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稷（1902年10月—1984年1月6日），中国现代纺织科学技术奠基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达33年之久，在建立纺织工业完整教育体系，领导制定纺织科技发展规划，推进纺织科技进步，支持棉花良种培育，建立和健全纤维检验机构，发展纺织出版事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又是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组织者和主要领导人，曾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和《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等重要著作，是中国纺织界与科技界一位深受尊敬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

陈维稷（1902年—1984年），1902年10月15日（一说1902年10月5日）生于安徽省青阳县；1925年—1928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学习，后去德国实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工专教授,南通学院教授、教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纺织系主任。

曾任重庆民治纺织厂工程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厂长、总工程师。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主持出版《天下日报》和秘密刊物《起来》。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工作和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9—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50年代他主持全国纺织厂开展节约用棉运动，解决了当时国家纺织厂合理使用原料的问题。他曾领导国产棉纺织印染成套设备的研制工作和静电纺纱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陈维稷主持全国纺织教育事业，重视教师队伍、教材和教学设备的建设，为中国纺织工业培养出大批骨干技术人才。他担任纺织高等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并亲自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等学术著作和重要的工具书；他在1946年就以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纺织学会的领导工作。

陈维稷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理事长，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新中国纺织工业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科技界、纺织工程界一位很有声望和影响的专家、前辈。

1984年1月6日逝世于北京。

1902年10月　出生于安徽省青阳县。

1918—1925年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复旦大学毕业。

1925—1928年　英国利兹大学染化系毕业。

1928—1929年　德国大德染料厂实习。

1929—1937年　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主任、教务主任兼教授。

1938年　任安徽省青阳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

1939—1944年　任重庆合作事业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销处协理。

1944—1945年　任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

1945—1946年　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

1946—1949年　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

1947—1949年　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兼教授。

1949年5—10月　任华东纺织管理局顾问，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9年11月—1982年4月　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82年4月—1984年1月　任纺织工业部顾问。

1948—1984年　兼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十三届常务理事、十四届执行委员、十五至十七届理事长、十八届名誉理事长。

1984年1月6日　病逝于北京。

陈维稷，1902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青阳县杨田乡梅溪村一个仕宦家庭。幼年入私塾就读，勤奋好学，因有父兄辅导，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1918年秋，考取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5年赴英国留学，在利兹大学染化系攻读染化工程。1928年毕业，赴德国大德染料厂实习。1929年回国，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主任、教务主任兼教授，讲授工业化学、染色学等课程，深受学生的爱戴。

在他执教期间，正值30年代初国难日益严重，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时候。陈维稷出于爱国热情，毅然投身到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之中。1934年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资助下，创办了抗日刊物《起来》 ，1937年因经济资助中断而停办。他又以自己的工资，创办《天下日报》 ，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八·一三”前后，他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编写了《日本侵华年表》、《日机疯狂轰炸在中国》等英文小册子，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军在华暴行。

1937年12月赴香港，继续从事抗日的国际宣传。1938年3月，由香港返回家乡，应新四军军部的邀请，向当地军民作抗日救亡报告，不久，担任安徽省青阳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皖南特委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同年秋赴重庆工作，先后在重庆合作事业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销处任协理和重庆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等职。在重庆工作期间，曾接受党组织指示，利用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战地军政委员会”视察的名义，赴豫东对汪伪军做过策反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维稷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1946年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1947年7月，受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和印染学教授。在这期间，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团结上海纺织界广大技职人员，1947年陈维稷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它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简称“小纺协”。陈维稷为主要负责人。“小纺协”在上海纺织界技职人员中，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上海解放前夕，团结了许多厂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推动他们向党靠拢，并积极参加以工人为主体的护厂斗争。1948年全市爱国学生在交通大学体育馆集会，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陈维稷与史良、陈叔通等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在会上支持爱国学生的立场。他还以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身份，多次在协会会所召开时事报告会，并以聚餐为名，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党的指示和时事消息。与此同时，他还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掩护和工作场所，并协助皖南游击队在上海采购电台等物资。1948年12月，因有人泄密，他与上海交通大学另一位教授苏延宾同时被捕。陈维稷泰然自若，据理力争，因无具体证据，经党组织和上海交通大学同学会等积极营救，终于获释，出狱不久，即被护送到解放区。1949年4月随解放军南下，5月上海解放，参加了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11月赴北京就任（1970年纺织、轻工等三部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1978年1月恢复纺织工业部，均任副部长），直到1982年4月离任，担任部领导工作，共达33年。

