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后代通过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黄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中下游中原地区是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最发达、最昌明的区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所在。黄河自西向东的流向，便于东西横向联系，而不便于南北纵向的联系，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之地，但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古代中国人明智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从而产生开凿南北纵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战事频繁，征伐不断，为保证军事行动所需之大量粮草的运输，在水运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沟通南北水运，开凿运河无疑对军事行动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当政者便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而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则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有着追随帝都的属性。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春秋末期，吴王夫差调集民工开凿邗沟。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全长约400里。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邗沟的开凿，是有史记载的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被认为是大运河的开端。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邗沟此后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为水运要道。吴开邗沟之后，还在更北的地方开凿了商（宋）鲁之间的黄沟运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堆（碓），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

汉朝开凿了漕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班固的《西都赋》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汉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门，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东汉开凿了阳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阳渠入洛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汉朝还经常维护灵渠。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鉴湖初创至晋代，山会地区主航线即为鉴湖，至晋后至唐，西线（山阴县）的航线渐为西兴运河所取代，而东线（会稽县）鉴湖仍为主航线并延承至现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漕渠等。白沟开凿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县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虏渠开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开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县（今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鲍丘水，还从沟河口向东凿渠入濡水，称为新河。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东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沟，借以沟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开凿，完成了贯通河北平原的运河网工程。

曹丕代汉建魏以后，迁都洛阳，曹魏对于运河的设施，主要是修通汴渠、开凿贾侯渠、讨虏渠和广漕渠等项运河工程。曹操曾疏浚过汴渠上游到睢阳一段，称为睢阳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

贾侯渠系魏贾逵所开。故道在今河南淮阳西北，后与其他水道“交错畛陌”。黄初六年（225年），开通讨虏渠，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故道在郾城县东。广槽渠系齐王正始二年（241年）所开凿，通过陈、蔡之间，故道在蒗荡渠的下游。

孙权在南方开凿运河，西连淮水，东接云阳，号破冈渎，这条运河是沟通今南京以东的水运网。

桓公渎又称桓公沟，为东晋桓温时开凿的。这条运河从巨野泽北出济水，在今济南长清县西与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济水入黄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又继续疏浚桓公渎。

杨口运河是杜预做荆州刺史时开凿的。这条运河由杨水入汉水之处起，直达江陵，通入长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这条运河开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势更加重要。从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达建业；还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

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开山阳渎。

隋炀帝即位后，开始大规模整修隋朝大运河，其工程分为四个部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邗沟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利用的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隋朝末年，永济渠引沁水会清水一段的渠道已经淤塞。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隋朝连通的大运河，首次将南北贯通，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

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这里所举的疏浚整治次数只是个约数,实际上运河时通时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经常进行的）。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征敛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是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

汴渠又称汴水、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 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开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为利”。开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决开就河口，“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开广济渠。

安史之乱后，汴渠的疏浚中断了八年，致使“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极其艰难，载重粮船更无法通行。唐朝刘晏仔细勘察河道，到处访问群众，调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

山阳渎亦称邗沟，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由于陆地下沉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长江江面逐渐变窄和扬子以南长江之间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断。导致唐初扬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县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而且“多为风涛所损”。自唐玄宗开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阳渎（邗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唐书 志第三十一》《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利百亿”“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从此开始这段新河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中说唐朝齐浣“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唐德宗时唐朝再次修浚山阳渎，当时，扬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扬州长史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沟通了江北漕路。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现象。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湖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还灌溉田数千倾，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数百万，还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利的充足，还增灌溉万顷之田。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发现扬州的运河水浅，舟船滞阻难行，王播便奏请开凿了一段19里长的运河，使舟船容易航行，这样漕运便不再滞阻。

太极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改善漕运，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直通扬州，称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浚治练湖。因为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狭的地段，涸水季节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这段运河的水源古代靠练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时加以浚治，导湖入漕河。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槽，又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唐玄宗所开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实际上都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和重开，除渠首有变化外，渠线和尾闾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所看的广通渠，其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丰仓的粮须用牛车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关中运道大为改进，漕运物资，特别是粮食激剧增加。后来，这条渠道因受灞、浐二水盛夏暴涨的冲击，唐代宗以后渐不通船。唐文宗太和（827年-835年）初年，唐朝咸阳令韩辽又自咸阳到潼关间，凿兴成渠300里，渠成后，关中运粮“无车挽之劳”。

唐朝对于永济渠一线，也致力很多。贞观十七年（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处筑石堰。由于沧州（清池县）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沧州西55里筑“有永济渠二”、县南30里筑“有永济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百姓利之。开元（公元713年-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另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此外，在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州区）的平卢渠等，这些渠道直接间接都与永济渠连贯，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唐朝不仅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和整理，还对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灵渠和河汾水道也都进行过疏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

