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砂义勇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日军动员台湾少数民族前往南洋丛林作战之组织。据说动员台湾少数民族到南洋热带雨林作战之想法，是出自日军和知鹰二参谋的建议。此构想起源于雾社事件中，台湾少数民族表现英勇，以寡击众，大破日本警队。如能征召参加日本战事，应能有所贡献。“高砂义勇队”是一总称，个别梯次的派遣有另行命名者，如“薰空挺身队”等等。

所谓“高砂义勇队”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当年将台湾少数民族当作奴隶，被日本殖民政权强迫牺牲的“战争炮灰”。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高砂”是日文“风景美丽”之意，高砂一语为日本古籍对台湾之称呼。1923年，当时的日本皇太子裕仁（后来的日本天皇）赴台湾巡视，因台湾少数民族居住地风景秀丽，遂以“高砂”称呼台湾少数民族。1936年台湾总督府宣布把台湾少数民族“蕃人”改称“高砂族”。目的在于加强同化，并讨日皇欢心。后来，日军征募大批“高砂”青年入伍，称之为“高砂义勇队”。

1895年，日军侵台占领台湾，51年间，日军共发动了一百六十余次所谓的“剿番战役”。规模最大的几次战役，日军甚至出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进入深山攻击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在日军执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下，被攻击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遭逢近乎灭绝的打击，台湾的少数民族在近百年内遭遇了极为悲惨的外来殖民压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又强征台湾少数民族成立“高砂义勇队”共2万余人远赴南洋作战，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因“高砂义勇队”多被派赴战场的第一线，故死伤极为惨重，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战后生还者仅余1/3人数，且多数成为伤残。

1942年3月23日，台湾“高砂义勇队”从高雄港出发，登陆菲律宾后立即投入战场，歼灭集结在“巴坦”的美军后，参加了柯里基多岛登陆战。“高砂义勇队”冒死强攀悬崖，出其不意潜入美军背后，以投掷手榴弹的方式瓦解美军防御，由于他们表现杰出，是役日军指挥官本间雅晴

日本战败后，“高砂义勇队”战死同胞的灵位被摆进靖国神社，接受“慰灵祭祀”。而对于“高砂义勇队”是否应该同日本本国战犯一起安放在靖国神社台湾的少数民族团体对此有很大的疑义。

台湾少数民族的战力早为日本人注意，1895年长野中尉进进入台湾山地做调查时，就已看出台湾少数民族的山林作战能力。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从现今发现的历史资料来看，日本人征召台湾少数民族当兵，契机可能在“雾社事件”。

1930年，位于雾社的台湾少数民族因为不满日本人为得到中央山脉森林资源，而将土地收归官有林地，禁止台湾少数民族原有生活型态与文化，并对不从者大开杀戒的“理蕃”政策，趁着日本人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时，泰雅人一举杀死了包括日本警察、教师在内的一百多名日本人。后来日本政府动员大批武力，企图以飞机大炮强攻台湾少数民族藏匿的山头，仍久攻不下，后来“以蕃制蕃”，诱使泰雅人另一蕃社的族人代其出征，才攻下了叛乱部族。

雾社事件后，台湾少数民族强劲的山林作战能力，教日本人印象深刻。讨伐部队长官服部兵次郎大佐的相关文书便有“他们（台湾少数民族）的凶暴固然可恨，但若加以驯化善导，或许在紧急时，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份……”。

显然，在雾社事件之后，日本人已将台湾少数民族视为后备重要战力。。

一方面也因为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国内青壮男子已达动员极限，加上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人战线扩大到南洋一带，能吃苦耐劳、精于山林作战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自然成为先被考虑的不二人选。

日本总督府征召高砂队赴南洋，很重要的关键是当时台湾军区的司令官陆军中将本间雅晴。这位向有开明之名的军官，其时正指挥菲律宾攻略战，当本间在菲律宾做困兽斗时，他脑中想起的是“赤足奔跑险山严林，又身具深夜能肉眼视”的高砂族。

早在1941年6 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就正式宣布，将在1942 年开始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1月16日，日本“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 ，正式接受台湾人志愿从军的申请。在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

此后，从1942年 3月到1945年，日军总共八批次征调台湾少数民族参战。1942年3月，第一批“高砂挺身报国队”500人赴菲律宾，5月7日参战，因成功地击退巴丹半岛美军而名声大噪，改称为“高砂义勇队” ；第二批，同年6月，1000人；第三批，同年11月，414人；第四批，1943年6月，200人；第五批，7月，500人；第六批，1944年6月，800人；第七批，1945年5月，800人；第八批，据幸存者说全员未及派上战场，留台复员。

