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雾社事件。1930年台湾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爰乡)高山族人民的武装起义。雾社位于台湾中部，居住高山族11个部落，是日本统治“番地”的中心之一。日本殖民者在这里大兴土木，用武力强迫雾社人民进森林砍伐巨木。森林是雾社人的圣地，巨木是他们的保护神圣。他们忍无可忍，推举迈勃社首摩那·罗达奥为领袖，决定于1930年10月27日 (是日本殖民者为纪念侵台罪魁举行神社祭日)举行起义。这一天黎明，雾社1230余高山族人冲进各社警察所，消灭日警130余人，将雾社全区占领3天，后又转入深山老林坚持斗争1个多月。日本殖民者进行残酷镇压。起义队伍在日本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下，800余人（一说900余人）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1930年10月27日，赛德克族群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长子举行婚礼，由于一名日本巡查破坏了赛德克族群的风俗，导致赛德克族群民众长久积蓄在胸的抗日怒火爆发。在莫那·鲁道的领导下，雾社赛德克人于10月27日发动起义，袭击了警察所，杀死警察，夺取枪械弹药。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杀死日本人134名。

日本殖民统治者得知雾社起义消息后，立即从各地调来军队予以镇压。日军对赛德克人施放毒气，起义人员死伤较多。赛德克人撤至山林，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日军展开游击战。日军死伤半数。在这种形势下，日军改变对策，施展诱降手段，鼓动起义队伍的家属前去劝说。此招不灵，日军恼羞成怒，对不屈的山民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日军动用大炮、催泪弹和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大部死亡，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起义失败。

雾社赛德克人总人口不过2100人。在这次起义中900余人战死或自杀。1931年，殖民当局利用赛德克族群内部的分裂，用借刀杀人方式，挑起赛德克族群内部仇杀，制造了第二次雾社事件。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斗争虽然遭到日本统治当局的镇压，武装斗争一度平息下来。但是，沉寂了几年的台湾同胞又重整战旗，开始了与以往不同形式的民族抵抗运动。这场抵抗运动以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为主体，以唤起民族觉醒为目的，争取台湾的解放为己任。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大多出生在台湾，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连横、赖和、杨逵等人。这场民族抵抗运动与前期的武装斗争构成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洪流。

1930年的一天，阳光明媚，在今台湾省南投县一个因多雾而被称为雾社的山乡，当地的赛德克人身着盛装，庆祝部落酋长莫那·鲁道的儿子莫那·马宏达新婚。正当赛德克人载歌载舞欢庆之时，不速之客——日军驻雾社的警官山前的到来，使气氛骤然紧张。人们气愤之下，歌舞随之停止。这个平日里百般刁难赛德克人的山前在雾社地区干了不少坏事。虽然人们恨透了这个家伙，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他身后有日本驻台宪兵队撑腰，这帮凶残至极的鬼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莫那·鲁道强忍住怒火，命儿子给山前敬酒，而山前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却因为莫那·马宏达的手上涂有牛血，竟三次掀翻酒盅。这一不礼貌的举动可激怒了平日里淳朴善良的赛德克人，于是莫那·马宏达在弟弟莫那·阿杰的协助下，将可恶的山前痛打一顿，赶出了山寨。莫那·鲁道预感事情不妙，便亲自带上礼物上警察所道歉。但警察所的日本人不问是非曲直，蛮横无理，毫不领情，而且扬言：赛德克人若不交出莫那·马宏达和莫那·阿杰，日本宪兵将踏平赛德克山寨，血洗雾社。莫那鲁道回到部落后，回想起日本人对赛德克人犯下的种种暴行，看了看眼前的处境，为了给民族求得一隙生存之地，莫那·鲁道与族人经过精心策划后，决定发动起义。

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在占据台湾过程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台湾殖民当局定这一天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运动会，周围的日本人都要来参观和集会，正可利用日本人不备进行突袭。莫那·鲁道等人商定起义行动分为两步：先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地，再聚集到雾社，攻击小学运动会会场。凌晨3时开始，起义民众分数路开始袭击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27日上午8时之前，300多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一路由莫那·鲁道率领，突袭雾社的派出所、樟脑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邮局等，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进击雾社小学操场。雾社的日本人一点也不知晓大难即将临头。8时，小学的运动会准时开始。全体人员正肃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宾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都惊呆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花冈一郎已经率队冲入操场，只见刀光闪处，日本人纷纷倒下。操场上当时还有100多汉族人。起义民众只杀日本式装束的人，对于汉族人，只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小学里的日本人都被杀光，其中还有两个汉族人因穿和服而被误杀。莫那鲁道率领另一支人马杀进雾社的派出所、邮局等处，很快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共计杀死134名日本人，伤数十八。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莫那·鲁道又派人破坏雾社附近的铁路，并在进入雾社的必经之地眉溪设置工事，以阻遏日军进攻。

