒，在座的臣僚们面面相顾，大惊失色，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著名优人申渐高看见僵局，心中明白，就假借跳舞助兴的名义，进入宴会大厅，来到烈祖面前说：“这杯酒让我先饮吧。”说着，就把两半杯酒合在一起干了，把杯子也揣在怀里，匆忙离去。烈祖暗地派亲信带着最好的解毒药去救申渐高，但未能见效，申渐高脑浆迸裂而死。

由于鸩毒害人非常残酷，所以古代有人早就反对使用鸩毒。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驸马共前往巴国，途中看见一个人挑着一担下了鸩毒的酒，问他担这毒酒干什么，那人说是用来鸩杀人的。驸马共请求买下他的毒酒，那人同意出卖，驸马共带的钱不够，就把车和马都给了他，买到这些酒之后全部倒到江里。原来驸马共买它就是为了销毁这些毒品。这个故事，被作为古代宣扬仁慈的例子广为流传。到了晋代，朝廷曾下令禁止鸩毒，并且规定鸩鸟不许过江。石崇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时，曾捕获一只鸩鸟雏，交给后军将军王恺养护，司隶校尉傅诋告发了这件事，朝廷下诏宽宥了石崇，命令把那只鸩鸟雏在街市当众烧死。东晋升平二年（358年），佽飞督王饶向朝廷进献鸩鸟，晋穆帝司马聃大怒，下令把王饶鞭打二百，另派中御史某把那只鸩鸟烧死在京城里的十字路口。但是，需要说明一点，晋代禁绝用鸩毒，并不是禁绝一切毒死人的做法，那时常用的杀毒人的方法是饮金屑酒。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就是被赵王司马伦用金屑酒毒死的。

晋代以后，毒杀人的方法越来越多，更为常见的是使用信石（即砒霜）。由于鸩毒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方法，所以即使使用其他毒品谋害人命，也习惯地称为鸩或鸩杀。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说是鸩杀，其实潘金莲使用的是西门庆生药铺里的砒霜。当然，鸩毒这传统的方法也没有丢弃，直到清代仍有人使用。如明末著名奸臣阮大铖的女儿阮丽珍本来嫁给了杨龙友的儿子杨作霖，入清后她流落到某亲王府中，这位亲王的福晋（太太）非常妒忌，就用鸩酒把他毒死了。

鸩毒杀人无疑是非常残酷的，但让人中毒而不让人死，故意观看人在中毒时痛苦的惨状，更是丧失人性的暴虐行为。明太祖朱元璋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洪武年间，锦衣卫有个名叫王宗的厨师，犯了罪害怕杀头，让家里人向医生王允坚买了一包毒药。朱元璋得知此事，下令逮捕王允坚，让他把自己卖出的这包毒药当场吞下。王允坚手拿毒药，大惊失色，态度犹豫，不敢吞服，武士在旁边催逼，王允坚不得已把毒药吃下去，这时，朱元璋细细问他这毒药是怎么配制的，吃下去之后多长时间会死，如果中毒而死还有什么留恋等问题，王允坚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朱元璋又问他这毒药有没有办法消解，王允坚说，用凉水、生豆汁、熟豆清掺合在一起让服毒者饮下，可以解毒，若用“粪清插凉水”解毒更快。于是，朱元璋叫人取来凉水半碗，粪清少许，在旁边等待。不一会，王允坚出现中毒症状，眼神四顾，烦躁不安，两手不住往身上搔来搔去，朱元璋又喋喋不休地问他中毒后的感觉以及多长时间内可解、过了多长时间就不可解等问题，直到看到王允坚痛苦难耐、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叫人给他灌下解毒的粪清和凉水。王允坚受尽折磨，奄奄一息，侥幸没有死，但是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又下令把王允坚处以斩刑，并枭首示众。（此事疑谣传，未经证实）朱元璋这种凶残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用活人进行灭绝人性的毒品试验，受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这种违背人道主义的做法，朱元璋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实践过了。王允坚的毒药是怎么配制的，其中有没有鸩毒的成分，已难以考证清楚。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化学毒剂（如氰化物等）及其他毒品大量出现，鸩毒已成为历史的概念，鸩鸟这种动物如今似乎也见不到了。

1、关于鸩鸟的特征、习性的记述，见《山海经·中山经》注、《淮南子·缪称训》注、《广雅·释鸟》、《尔雅翼·鸩》等处。回文章

2、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又见陆游《南唐书·杂艺传》。而郑文宝《江表志》又云烈祖以鸩酒毒其弟知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记同《资治通鉴》。诸说不一，待考。回文章

3、《尸子》卷下。清汪继培注《尸子》谓“驸马共”疑为“巫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