从日本官方文件来看，当时的台湾居民对征召当兵是比较积极的。据载1942年，共有 425 921个台湾人应征1000个左右的志愿兵位置，约等于100个男子中即有14人申请。第二回人数更多，共有601147人应征1000个左右的位置，平均 60人“争夺”一个位置！如此看来，好像“志愿”成了台湾人扈从日本侵略军的唯一理由！

实际上，台湾少数民族参加日本军的原因是多样的，呈现出以下几种类型：

1．为“天皇”效忠和自然型。“志愿者”众多似乎证实了日本对台湾少数民族“皇民化”洗脑教育的成功。事实上，日本为其战争的正当性和诱惑性营造了相当的氛围，战时宣传片《莎韵之钟》就是一部极具蛊惑力的影响，取得的效果也十分突出。在殖民当局的鼓噪之下，一些台湾青年把能够当上“皇军”看成是自己至高无上的光荣，看成是自己的最高荣耀，看成是自己享受的崇高待遇。

2．从众型。花莲县寿丰村一个老妇的亲身经历是：当时她的孩子才生下来十四天，但丈夫就急着要从军。“丈夫说，周围的朋友都去了，我怎么可以不去？丈夫还说，‘不当兵，不像男人’ ” 。在他人当兵的心理的强烈暗示下， “从众”成为一些台湾少数民族不可阻挡的欲望。

3． “当英雄” 、 “做男人”型。日本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心理进行强刺激，一面向台湾少数民族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 ；另一面又向台湾少数民族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在《台湾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名簿、军事贮金》一书中是这么叙写的。显然，这种攻心战略对尚武的台湾少数民族来说，是尊严与耻辱的刺激，这对只凭感情行事者也是一种无可辩驳推卸的刺激，何况是稚真的台湾少数民族呢！

4．追求与日本人“平起平坐”型。

5．“挣钱”型。当时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元（日币） ，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台湾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6．“在劫难逃”型。即雾社事件之后，十五岁以上“起义”的泰雅人男人几乎全被杀光，许多泰雅人后代被强制迁到雾社附近的清流（川中岛） 。清流地区约有三十三位青年参加义勇队，他们曾在幼儿时目睹兄长被日本人飞机大炮镇压的境遇， “是否基于对日本人的恐惧及‘在劫难逃’的心情，干脆逢迎及讨好日警，对日本更为尽忠。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名印尼军官在摩罗泰岛上发现最后一名活的“日本皇军”，后来又经众多生还者或死者后人口述，才拼凑出“高砂义勇队”的悲惨图象。

上述在印尼丛林独居三十一年才被发现的日本兵中村辉夫，其实是“高砂义勇队”成员、台湾山胞李光辉。他被发现时赤身如野人，由于与世隔绝三十一年，过非人生活，所住的竹搭小屋，仍有战时所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等。

李光辉于一九四三年离开花莲老家上战场，当时二十五岁，一九七四年才被发现，尚不知战事已结束。他走出丛林事件，成为战争史上奇迹，震惊世界。李光辉是阿美人，他选择回老家生活。

几位日本记者循李光辉重返现代社会的线索，发掘台湾少数民族战时为日军血溅沙场的秘辛。

高砂义勇队队员部分说法是采志愿方式募集，第一次高砂义勇队出发日期不详，但根据报道可推知是在1942年4月1日台湾正式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前，随后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约派出7次，每次队员在100人到600人之间，总数约在4,000人左右。

媒体报道1942年3月第一批称为“高砂族挺身报国队”的五百人赴菲律宾，因5月7日参战成功击退巴丹半岛美军声名大噪，以后才改称为“高砂义勇队”。第二批6月有1,000人、第三批11月414人、第四批于1943年6月200人、第五批7月500人、第六批6月800人、第七批800人等，皆被送往防堵澳军、美军的最前线新几内亚岛作战。

日军后来将“高砂族”青年重新编入特殊任务部队内，如“齐藤特别义勇队”等。另有1943年10、11月，分批各500百人送往菲律宾吕宋岛战场，其中被取名为“薰空挺身队”者全军覆没，无人生还。

据日本退休士兵回忆，该队人员能于无道路之丛林，穿梭侦察，也可以分辨远处声音，从事伏击。由于队员精于狩猎，对丛林内的动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日军同僚得以在缺粮下补给。该队队员也传授日军在丛林生活的方法。日本兵罹患疟疾，高砂队员能冒险摘椰子取水解热。日军退休人士认为，“高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日军成员也难望其项背。