陈维稷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除协助部长钱之光参与纺织工业各种重大决策外，长期主管纺织工业科学技术、纤维检验、教育、出版和外事等部门的工作。在规划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推动纺织科技进步，制订纺织生产管理中的各项定额、规程和标准，促进原棉品种改良，加强纤维检验，发展纺织教育和出版事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陈维稷自1947年起，即从事中国纺织学会（它是中国纺织界历史悠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54年与中国原棉研究学会和中国染化工程学会合并改名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重建和领导工作，历任学会第十五至十七届理事长和第十八届名誉理事长。他在1982年离开纺织工业部领导岗位后，仍然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支持学会的各种活动。他在纺织工程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陈维稷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历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1月因患癌症逝世，享年82岁。

陈维稷从英国留学归来，即从事教育工作。1929—1937年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南通学院纺织科染化系主任、教务主任兼教授。他在讲授染色学课程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启发引导，深受学生欢迎。南通学院授课时曾将英国新出版的《染色集成》一书交给全班学生分工翻译，然后进行具体指导，使学生既扩大专业知识，又提高了英语水平。1947—1949年他兼任交通大学纺织工程系主任。他聘请了著名学者、专家任专业课教授，自己也亲自授课，还积极筹建校内实验室和实习工场，并组织学生在假期到工厂实习，以丰富感性知识，提高实际操作技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维稷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全国纺织教育事业。他为建立纺织工业的完整教育体系，从学校调整和建设、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改革、教材编写直至师资培养、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主持召开全国性会议，制订发展规划，总结工作经验，研究改进措施。他经常深入院校了解教学情况，同教师们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意见。

陈维稷根据党的教育方针，以及长期教学实践和领导工作经验，演绎出自己的一套办学思想：要教书育人，既要抓专业课学习，也要抓思想提高；培养人才必须高瞻远瞩，不仅要满足纺织工业近期需要，更要适应远期发展要求；要坚持质量第一，宁缺毋滥，决不能误人子弟；要一手抓硬件建设，一手抓软件，要有高水平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十分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要保持合理的教育结构，高中等院校配套发展。在他的领导下，纺织教育事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原来基础薄弱、设施简陋、专业设置少、教材贫乏、办学力量分散的状况，逐步建立成一个学历层次齐全、专业相互配套、正规院校教育与多渠道成人教育相结合的完整教育体系。到他离任的1982年，纺织高等院校（系）已发展到30所，在校学生达1．51万人，比建国前增加了十多倍；中等纺织学校41所，在校学生达1．19万人，比建国前增加了8倍多；纺织技工学校225所，在校师生达2．81万人。33年内，各级各类全日制纺织院校共培养了5．6万名高中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还通过职工教育，培养了2万多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各级纺织院校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教学质量有很大提高。与此同时，各地院校的科研活动也很活跃，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亲自筹划和建立起来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后改名为中国纺织大学）被国家教委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目前其教学和科研水平在海内外已享有较高声誉。

陈维稷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1958年以来，他组织院校老师和各地专家系统地编写了第一套高等纺织院校统编教材，内容既体现了先进性，又切合中国生产实际。以后，他又督促教育、出版部门对这套教材组织修订，不断加以完善。在他的领导和督促下，中国统编的整套纺织中专教材和职工业余教材也相继问世。

