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安（1883年1月17日-1961年1月31日），字竹坪，安徽巢县人，林学家，中国近现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出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林学硕士学位的获得者，中国最早的一位林学家出身的政府官员。

1883年1月17日，出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西秦村一个农民家庭。

1892年，随父母移居芜湖，在福音堂教会小学免费走读。

1898年，被学校保送到南京的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继续读书。先在中学部就读，后升入大学文理科。依靠在学校做勤杂工务，解决了自己的食宿和学费。

1904年，在第七届5名毕业生中成绩最优，受到两江总督周馥召见并颁发七品京官札证，后被留校任教。

1907年，新任两江总督端方自欧美考察归来，招考男女学生派往美国留学，韩安应试并被录取，为10名男生榜首。同年夏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攻化学；1909年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为改变家乡穷山恶水面貌，韩安又立志研读林学，1911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林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出国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林学硕士学位者。韩安自忖农林关系密切，又在威斯康星大学农科学习一年。

1912年夏，韩安完成学业离开美国返回北京。北洋政府农林部任命韩安为农林部山林司佥事，不久被派往吉林林业局和东三省林务局任主任，“以中央与地方权责未分，所需设备、人员与经费皆无，难有成就”等原因，1913年请调回北京，在农林、工商两部合并后的农商部继续任佥事。

韩安参加编辑了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农林公报》上连载发表其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世界其他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1915年4月，韩安参与了农商部和金陵大学、安徽第一甲种农校的专家联合开展的安徽山林概况调查活动，他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政府劝告无地民众承领官荒山地造林，并划沿江淮两岸及本省境内津浦铁路两旁为造林区域，建设苗圃育苗，以低价或无偿分给民众自植，所造之林即为承领人所有，自行保护。

1915年，韩安和凌道扬、裴义理等林学家有感于国家林业不振，“重山复岭，濯濯不毛”，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建议以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该建议报经袁世凯批准，民国政府正式下令，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次年执行。并规定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为每月3月12日

1917年夏，时任农商部佥事的韩安，提出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的建议。并在《造林防水意见》一文中阐述了水灾消长的原理，向当局提出了忠告。

1918年，韩安担任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期间，为提供修筑铁路所需枕木和电线杆，营造大面积苗圃，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为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

1920年，韩安多次向冯玉祥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并促成冯玉祥领导的部队在鸡公山一带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这一举措又开创了中国现代兵工造林的先河。

1922年，充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学科教务主任，次年接替梁希，兼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他是最早在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担任教授和林学科教务主任及森林系主任的学者之一，为当时的森林系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近现代林业教育的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后，历任察哈尔特别区实业厅厅长、绥远特别区实业厅厅长兼垦务总办、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会安庆市市长及教育厅厅长等职。

1929年后，历任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参事、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四川省建设厅生产计划委员会农业组主任委员、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等职。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在重庆歌乐山设置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当时正处在抗战艰苦阶段，人力、财力、物力均极困难，韩安惨淡经营，煞费苦心，经过7年的努力，林业实验所终于初具规模，成绩显著。

1948年末，南京国民政府机关纷纷南迁。韩安于1949年1月辞所长之职，被任命为农林部顾问。同年韩安举家迁往西安。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任命他为工程师，为西北林业献计献策。

1953年，大区撤销，韩安退职。

1956年，迁居青岛，曾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因患脑血栓，一直未能参加政协活动。

1959年春，移居北京休养。

1961年，脑病复发，于1月31日逝世，终年79岁。

联合倡议设置植树节

早在民国建立初期，在孙中山倡议推动下，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创立农林部，1914年11月又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但成效有限。1915年，韩安和凌道扬、裴义理等林学家有感于国家林业不振，“重山复岭，濯濯不毛”，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建议以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该建议报经袁世凯批准，民国政府正式下令，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次年执行。并规定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

1916年4月6日是清明节，政府有关部门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都要在植树节期间广泛植树造林，并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以及学校如期参加。此后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

1928年，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逝世3周年，把他逝世的那天即3月12日定为植树节，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北方3月初旬，因寒气未消还不适宜栽树之故，特规定植树式于3月12日举行，造林宣传运动周延至清明节期间进行，还公布《各省各特别市各县造林运动宣传周大纲》7条，以便全国照办。但由于持续的战乱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得人们忙于奔走求存，因此民国时期的植树节和植树活动也就变成了微末小事，收效甚微。

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

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一段山谷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铁路沿线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说：“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５条大河，他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在重庆歌乐山设置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当时正处在抗战艰苦阶段，人力、财力、物力均极困难，韩安惨淡经营，煞费苦心，经过7年的努力，林业实验所终于初具规模，成绩显著。

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牛首山、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京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３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7个系。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籍林业专家蓝卓支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一举两得。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约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新中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