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1934年7月-2024年12月7日），曾用名雷祖实，男，广西横县人，1949年7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后参军，随38军赴朝参战。朝鲜战争结束，转业到黑龙江矿区。他曾作为调干生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学成后返回黑龙江工作。1977年到辽宁，1980年回广东。1996年2月，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职务。

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八支队二十四团地下工作

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雷宇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历任黑龙江省鹤岗矿务局南山矿中共支部书记、省煤管局办公室科长、省工交办公室副处长，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增城县委书记，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2年，雷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96年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特邀顾问。

2024年12月7日，雷宇因病医治无效广州逝世，享年90岁。12月11日，雷宇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根据雷宇同志生前遗愿和家属意见，丧事从简办理，不举行送别仪式。

雷宇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广东省领导黄坤明、王伟中、黄楚平、林克庆，广州市领导郭永航、孙志洋、王衍诗、李贻伟，老同志朱森林、卢瑞华、高祀仁、黄华华、朱小丹、李灏、张帼英、卢钟鹤、黄丽满、欧广源、黄龙云、林树森、范希贤等，张广宁、张汉青、石安海、缪恩禄、陈建华、黄伟宁、张桂芳、石奇珠、陈开枝、朱振中、林元和、苏志佳、刘悦伦等，雷宇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以不同方式对雷宇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广东、广西、海南等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及有关单位，广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广州市直有关单位及雷宇同志生前工作生活地区有关单位等发来唁电、唁函。

终于等到行踪不定的雷宇云游归来，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苍老，仍听得出雷厉风行——问清本刊记者来意，他随即就确定了天一早的时间、地点，再无半句虚言。约定的地点在广州迎宾馆，他早早来了：“我是军人出身，什么事都习惯提前。”除了因脚肿刚住了一天院，走路有些不便，眼前的雷宇并不像年过70岁的老人，身材魁伟，额头宽阔，近视眼镜后透出洞察世事的光芒。他语速很快，如同当年他申请和胡耀邦面谈5分钟时那样：“广播速度是一分钟235个字，5分钟就是1500字。我说得快一点，不就可以说2000多字，2000多字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迎宾馆曾是广州市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其后也一直是广州市政府的接待场所。雷宇显然对这里很熟悉，随口就是一段历史：1950年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任主任的叶剑英在这里办公，有特务向里面扔了一枚手榴弹要刺杀他，后查证，手榴弹是从院子的北围墙外扔进来的。“你们都喝过早茶了？那我们去办公室。”他起身就向外走。

雷宇借用的这间办公室在广西驻广州办事处内，近年来老家广西一再要求，他不好再推辞，身兼广东省广西商会会长、广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顾问、广西三个城市的顾问，甚至还是香港一家电视台的总顾问。况且他也闲不住，一有时间就到处走。“事实证明我还有点用，不是一点用没有了。”尽管前一段“一条腿撕心裂肺地疼”，刚住了院，他也只是说“搬把高椅子来就行了”，对服务员的关心一笑置之，“我们又不是林黛玉，弱不禁风”。

雷宇这些年一直定居广州，这里也是广西人雷宇走上政治前台的起点。1980年11月，中央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调派以思想解放的改革派著称的任仲夷到广东任第一书记，任仲夷随身除了他的秘书只带了一名随从，就是雷宇。他当时是辽宁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按他自己的话讲，只是“一个幕僚”，曾为任仲夷在辽宁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提出“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等策略，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雷宇分析，任仲夷对他器重甚至无话不谈的原因是：“我这人过去在黑龙江是出了名的点子多，不管什么事你提出来，我肯定有主意，不一定是最妙的，但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另外，我说真话，不怕你是谁。而且说别人不说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不管是谁说的，我都不会盲目地去深信，总是质疑，去分析对还是不对。”

说起以前的什么，雷宇总是大手一挥，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不理会周围一切嘈杂。他自我评价，“我这个人有缺点，不谨慎，不谦虚，锋芒毕露，争强好胜，麻痹大意，但我还没到妄自尊大的程度”。他承认，“实际我就是过于外露，我要含蓄一点就好。或许我这种性格并不适合做官”。1980年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的时候，雷宇只是一个副局级干部，就因为物价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他说：“我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方针总体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就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雷宇还不罢休：“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最后只能靠在场的任仲夷给圆场。

另一次是1984年。当时雷宇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马上表示：“我不是海南人，不怕被打成地方主义。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

与海南的渊源始于1981年雷宇带队的一次调研，为加快海南建设问题寻找对策。他解释：“1980年国务院‘海南建设问题座谈会’纪要里有一句话，叫‘海南的对外经济活动可以参照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做法’，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把海南岛推出去的想法，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建设。”当时海南还属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带队搞了20多天调研，写出一个调研报告，“中心思想的概括就是一定要通过开放来促开发，用开发来推动对外开放，开发开放，互为因果”。