1979年陈维稷率领纺织科技考察团去日本、香港考察了部分高等院校，他看到在日本、香港的综合大学里设置的纺织有关科系，虽然具体的工艺技术学得比较浅，但教学内容侧重于基础理论，学生知识面比较宽，毕业后适应工作的能力强。为此，他主张教育必须改革，要吸收国外的长处，改变我们过去专业设置过多、过细的状况，适当合并旧的专业，设置新的专业，并引进国外教材，加强与国外院校的友好交流等。这些意见，对于以后开展的教育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维稷在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分工负责纺织工业科技工作，为开拓中国纺织工业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建国以来，陈维稷凭着他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经验，就如何发展纺织工业问题，参与了纺织工业部党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如纺织工业是加工工业，必须充分重视原料的开发；要在发展纺织生产的同时，注意发展纺织机械和器材工业；要发展天然纤维，同时也要逐步发展化学纤维；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踏踏实实地抓好纺织生产的基础性技术工作。在他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纺织工业在50年代就制订出了统一的经营技术标准和技术经济指标；总结推广了各项工作法；开展了工艺研究。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陈维稷曾多次向纺织科技部门指出，发展纺织科学技术要有雄心壮志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同时要尊重科学，从实际出发，适应中国国情。早在50年代，他就提出要探索纺织新技术、新工艺，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子。根据中国人口众多、劳动成本相对低廉的具体情况，陈维稷认为，棉纺工业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要大力提高成纱质量和降低细纱断头率，两者不能偏废。他主张细纱应采用中速、中卷装。这种富有远见而又符合实际的科学见解，对克服和纠正当时盛行的片面强调速度的错误观点，正确引导纺织科技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陈维稷领导制订了国家各个时期的纺织科技长远发展规划。1959—1966年期间曾被国家科委聘为该委纺织专业组组长，主持讨论和制订了国家《1956—1967年十二年纺织科技发展规划》，确定了纺织工业的重大科技发展方向和有关技术政策。以后，《1963—1972年纺织科技十年发展规划》和《1978—1985年纺织科技发展规划》等，也都是在他主持下制订的。他对每年的科技计划都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布置和审查，尽力促其实现。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纺织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至60年代已逐步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以后几年，他对新型纺纱、新型织布等重大科技项目，十分重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坚持到现场了解和检查气流纺纱、静电纺纱、喷气织布等项目的研究进度，并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他的精心组织和亲自参加下，专门召开了三次新型纺纱学术讨论会和两次新型织布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在气流纺纱的研究过程中，他要求机械与工艺、软件与硬件相结合，组织各地力量攻克关键技术，终于制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转杯纺纱机，主要指标达到国际水平。由于他的督促和指导，静电纺纱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

陈维稷对科技项目十分关心，尽力支持。60年代国防军工需要高精度镍网，由上海纺织局承担，他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当获悉需要扩大试验的丝织机时，他立即答应从有关厂调拨。70年代七机部需要碳纤维编织三向织物，上海市科委组织会战组，由上海合纤所、上海纺研院等单位参加，他也是亲临现场，予以支持与鼓励。再如，中长系列设备加工兔毛纱的研究项目，就是在他亲自听取建题立项报告后，同意列入研究计划的。在制订“五五”（1976—1980年）科技规划时，他指出要大力发展无纺织物，并给予支持。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许多科技项目取得了成果，获得了奖励。

建国以来，中国纺织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很大，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体系。到1982年，全国纺织科研单位已发展到97所，专职科研人员达6000多人。在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今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筹建和“文化大革命”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陈维稷对于人员的选调、科研设备的配置、科研课题的选定等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79年他赴日本、香港考察，当他了解到日本正在大力开发合成纤维仿真产品时，便带回有关样品交纺织科学研究院研究试制，以推动中国对合纤仿真丝绸、仿毛织物和人造麂皮等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大力支持纺织原料开发和纤维检验工作

纺织原料和纤维检验是纺织工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陈维稷一贯重视并支持纺织原料开发和纤维检验工作。