唐中宗采纳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凿石劈山，开凿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资可通过此系统水道运往长安。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第二次开凿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增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修桥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

褒斜道通达富饶资源的蜀汉地区，又可通过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唐朝曾经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兴元节度使封敖、郑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说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通道。元和年间，唐朝山南节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烧巨石，弄碎巨石，开通漕运来为成州的士兵运送给养。

唐朝多次治理灵渠。唐朝宝历初年，李渤疏浚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漕”，并且从此开始多次整修、疏浚灵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灵渠所立的斗门是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鱼孟威再次修灵渠，“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隋唐大运河很容易湮塞，甚至湮塞的与岸平齐。唐、后周、北宋要经常开凿、疏浚、整修，才能令隋唐大运河能继续使用。到南宋，因缺乏及时的开凿、疏浚，导致大运河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南宋时，通济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经无运河遗迹可寻。原因有二：一、南宋时，北方沦陷，南宋统治者为了防金兵南下，破坏了运河上的各种设施，务使金船不能南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泗入淮，夺淮入海，金统治者听任黄河泛滥，以贻祸南宋。于是淮水流域一带，遂常闹水灾。淮河改由运河南流入长江。通济渠逐渐淤塞为陆。 二 、元朝定都北京，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又开辟了海运，导致通济渠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说：通济渠，（宋）“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即国都改建北京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通济渠逐渐失修而湮废。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开封北）县中砾镇，转陆运180里至新乡入卫河，水运经天津至今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至元十九年（1282年）动工开挖济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150里接济水（相当于后来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过地面。

从元朝开始，国都变迁到北京，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元朝忽必烈下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开凿了元朝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接通卫河。因为会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间的分水脊上，所以在会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门船闸26座，并在淮安设水柜，南北分流，以调节航运用水，控制运河水位。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济州河、会通河、卫河，再溯白河至通县。至元二十八年至至元三十年（1291年至1293年），元朝从今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今天的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运河建成后，元朝专设都漕司正、副二使，总管运河和漕运事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

隋唐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隋唐时期，国家粮仓设在洛阳，江南等地的漕粮大量运来，运河上终日“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到武则天称帝时，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河道拥堵太过严重。因此，在长安元年（701年），武则天下令“引漕渠，开新潭，以置诸州租船”。

第一、加强了中国南北的沟通。在古代，水运通常是比陆路靠马、牛车运输方式便宜的。坐船过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辎重，往往比走旱路要便宜。大运河把南北用水道连起来，组成水网，把几大自然水系（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变成一个大水系。

第二、促进沿河城市的繁荣。唐、北宋的频繁开凿、疏浚、整修使大运河在较长的时期保持畅通，经过唐宋的长期发展，大运河沿线的城镇借助大运河的便利条件，发展的更加兴旺。大运河促进了沿线城市扬州、杭州、西安、洛阳、开封的发展。

汉魏洛阳故城南宫：位于洛河北岸的今偃师龙虎滩附近，早在东汉以前就存在。初为成周城；秦封治于吕不韦，吕精心经营，雄伟壮观；西汉刘邦经过洛阳时沿用；东汉时正式作为皇宫。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朝都会的核心。

现存故道：隋唐大运河自南宋偏安一隅定都江浙后，宋、金划淮而治，运河久废不用，逐渐埋入地下。现残存有水运河故道在泗县境内，西从唐河，东至水口魏，全长约28公里，汴河上口宽30～50米，深6～8米，坡度1 2，水深1.5～2米（枯水季节），新淤泥深度约1～2米。虽不通舟楫，也有灌溉之利。城西至唐河段因兴修水利疏浚清理时统一标准：河口宽30米，深6米，坡比1 2，故造成河道口宽比原来少10米（中国通史记载：广40步）。

洛阳天津桥：天津桥是隋唐大运河洛河洛阳段的重要附属遗存，位于隋唐洛阳城皇城以南、应天门至定鼎门的连线上，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格局的重要地标。天津桥前后延续600余年，遗址位于今洛阳桥西约400米的河床内。

天津晓月：天津晓月亦为洛阳八景之一。天津桥初建于隋大业三年，原是一座浮桥，隋末被毁。唐玄宗时建造为石桥，又称洛阳桥。北与皇城南门端门相应，南与定鼎门大街相接，桥上原有四角亭、栏杆、表柱，清雅幽静的意境使“天津晓月”成为著名景观。可惜自宋以后，战火连绵，建筑物大多被毁，天津桥亦未幸免。民国年间在附近建一碑亭，伫立于洛河中央，其西今又建两座大桥。