直到将近中午，小学校的一名侥幸躲过起义民众的督学逃奔下山，雾社发生起义才为当局所知。此事立刻震动了总督府。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大肆对所谓“凶蕃”进行渲染和声讨。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陆军以及1300多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31日双方展开激战。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用加急电报报告日本政府，请求火速派兵增援。日本政府接到报告后，从本土派出多艘军舰和十几架飞机运兵到台湾，会同日本驻台的海陆空军和警察一起围攻雾社。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持下进攻马赫坡等社。他们先用山炮猛轰，把马赫坡、罗得夫、荷戈、束库各社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然后调步兵发起冲锋。起义群众依靠断墙残壁的掩护，在枪林弹雨中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到1930年11月3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撤退到山地继续坚持战斗。

起义军中有不少百发百中的猎手，退到山地以后，他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向爬上山来的日军射击，一枪打死一个，使得日军裹足不前。日军用山炮对着山头乱轰，飞机也漫无目的地狂轰滥炸，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迫使起义军向更深的山区撤退。日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起义军施放了糜烂性毒气，使得起义军遭到重大伤亡。

虽然莫那·鲁道指挥起义民众进行了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兵力火力对比大悬殊，只好决定率青壮年退守山林，并命各社老弱进入密林避难。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密林中自缢。

莫那·鲁道率众退入山中的岩窟中进行坚守。这个岩窟凭借天险易守难攻。洞中有水且存有粮食。日军的大炮等重武器无法施展，莫那·鲁道还不断率勇士出击，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日军一时无法取得进展，先派人前去招降，为莫那·鲁道所拒绝；继之又挑动与马赫坡等社结有宿怨的万大、陶珠亚等原住民部落进攻，也未能奏效。起义民众在洞中坚持了一个月，存储用光。日军见屡攻不下，于是决定采取最野蛮的手段，利用飞机先后投了800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死亡惨重。当年12月1日，莫那鲁道认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之中自杀，尸体几年后才被发现。花冈一郎先杀死妻子，然后剖腹自杀。花冈二郎令其妻子逃往娘家，和其族中勇士也自杀而死。“雾社起义”至此失败。“雾社起义”使日本统治者大为震惊。为了杀一儆百，日本殖民者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不但将参加起义的诸社村落夷为平地，还对许多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并将人头砍下，以展示他们讨伐“凶蕃”的“赫赫战功”。马赫坡等参加起义的六个社原有1400多人口，经过日军的屠杀，仅剩下500余人。尽管如此，日本当局还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日本当局先将六个社的头目十余人以主谋的罪名加以拘押，然后秘密地全部处决。六个社余下的人口，当局将他们集中迁往雾社的罗得夫、西巴岛西社严密看管，并暗中唆使陶珠亚部落进行报复。

1931年4月25日深夜，陶珠亚部落携带日本当局借给的枪械，冲进这六社残余部众的栖息地。六社余众手无寸铁，面临突袭，只有束手待毙。结果又有250余人被杀。经此屠杀后，六社仅剩298人。这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日本当局对于他们还不放心，又强迫他们迁离雾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继续进行持续的压迫。1937年这六社残众只剩下230人。

自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殖民当局采取了所谓“威抚并用”的“理蕃政策”。这个政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最为野蛮的警察制度，使用最残忍的屠杀手段来迫使原台湾少数民族屈服。即使是所谓“教化”，也同样是通过高压手段来实现的。所以像雾社这样的所谓接受殖民当局“教化”的“模范蕃地”爆发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雾社起义几天后，正巧雾社附近的一所生番小学（日本人称原住民为番人，意为野人。并在台湾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以此磨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召开运动会，警察所的日本人都前来观看。他们将武器放在了保管室中，只派了两个人看管。赛德克人在莫那·鲁道的率领下，在该小学两名赛德克人教员的指引下，摸进了校园。他们先是袭击了保管室，把武器拿到手之后，进而杀了在操场的18名日本警察，另有一日本警察逃脱。由此，揭开了雾社起义的序幕。