从1962年起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棉花生产，每年召开一次棉花生产会议，陈维稷代表纺织工业部，与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联合进行筹备会议的工作。他多次在会上讲述纺织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棉花种植的密切关系，希望棉农多种棉花，种好棉花。80年代初期，农业部门培育和推广了鲁棉1号、中棉所7号、10号等一批早熟高产棉，使中国棉花产量大幅度提高。但是，这些品种有着致命的弱点，即强力低、成熟度差、细度不匀率大，造成了纺织加工的困难和纺纱成本的增加，纺织厂对此反映强烈。陈维稷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中国科协周培源主席反映，取得他的赞同，于1982年以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与中国农学会、棉花学会的名义，在山东泰安联合召开国产良种原棉及纺纱性能学术讨论会。陈维稷和周培源主席都亲自到会，并作了重要报告。会议通过学术交流，沟通了农业和纺织工业科技人员的思想，在棉花品种培育上取得共识，明确将提高纤维强力和改进纤维品质作为育种的主攻方向。这次会议对以后的棉花品种培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会后不久，农业部门就培育出适合纺织工业生产的新的良种棉，代替了鲁棉1号和中棉所10号，棉花品种培育出现了新的势头。

棉花检验工作，是保证棉花品质的重要环节。1950年4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纺织工业部成立纤维检验所，统一管理棉花检验工作；棉花标准由纺织工业部会同贸易部、农业部共同制定。以后，由于各部门认识不一致和客观上的其他原因，中国纤维检验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历尽坎坷，困难重重，纤维检验机构曾三次被裁并或撤消。陈维稷出于对国家和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四处奔走和呼吁，经过多方协调和坚持力争，三次将纤维检验机构恢复，使纤维检验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纤维检验科技人才。

随着纤维检验机构的建立，陈维稷就组织力量着手制订纤维标准，先后制订了细绒棉、粗绒棉和霜黄棉等标准。1972年经陈维稷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纺织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等五个部委联合颁发了棉花（细绒棉）GB1103—72国家标准试行方案，从此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棉花国家标准，这个标准至今还在执行。在他的关心和组织下，中国还陆续制订了毛、麻、丝等纤维的国家标准。

在纤维标准的制订过程中，由于涉及到农、工、商各部门的利益，争论十分激烈。陈维稷作为纺织工业部的领导，一方面反复阐明纺织工业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总是从全局考虑，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对于一些重大争论焦点，还从纺织、供销社、农业等部门聘请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平衡仲裁。经过陈维稷的耐心协调，纤维标准的制订得以顺利完成。

陈维稷长期分管纺织工业的援外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始终遵照中央和纺织工业部党组的指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处处为受援国着想，真心诚意地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获得了亚洲、非洲、欧洲和南美洲不少国家的好评，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帮助缅甸

1956—1957年中国帮助缅甸建设的直迈纺织厂，是纺织工业部承接的第一个援外项目，也是中国工业部门的第一个援外项目。陈维稷在主持这个项目时，亲自过问和研究了技术上的有关问题。当了解到缅甸当地只生产纤维较短的粗绒棉时，陈维稷果断地决定把缅棉运回国内在国产设备上试纺，据以制订合理的工艺条件和设备配套方案。开始试纺情况不够理想。陈维稷当即指示：“一定要从国际影响出发，千方百计在设备、工艺上进行改进，以适应缅棉性能，反复试纺，直到取得满意结果为止。”经过对设备部件和工艺的多次改进，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援建的缅甸直迈棉纺织厂仅用了两年时间即告建成。该厂与美国原来援建的棉纺织厂相毗邻。美国厂用进口原棉，成本高，而且由于工艺不合适，成纱质量差，产量也低，年年亏损，要依靠向银行借贷度日。而中国援建厂由于采用当地棉花，工艺合理，成本低，成纱质量又好，产品供不应求，连年盈利。据当时估计，五年内就可收回全部投资。缅甸当局对此大为称赞，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派人来参观照相。该厂的建设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为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表扬。

帮助越南

1955年中国帮助越南南定棉纺织厂恢复生产。后来发现该厂印染设备不配套，白坯布大量积压，陈维稷即派印染专家吴士锴去该厂帮助恢复和扩建印染工场。在出发前，陈维稷一再告诫吴士锴：“援越是国际主义任务，关系重大，只准搞好，不准搞坏。”当吴回国述职并提出把卷染机染色改为连续化轧染，从而可将规模由日产500匹扩大为日产5000匹时，陈维稷予以支持，并指出：“只要对受援国有利，我们就要尽量满足，工作既要积极大胆，又要做到稳妥可靠，确有把握。”在该厂印染工场扩建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陈维稷帮助援越专家解决了设备的设计、组合和出国技术员工的选配等方面的很多问题，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印染专家吴士锴激动地说：“陈副部长在援外工作中有伟大气魄，有胆有识，在对待具体问题上又细致入微，逐个解决，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援助柬埔寨