本来是平常的政策建议，但这一次中央却决定让幕后的建议者来实施其建议。1982年7月，雷宇被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从幕后走到台前。多年后，雷宇仍认为海南3年是自己一生最痛快的时光：“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去工作的。人的一生这样的机会不多。我本来是个小小的‘幕僚’，在幕后为人出主意，执行别人的计划，可忽然有了3年独当一面的机会，能够思想、操作一肩挑。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一生都留恋。虽然摔跤了，也是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

在海南，雷宇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到官员代表的作用，雷宇直言不讳：“官员有人不愿意说，或者不愿意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场合说，他平时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跟领导干部谈，通过书面往上报。但我认为，首先，人民代表是代表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遇。人民代表不是谁都能当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当的，既然有机会当上这个代表，有什么想法，都应该坚决地提出来说一说，不然不白当了一次，人代会不开成了鸦雀无声？人民代表的责任要求你去说，历史给你这种机遇，该说不说是失职，是浪费。”

雷宇说，他明知自己在海南岛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他虚度。在198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雷宇率先提出一个重大议案，即海南行政区体制的变革——在海南设立一级政府，加快开放和开发。“成立一级政府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人大常委会都不行。宪法中没有这一级政府，规定只有中央、省、市、县，行政区是哪一级？此前我们就向民政部反映过好多次，把他们都难住了，最后就作为一个特别提案，经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

雷宇说，初到海南的时候，就发现海南行政体制混乱。“当时，还是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全国唯一的一个。香港不还叫特别行政区吗，加上‘特别’两个字。”雷宇解释，所谓行政区委员会，是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派出的机构，它不是一级政府，它大于地区，小于省，干部配备也是一样。而且，海南其实是两大块，一块是汉区，一块是少数民族地区：汉区有海口市还有一部分县；少数民族地区有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这也是一个地级单位。此外，海南还有很多中央企业，“想要统一开发的话，组织体制需要改变，不然的话也不知道听谁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提议，海南行政区不要再作为派出机构了，应该变为一个实体，即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对外，统一管理，实行几统一”。

1984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挂牌，雷宇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说，这为1988年海南设省和设特区做了准备。

雷宇在海南的3年，是海南发展的黄金期，也是起步期。那时海南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雷宇说，“穷”，要征兵贴标语，买个红绿纸，贴标语的钱都没有；乡改镇，换块木头牌子的钱都没有。“边”，不仅是地理上，更是在人们的心理上，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同时这也是机遇，雷宇记得很清楚，中央和广东省当时给的政策是，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3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一个转折点是1984年召开的“扩大沿海开放14城市座谈会”，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雷宇放慢了语速，一字一顿，“‘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这是原话，一个字不带错的。”

雷宇说，他当时作为海南代表，听传达了这句话后，脑袋里就发热。“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雷宇当然要拼命。”他理解老一辈领导人的海南岛情结：“海南和台湾本是条件相差不大的岛，海南岛是3.4189万平方公里，台湾是3.57万平方公里，只差1500平方公里。如果按耕地面积，海南岛还要大。国民党是我们手下败将，龟缩到台湾，台湾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海南岛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几十年，如果长期差距那么大，肯定觉得脸上无光。把海南岛经济搞上去，也证明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可以，经济上也可以。他们有这个紧迫感。”他由此要求在会议上发言：“只要有一个好政策，我就不相信20年赶不上台湾。当然，这种赶上不是讲绝对值，绝对值不可能，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说，应该是可以赶上的。”会下，雷宇又算了一笔账，台湾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亿美元，还是很低的水平，台湾真正起飞，也就是70年代末后，是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后的10到20年才实现的。他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海南赶上台湾关键是怎么样完成原始积累。“台湾的原始积累主要靠日本侵占59年的基础，靠当年从大陆掠夺的金银财宝，靠美国支持。海南岛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一个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想的很实际：“胡耀邦到海南讲，要钱没有，但中央可以给你们政策。给我们政策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能赚钱，要这个政策干什么？”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连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有的政策都没有这么宽。“其中一条，就是海南省利用自有外汇，可以进口17种机电产品，包括汽车、电视机、收录机、冰箱……反正都是值钱的商品。一免税，一变卖，不就大把赚钱？只是当时规定这些产品不能出岛。”最主要的商品就是汽车，雷宇承认，虽然规定不能出岛，也卖出去一点，“那时候我们钻什么空子呢？新车不能出岛，旧车可以啊。新车旧车标准是什么？用多了就是旧的啊，那就拼命跑，旧了，罚5000块钱不就可以出岛了”。

一开始还是小打小闹，直到1984年7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司的一位副司长的讲话传到海南，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雷宇于是说：“海南岛当时是广东的一个行政区，汽车出岛当然属于可以放行范围之内。”于是汽车买卖畅通无阻了，1984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汽车只有2000余辆，到了8、9月份，进口汽车已经共计6.2万多辆。这也超出了雷宇的设想。最后海南一共进口了多少辆汽车？雷宇答：批准进口8.9万辆，到货7.9万辆。