该队与其他台湾少数民族志愿兵伤亡比例颇高，但战后并未获得任何官方赔偿。直到1974年阿美人日本兵史尼育唔（中村辉夫、李光辉）于印尼被发现后，才引发各界对台籍日本兵与高砂义勇队的关注。据媒体报道，若干日人私人募款补偿部分高砂队遗族两百万元新台币，但其具体涵盖范围还不清楚。

高砂义勇队海外第一战

位于菲律宾马尼拉湾口的柯里基多岛，是一座长5公里、宽约3公里的岩礁岛屿，二战时，世界著名的海军要塞之一。

现今该岛仍然保存着当年的战争遗迹，各种火炮、地下碉堡和隧道，都依然在目。岛上还有一座太平洋战争纪念馆，里面陈列着许多美军与日军的遗物。笔者亲眼见过馆内所陈列的日军证件中，一名叫“苏俊雄”者的台湾兵的照片与名牌。由于他们表现“杰出”，是役日军指挥官本间雅晴中将遂“赐给”台湾少数民族士兵“高砂义勇队”的“尊称”。

柯里基多攻坚战有500名台湾少数民族参加，出身高雄的有100人，其中有5人阵亡。随后以出身花莲、台东的5位台湾少数民族补充之，成立横山先遣队，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参战。

据估计台湾少数民族参与太平洋战争的人数应在八千人以上，生还者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借征兵将台湾少数民族送往战场送死，他们生前从未享有日本人所享有的福址与权利，但在家乡的妻女却遭日人迫为慰安妇。根据《台湾慰安妇报告》，在台湾少数民族表白申诉的慰安妇资料中，一半以上的慰安妇(从十六岁至三十一岁)，她们的父兄或丈夫，居然都是“高砂义勇队”的成员。而这些愿意出面指控日人强征慰安妇的幸存台湾少数民族老妇，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当时应有更多台湾少数民族少女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对台湾少数民族而言，少男的被送往战场九死一生，少女则被迫为慰安妇，这对他们是最大的苦难。

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少数民族，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日本战败后，把战死的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和其他台湾人放到了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里。现在日本一些人仍然在利用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台湾人，从事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活动，并声称“台湾人是爱日本的”、“台湾人愿意做日本人”。其实，这是一个大骗局，日本统治者当年组织的“高砂义勇队”，只不过是将台湾少数民族当作奴隶和炮灰。现在仍然还利用这件事来侮辱台湾的少数民族。

2000年4月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团体带领一些台湾的少数民族人士到靖国神社参拜，引起日本以及台湾舆论的哗然。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也曾经两次赴日，要求将靖国神社里的台湾少数民族祖灵除名。

台湾少数民族代表高金素梅说，招募“高砂义勇队”的行为，毫无个人自主意志可言。更进一步说，“高砂义勇队”根本是被日本殖民政权强迫牺牲的“战争炮灰”。日本将我们先辈的灵位与甲级战犯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三年前，“高砂义勇队”遗族赴东京靖国神社抗议，要求靖国神社将“高砂义勇队”牺牲者除名。两年前，我们赴大阪地裁所对日本政府、小泉首相、靖国神社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向记者散发了《以行动解放祖先的灵魂》的资料，上面赫然写着“台湾少数民族不是日本人，高砂义勇队牺牲者不能当日本的神”。

高砂义勇队的灵位皆安置于日本靖国神社中，而台湾各界对如何诠释高砂义勇队看法不一。泛蓝人士及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等人认该派遣非属公义，日本应赔偿台湾少数民族受难者，并将死难祖灵从日本神社撤出，反对共祀。

日本著名政治漫画家小林善纪在其作品《台湾论》中则引述部分台籍人士认为，高砂义勇队纯属自愿，“对于过去来到台湾的荷兰人、郑成功以及大清国官衙，我们从未屈从，但是只有日本的情况不同。因为我们战胜不了大东亚战争的魅力。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魅力，便是将亚洲由白人殖民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台籍人士许昭荣在另篇文章认为，高砂族本来就具有日本古代武士精神，加上受过日本教育，“日本国民”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生为日本国民，为日本出征作战，死为日本英灵，应受日本国民奉祀祭拜。