堰洛通漕：2014年借由古沉船发掘而扩展开的洛阳漕运水系考古勘探，发现横亘汉魏洛阳城与偃师商城一线、位于夏代二里头遗址正北的洛阳沟，兴修时间竟然远推至夏商时期——它是已知洛阳乃至国内最早为都城服务的大型水利工程，在世界上也很可能是最早的。此后至隋唐之间，兴修水利工程和漕渠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汉代，洛阳的漕运“小气候”已经相当发达，能够“东通河济，南引江淮”。这次全面调查，除了洛阳沟的勘探，还摸清了谷水、洛水等河流与漕渠的走向，确定了汉魏时期千金堨、堰洛通漕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遗址的位置，也是很大的突破。2014年，考古人员在洛河以北首阳山一带，勘探了一段约3公里长的洛阳沟，其在地下三四米深处，沟深十多米、宽七八十米，人工修筑的痕迹明显，南岸还有人工抬高的痕迹。南岸上有早于商代的三层人工堆积的花土，总厚1.55米。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往南溢，是应对邙山山洪的排洪沟。2014年，考古人员循着文献中的线索，在如今洛河南堤南侧的佃庄和河头一线东侧找到了堰洛通漕遗址，堤堰东西长530米左右，南北宽420米，堰西为引洛渠，堤北为排洪渠，洛河水大时可以往东泄洪。这一工程建成后，洛河故道因为缺水后来断流，洛河与阳渠也合而为一。

清汴工程：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汴河引黄河水所引起的淤积问题，进行了清汴工程。开渠50里，直接引伊洛河入汴河，不再与黄河相连。但这仅是一个历史阶段，伊洛河直接入黄河仍是历史主流。

含嘉仓：位于洛河中下游的隋唐洛阳城，是唐朝时期国家大型皇家粮仓，是用作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的皇家粮仓。含嘉仓虽然修建于隋朝，但是却是从唐朝开始大规模存粮、开始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的。东西宽612米，南北长710米，总面积43万平方米。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含嘉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在仓城内探出密集且有秩序的排列着287座地下粮窖。史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含嘉仓储粮总量达到580万石，是全国著名的大型官仓。含嘉仓城设有管理机构，且有驻军守护仓城。1972年再次发掘时，发现在一座仓储内，保存着大约50万斤已炭化的小米，颗粒清晰可辩。

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铭砖显示：粮入窖时，要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都要刻于铭砖上，放置于窖中。而铭砖所记大都是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有调露、天授、长寿和开元等帝号。储存的粮食品种，有糙米、粟、小豆等。其来源，有越州、苏州、徐州、楚州、润州（镇江），滁州、隋州（邢台）、冀州（河北冀县）、德州、濮州（山东濮县）、魏州（河北大名）等地。如此的地域范围，如此的超大规模，可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之一。而仓粮皆通过大运河运来，难怪大运河别称“运粮河”。

通济渠荥阳故城段：河南郑州的一段隋唐大运河故道，即今索须河的一段，长18公里，横贯郑州北郊。因为位于荥阳故城（今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之东，被命名为“荥阳故城段”。在荥阳故城东4公里，大河路与丰硕街交叉口南堤湾村，是这段故道的东端起点。索须河自荥阳故城流过来，但自此以西，不是隋唐大运河故道，要寻访大运河的来头儿，就从这里向北，经惠济桥村，至邙山黄河名胜风景区黄河。这段运河早已淤塞，但因有一座著名的石桥——惠济桥。

惠济桥：现在这座惠济桥建于元末明初。惠济桥已完全从淤土中清理出来，是一座青石结构、三孔拱券石桥，东西走向，桥面平铺着平整光滑的青石板，桥面的两侧有基槽和方形卯坑，昔日应当时安装有望柱和栏板。桥面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沟槽十分醒目，那是数百年车轮碾压出的印迹。

大运河（通济渠）宿州段全长141.5公里，流经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共3个县区、涉及14个乡镇，其中94.5公里河道遗址埋于地下，47公里有水河道（含世界文化遗产段）位于泗县。大运河（泗县段）28公里故道是大运河仅存的故道，尤其是“十里长街”原始风貌保存完好。

1987年，宿州市政建设时，埇桥遗址在宿城大隅口西侧被发现并就地保护。1995年，在埇桥遗址东南处出土唐代蕲县界碑，标注了宿州至周边州郡的距离。200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宿州市文物管理所为配合老城区改造对该处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南北两侧对称的石构宋代码头一座。在码头附近出土文物2400余件，其中有锚碇45个、宋代木质货船一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