随后，此事传遍了全台湾，台湾人无不钦佩雾社赛德克人的英雄虎胆，日军大为震怒。纠集了在台日军2万多人，对人口仅两千的雾社地区大肆围剿。莫那·鲁道率领众人用缴获的几杆步枪，自己的猎枪，以及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迎战。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莫那·鲁道在与敌人的一次交战失利后，损失了不少兵力，为了保存实力，他只得将队伍撤往大山，从长计议。临走时，妇女们为了不拖累队伍，纷纷要求留下，在依依惜别的哭声中，起义队伍离开了。妇女们不甘受辱，纷纷在写完血书后，穿戴好盛装，自缢而死，以死捍卫赛德克族群最后的尊严，场面异常悲壮。

日军进入雾社后，下令烧毁村寨。继而进山围剿，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于是日本人不顾《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丧心病狂地向雾社周围的山上投放了刚研制出的毒气弹。500名赛德克勇士在弹尽粮绝，丧失战斗力之后，不愿落入敌手的他们，毅然选择了死亡。“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们在被赛德克人誉为“神树”的杉树下集体自缢而死，场面异常惨烈。

20世纪40年代，有人在山中采药时，无意中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一具扭曲的遗骨，遗骨手中还握有一杆猎枪，当日本人得知这是莫那鲁道的遗骨时，竟残忍地将作为标本用于实验。抗日战争结束后，人们找到英雄的遗骨，在南投县为其修建了陵园，借以缅怀英雄。虽然雾社起义已过去了90多年，但是这场起义却永载台湾抗战的光辉史册，它是赛德克人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的典范，它更是台湾少数民族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它不仅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敌侵略不可忽视、分割的的一部分！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之后，雾社一带重建为“大同村”（原赛德克族群谢塔喀群已被灭绝），成为台湾全省重要文史遗迹之一，村中多有纪念建筑供人访古凭吊。

在雾社入口公路左边斜坡有一座“观樱台”，是春天赏樱之极佳眺望点。“观樱台”畔竖起一座高大石坊，名为“褒义坊”，额题“碧血英风”，坊柱刻对联两副，其一曰：

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

“褒义坊”后建一座巨大的“雾社起义殉难纪念碑”，即400位烈士埋骨之所。纪念碑四周遍植松、杉和樱树，已郁然成林。

张秀妹 （莫那鲁道的孙女）

我妈妈本来是要上吊的，把孩子先给他丢在悬崖山谷里面去，然后孩子死了，她要上吊自杀这样的。

日本人的卑劣伎俩打动不了塔多·莫那，他与族人们早已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就在马赫坡的这个岩窟里，1930年12月8日，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赛德克勇士与自己的亲人们一起，唱着古老的灵歌饮酒诀别，所有的人都从容地洗净面庞，整好衣衫，走进养育自己的丛林，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引颈自缢。他们死时都用布蒙住自己的脸，因为祖训说这样就能转世重生，还做山林的后代，还是泰雅人的子孙。

莫那·鲁道和他率领的赛德克抗日族人用这种极为悲壮的方式，合上了“雾社起义”这一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中最为惨烈的一页。当日寇终于迈进丛林站在对手面前时，这一具具生命早已远离的躯体却依旧让他们惊恐战栗。

在神树下自尽的还有花冈两兄弟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是在日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泰雅青年，他们有着日本式的名字，但身上流淌着的依然是泰雅人的热血;在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毅然返回族群，跟随族人一同赴死，用自己生命的绝响，让日本殖民统治者“理蕃”、“奴化”的企图成为了泡影。

日本人没能征服雾社起义的勇士，却将疯狂的报复发泄在幸存下来的赛德克人身上。他们挑起赛德克族部落间的仇恨，借刀杀人，制造了几乎把参加抗日起义赛德克人斩尽杀绝的“第二次雾社事件”，之后又将仅存的二百多人驱离家园，强制迁往川中岛。

丘建堂 （雾社仁爱乡农会总干事）

日本人预先设了两个集中营，我们的人在里面，这个集中营的周围，日本人叫我们自己的人用竹子把整个集中营围起来，日本人完全是用高压的手段，当然是限制你的行动，后面看到的远方是我们的家乡，看到后边的山，知道是我们的家乡在那边，心情很不好，很多人都上吊自杀。

雾社起义四年之后，一位猎人在密林深处的岩石缝中，发现了莫那·鲁道，这位抗日英雄高大的身躯虽已化作了累累白骨，但怀中却还紧紧搂着一支斑驳锈蚀的步枪。

对莫那鲁道恨之入骨的日本人闻讯后随即将遗骸运回，先在公众场合暴尸展览、以泄其愤，后又将其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当作研究标本，一直到台湾光复后许多年，人们才打听到莫那·鲁道遗骸的确切下落，这位赛德克人抗日首领在殉难四十四年之后才得以魂归故里。