2006年2月24日，经日人筹款，由台北县乌来乡高砂义勇队纪念协会于乌来设置之高砂义勇队慰灵纪念碑遭台北县政府要求限期拆迁。台北县2005年当选之中国国民党籍新任县长周锡玮的政府表示，该碑立于公有地，部分设施未经申请，计划强制拆除部分碑牌。然而也有舆论认此为部分政客大中国意识型态作祟，把单纯的追悼政治化，并企图抹煞台湾人对过去历史之记忆。

对于台北县政府的强拆纪念碑，泰雅民族议会议长马萨‧道辉表示，纪念碑是日本和台湾少数民族民间团体共同筹资捐赠，日文碑文为日本团体捐赠，当然是用日文，碑文是从日本人当时参与战争的角度来看泰雅民族在战争中的亡生者。大家应尊重这些参战遗族的感受，并予以尊重。泰雅尔族民族议会常委欧蜜‧伟浪亦表示，泰雅耆老在二战时的历史记忆和认同情感不能被磨灭，社会应该给予尊重。各级政府在看待或处理台湾少数民族事务时，应以了解和同理心为出发点，千万不要以高高在上之姿行事，否则将激起台湾少数民族的反弹。

一名居住台北县的高砂队遗族马偕·旅牧受访称，“日本人在台湾与乌来的泰雅人少数民族相处得非常好，彼此间还有通婚，许多人为感念日本天皇德泽，甚至别取日本名字，这也是年逾五十岁以上泰雅人少数民族，平时话家常还习惯用日语交谈主要原因。而日军欺压台湾少数民族，是在雾社事件发生以前，以后态度就变得完全不一样。尤其，征调高砂义勇队到南洋协助作战后，整个情况更变许多。但最让日军感到佩服的是，高砂义勇队在战场上对天皇忠诚。”

立法委员孔文吉则称，其叔被日本征召到南洋。台湾少数民族可立碑纪念彼等征战英勇，以资思念。但日本鼓励台湾少数民族为日本国牺牲，乃是殖民经验的产物，有其时代背景，台湾少数民族当时不解，乃是台湾少数民族历史的悲情。纪念此一史迹，不宜以日本角度对待。

在台北县乌来乡设有“高砂义勇队纪念碑”一座，募款皆来自日本捐助者。纪念碑侧另有日本人士献给高砂义勇队的石灰质角砾岩（上刻有日本国歌君之代（君が代）全文，歌词中有文“沙砾成岩兮”）；及日本帝国台北“陆军病院”的“镇魂之碑”。日人2001年另赠碑一块，书有“人民对天皇陛下的赤诚效忠，已经传达到乌来这个地方”，“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是高砂义勇队的英灵们，期待大和魂能够再度奋起。日本国民谨在乌来此地，以最崇高的敬意奉祀义勇队员的英灵们”。

历年至此碑观光凭吊之国内外游客甚多。

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就于2009年8月11日，率领台湾少数民族“还我祖灵队”赴日本靖国神社抗议。“还我祖灵队”约50人首度成功“突袭”进入日本靖国神社正殿前的大广场，要求靖国还我祖灵及日本谢罪赔偿。

高金素梅率领台湾少数民族在正殿前高歌“安魂曲”，并要求靖国神社把祖先除名、日本政府反省、谢罪和赔偿。高金素梅一行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搭车出其不意地抵达靖国神社，随即高举“要求靖国还我祖灵”等大型横布条标语，浩浩荡荡地列队走向靖国神社的正殿，并高喊口号。靖国神社的警卫人员前往阻挡，企图夺走标语布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高金素梅在正殿前的广场上拿着麦克风义正辞严地大声要求靖国神社，把“高砂义勇队”的台湾少数民族除名和停止合祀，并要求日本政府反省、道歉和赔偿。她重申，若日方不归还历史正义，每年将继续来日本进行“还我祖灵”行动。离开现场后，高金素梅在车上对前来采访的台湾媒体表示，由于部分团员想来靖国神社为祖先唱安魂曲，因而临时做出此行的决定。本来是想和平行动，未料靖国警卫动作粗鲁，但团员仍始终坚持原则，只阻止对方动粗而不动手。

她说，过去曾根据日本的规定向警方事前申请前往靖国神社，警方同意“还我祖灵队”在神社内规定地区活动；但是，当团员往往步出旅馆后，就在外面遭到警方以右翼份子太多为由，遭挡在神社外面无法进入。由于日本警方食言的教训，因此这次才会在未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到靖国神社。

高金素梅和所有队员为这次突袭靖国神社成功感到高兴和欣慰。她表示，只要靖国不将台湾少数民族祖先除名、日本政府不道歉赔偿，今后每年还将率队来日本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