1956年中国决定援助柬埔寨建设棉纺织厂。我援柬人员在考察中了解到当地城乡手工织布业比较发达，但棉纱很缺，而且价格昂贵。为受援国着想，他们建议申请修改两国原订的协议书，将原定的布机设备减去一半，腾出厂房增加纱锭，以便将多余的棉纱供应当地城乡手工织布业。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维稷的支持，并征得了柬方的同意。该厂建成投产后，棉纱质量超过进口棉纱，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不仅大大增加了柬埔寨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对美国等国的依赖，而且在柬国内搞活了城乡织布业，繁荣了经济。

重视纺织科技合作计划

陈维稷在领导国际纺织科技合作的工作中，十分重视纺织科技合作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要求把好三关：一是把好出国团组的人员选择关，注意选派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出国考察；二是把好具体考察计划关，考察内容要突出重点，任务要落实到人；三是把好回国后的考察总结和成果落实关，出国考察带回的外国先进经验要做到洋为中用，在国内生根开花。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是中国纺织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它的前身是中国纺织学会。抗战胜利后不久，陈维稷即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纺织学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被推选为第十三届常务理事。他领导的“小纺协”（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曾通过中国纺织学会的合法组织，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维稷在从事纺织工业部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以学者的身份长期担任学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在团结广大纺织科技人员，繁荣纺织学术事业，推动纺织工业建设和科技进步，开展国际纺织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曾受到中国科协领导的多次赞扬。30多年来，纺织工程学会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多次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陈维稷总是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并善于因势利导，使学会工作不断前进。1959年在郑州召开学术年会期间，曾一度出现过把有关加快设备转速有无限度的学术讨论引向政治问题的苗头，有人对转速有一定限度的文章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陈维稷作为年会的主持人，不顾当时全国性“左”倾思潮的压力，严肃地指出学术上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终于使学术讨论得以顺利进行。这件事后来在广大纺织科技人员中间广为流传，无不为陈维稷的正直和胆识而深为感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会工作被迫停顿。粉碎“四人帮”不久，陈维稷就要求上海先走一步，恢复学会活动，以此来带动其他省市。在他的倡导下，1979年即召开了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从此学会工作又迈开了振兴、繁荣的新步伐。

重视科学普及工作

陈维稷为了繁荣纺织学术事业，提出过许多精辟见解。例如他认为从纺织专业结构看，棉纺织仍然是大头，但同时要看到化纤是重要发展方向，染整处理是开发产品的重要环节，而机械必须先走一步，并指出，学会在组织学术活动时，应考虑到上述这些因素。他每年对重要的学术讨论会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都要认真布置和安排，不少学术讨论会他还亲自参加和发言。他要求，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应提出自己的优秀学术论文，要以文会友。他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认为，日本工业所以发展迅速，与普及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要大力开展科普活动。他还指出，学会要雪中送炭，要智力支边。他曾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委员，全国科普协会的纺织组组长，与中国自然科学界、工程界的知名人士交往频繁。

注意学会的会风

陈维稷很注意学会的会风。他多次指出，开会要集中精力，不要搞不正之风，不要劳民伤财。长期以来，在陈维稷的倡导下，学会养成了讲究实效、艰苦朴素的会风，在纺织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统一战线工作

三十多年来，陈维稷通过纺织工程学会进行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陈维稷与科技界、经济界的专家、知名人士以及海外华人有广泛的联系，在人们中间有很高声望。不少海内外学者和知名人士有困难找他，他总是热情帮助，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妥善予以解决。正是陈维稷的负责态度，很多学者和广大科技人员感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加强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

陈维稷知识渊博，具有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对出版事业十分关心和支持。他常说，纺织书刊是纺织职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要把纺织书刊出版工作作为提高科技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大事来抓。建国以后出版的一些全国性纺织学术期刊，如《纺织通报》 、 《染整通报》 、 《纺织技术》 、 《纺织学报》等，都是由他确定编委会成员和主编人员，确定编辑方针和计划，有时亲自撰文和撰写编者按语。他对各个时期的出书方针和出书重点都有明确指示。他强调要抓好图书选题规划，并指出，出书要有远见，要有针对性，要讲究出书质量。