雾社起义虽然因遭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这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武装暴动已成为了一面旗帜，始终激励着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此后，台湾的少数民族武装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莫那·鲁道殉难与雾社起义已经过去了90多年，赛德克同胞浴血抗日的英雄壮举，至今仍被后人所传诵。如今，烈士们的英灵已化作了不朽的山魂，萦绕在雾社这片浸透着血与泪的土地上。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滨田国松在1931年1月26日下午全会上的质询辩论中所说的一样：“马赫坡社（雾社部落中十一个社之一）是台湾几十几百个番社中的模范番社。据我所知，凡是由众议院派到台湾视察的人，都要按照（台湾）总督府的安排，被引导去参观雾社，看看这个后来起来反抗的马赫坡社。因为当时认为它是模范番社，是台湾的番社中最好的番社。”

关于“雾社起义”的原因，当时的有些国会议员曾经进行过调查分析。他们认为“松田先生（指当时的国务大臣松田源治）所有的资料总不会超出警察的报告，而警察的报告是不会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立场的，这是很当然的事情”。因此议员大都依据自己搜集的材料进行质询。这也多少使我们能够在官方材料以外，又从侧面多了解一些“雾社起义”的情况。这里也许可以比日本的官方记载更多一点接近事实的真相。

1.在役使高山族人民搬运木材时，日本警察对待他们十分苛酷，使赛德克人心中为不满。

2.在役使以后，又不按原约付给工资，更加激化了他们的反感。

3.在裁撤赛德克警察的时候，采取了不公正的待遇。

4.“警察掠夺番人所生产的所谓蕃产物，也是这次事变的起因。”日本警察经常在高山族地区掠夺高山族人民的物产，使得高山族人民本来已十分贫乏的生活变得更加穷困，更引起了他们反抗的决心。

5.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在高山族地区强迫推行储金制度，硬性规定每人必须有若干元的邮政储金。对于无钱储蓄的人，则强迫他们廉价出售“蕃产物”，以此达到储金的目的。到起义前夕，马赫坡社“其数已达每人廿四元”，被认为是“进步的蕃社”。

6.强迫赛德克族人民自山区迁到平地，并且禁止他们种植过去大量种植的甘薯和小米，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滨田国松议员在听了浅原的质询后，过了两天，在众议院的全会上，又发言为之补充，指出：“除了（浅原）议员所列举的以外，还有包含有很多理蕃政策上和理蕃事务上的颓废不振的事实。”他认为浅原是从被压迫者的这一角度观察起义爆发的原因，而他却要从“不偏不倚的全面观察来看”，还可以发现很多其它的原因，即“第一是警察官与蕃妇的关系；第二是在押犯的待遇问题；第三是罢免精通蕃情的官吏；第四是区长与警察分离问题；第五是日月潭工程；第六是削减台湾总督府的抚育费”，“其他如强制划一教育，革除颓风陋俗，这种种理蕃政务上与事务上，直接的或间接的，一般的或局部的都有了颓废不振”，滨田主要是从殖民统治的立场来“检讨”“理蕃政策上与事务上”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贵族院议员汤地幸平都把它们归诸于日本警察的纲纪松弛和基层官员的不谙高山族情况。汤地在质询中说：“生蕃的蜂起的中心原因是纲纪弛缓”。他认为起义的“根本的原因”是日本警察“纲纪弛缓”，结果是“大多数的警察，在蕃地服务中与蕃妇通奸”。他说：“生蕃壮丁的品行是比较端庄的，比日本人还端庄，这一点还希望日本人多多仿效蕃人。”“生蕃姑娘是番丁们将来要娶作妻子的，但（日本）警官往往滥用职权将他们奸污，这是番丁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要反对和防止的。这是我经过研究所有调查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

而更主要的是这个荷戈社青年辟荷·瓦里斯曾因反抗日本统治，全家被杀，只有他因在邻家才幸免于难.，“因此平日怀怨官宪，常常抱着如有机会就要杀戮日本人的念头”。松田源治提出事变的这三个原因，并竭力为雾社分驻所主任佐家和小笠原区长开脱，目的在于减轻殖民政府的责任，以免因“雾社起义”事件而引起更多的迫使有关责任者引咎辞职的连锁反应。

从议员的质询和国务大臣的答复中，尽管已列举了不少引起雾社起义爆发的原因，罗列了一些日本警官欺压高山族人民的事实。但是他们都不敢也不能触及起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也证明，只要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继续其统治，这种反抗斗争就不会停息。即使殖民者对其统治政策进行各种各样的修补，也不可能阻挠或平息这种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

《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