雷宇伸出一个手指：“搞开发，要建设，第一就是要有资金。资金的原始积累靠什么？我们不能靠战争掠夺，更不能靠贩卖黑奴，只能靠增产节约，靠内部积累。当年的海南岛基础设施很差，几乎没有像样的企业，何年何月才能积累起来。通过商业流通转手买卖赚钱，是一条便捷的渠道。”既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了，那就放手干吧。

最终于1985年爆发的海南汽车事件轰动全国。当时的新华社通稿说：“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作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事件主要责任人，雷宇于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回顾汽车事件，雷宇说，按照当时的讲法，负面影响是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其实政治损失是真的，经济损失则未必。海南岛实际到货的7.9万辆进口车没有一辆是走私的，是100%在海关打了税的，海关得到了19.6亿元人民币的税。汽车事件出来了，我们又交给国家物资部5.84万辆汽车，它变卖赚了20个亿。加起来总共39.6亿元。”

“海南岛1984年的财政收入是4.6亿多元，比我进岛工作前增加了近两个亿。这些钱我们都干了什么事？基本上都搞了基础设施，公路、城镇建设、农业、教育，建海南大学。没有一分钱乱花。所以后来工作组去查我，行政区政府的一把手、区党委的二把手，我18个月的奖励、补贴一共是460块钱，和汽车司机标准一样。不相信？我说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在改革开放前沿“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雷宇说，在来海南之前就有准备。“错误是肯定要犯的，具体什么事情上犯，我也不知道。不是我自己要犯的，可能是命运把你推到那个地方，不知不觉犯的。”

回头看，雷宇认为，汽车事件也是在为改革开放付学费。那时候，海南岛搞对外开放，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很不充分。“一是思想准备。以前海南岛经济很不发达，商品意识、商品观念很薄弱。我最初去做调查，有的地方还保持着原始公社的痕迹。卖鸡蛋，把篮子放在道边，人躲在树后，别人买鸡蛋把钱压在筐底，人走了，才好意思去把钱拿过来。共产党有句话说，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哪有商品经济的意识？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哪有改革开放的意识？二是组织准备。海南岛的干部素质不错，但是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需要的专业知识也比较缺乏。”雷宇说，不通过汽车事件，干部群众怎么知道对外谈判，怎么知道签订合同，怎么知道汇率差，外汇还可以倒卖，批文还可以倒卖？……“汽车事件最大的收获，等于给全海南岛的干部群众上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商品经济教育课，把他们的脑袋洗了一下。”

雷宇认为，没有海南行政区一级政府的成立，没有汽车事件，不会促使中央那么快下决心在海南设立省级经济特区。

事隔多年，至今人们还在谈起雷宇，谈起汽车事件。1986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有一个书记叫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陆定一特别建议，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物，应予重用。他还引用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善于用人的一段历史佳话，以古为鉴。

新加坡一位老华人也曾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果然在1992年4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中央决定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但雷宇在家乡广西的3年多并不太顺心，1996年2月，他主动辞去职务，他说：“我是副主席，那个成克杰是主席，我和他搞不到一起。”其实一开始就有征兆，他1992年到任两周后在北海开了一个会，作总结。“有人看了我的讲话稿以后，说雷宇啊，糟了，你在广西干不长。为什么？因为我讲的是他们没有讲过的，也是讲不出来的。”雷宇在广西仍坚持对外开放的一贯思路，1993年外宣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让广西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广西”。

在广西，雷宇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实一开始广西推荐时，候选人的名单上没有我。广西人大主席团成员，也没有我。是广西的代表硬把我推上去的。因为我之前犯错误，他们对我多少有同情和关爱，好多代表联名提出，人民代表应该有雷宇。”雷宇参加1993年全国人代会，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止通胀，要抑制物价，坚持实行物价基本稳定的方针。雷宇在发言时提出：“物价要抑制，但也不能什么都抑制，比如粮食、油料、棉花就不能抑制，而且应该适当调高，再抑制就没人给你种了。工农产品剪刀差说了多少年要缩小，其实这个剪刀差一直在扩大。”开完会坐电梯，河南代表不认识我，说广西团的雷宇还替我们农民说话。我就笑。其实，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就讲过一个哲学观点，当我们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的时候，要注意防止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说到农民问题，雷宇给本刊记者细细地算账：“国家当时收购100斤稻谷是45元，最多可以上浮10%，也就是说全国不分什么地方，收购100斤稻谷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49.5元。我们是在基层做实际工作的，农民种粮食他需要的投入、辛苦、风险，我们清清楚楚。49.5元，像广东这样的地方，让农民把粮食心甘情愿卖给你，不可能。粮食流通政策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根本就不了解农民……”

辞职后的雷宇回到广州赋闲在家，每日饭后与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直到两年前母亲以107岁的高寿仙逝。他在家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很多朋友也知道送钱是不行的，他们知道我爱书、看书，就到处给我寄书，甚至成箱成箱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