编写《染料索引》

陈维稷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张亲笔摘录的重点书目，每当出版社领导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拿出这张书目单，逐一询问这些重点书的编辑出版进度。他很重视教材、词典和工具书，对这些图书的编写目的和编写方法都提出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预见到必将来临学习科学技术的高潮，提出编写出版纺织工业各行业的实用手册，并亲自写信给有关省市纺织厅局，要求抽调人员编写。这批手册是中国一整套总结纺织生产技术经验的重要工具书系列，共有15套41册达1600万字以上。编写内容突出了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代表性，出版后在纺织界反映强烈，对纺织行业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其中有一套《染料应用手册》 ，他亲自审阅原稿，认为很有价值，要求组织原班人员进行修订补充。1983年当他看到该书部分分册出版时，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的《染料索引》 （《染料索引》为英国出版的著名印染工具书）。

倡导纺织史的研究工作

陈维稷具有较好的国学基础，重视古代文物，晚年倡导纺织史的研究工作。1972年长沙马王堆古墓中的出土文物，轰动了国内外，特别是受到中外考古学家的重视。国家文物局将出土纺织品的鉴定分析研究工作委托纺织工业部安排落实。在陈维稷的主持下，1973年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组成文物研究组，并有上海丝绸公司参加，他要求上海纺研院通过完成这项任务培养人才，要求研究组用纺织技术、现代化仪器分析研究古代纺织印染、刺绣、服饰的传统工艺技术水平，使我们在纺织丝绸史、印染史、刺绣史、服饰史方面的鉴定研究工作，达到新的高度。同时，他还指出，通过发掘中国纺织丝绸的传统工艺品，可以搞出新产品、新品种，做到古为今用，产生经济效益。上海纺研院投入了纤维、纺织、印染等方面的专业人员8名，花了三年多时间，对丝麻纤维的品种结构形态，测试了数据，拍摄了图版，第一次发现了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和花鸟绮、绒圈锦、型版印花丝绵袍等有重要价值的珍贵实物，写出了全面鉴定报告，文物出版社为此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研究》 ，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重视。

主编

1977年应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要求，陈维稷亲自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由纺织工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组成编委会，组织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华东纺织工学院等单位派人参加。该书于1984年正式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古代纺织科技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的专著，开辟了中国纺织科技史的研究领域，引起了海内外专家的注目。日本京都纺织界来函要求主编人在世界织物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德国一位博士把书中有关织机部分译为德文出版。该书在1989年曾获得国内科技史著作一等奖。此书的英文版，也是由陈维稷生前亲自修改定稿，于1992年正式出版。

审阅

1979年，他又接受钱之光部长的委托，审阅纺织工业部研究室编写的《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 （上、下册），他认真审阅，并指出不妥之处如何修改，最后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以后，又亲自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这样一部重要著作。

第一个纺织博物馆

在陈维稷的倡导下，纺织史的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在他的支持下，江苏南通出现了第一个纺织博物馆。随着丝绸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浙江杭州建立了中国丝绸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也相继成立。纺织工业部又进一步部署了中国近代纺丝史的研究工作。弘扬纺织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开端。

维护国家利益

陈维稷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非分明，坚守岗位，蔑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维护国家利益。

廉洁奉公

陈维稷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他家的住房是建国初期国家分配的小四合院，家具简陋陈旧。单位里几次要为他换房和添置家具设备，都被他拒绝了。他的一件大衣还是建国初期出国时缝制的，一直到逝世都没有更新过。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儿子结婚，央求他去申请住房，他说：“按规定办事，不要去争，我也决不去讲情。”他逝世后，钱之光部长赞誉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是对他一生为人的精辟概括。

平易近人

陈维稷既有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革命经历，又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所不具备的高学历，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他平易近人，尊重别人，待人宽厚热情，爱护和注意培养中青年干部。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他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永远值得人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