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棐（1505- 1559），字汝忠，号文冈，河南开封府鄢陵县人，匠籍，国子生，治《礼记》，嘉靖九年（1530年）河南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十四年会试第八十二名进士，授中书舍人，二十一年任礼科给事中，二十三年陞右给事中，二十四年上疏除胡邪，正祀典，昭华夷大分，废黜了忽必烈的祭祀，陞户科左给事中，直谏敢言，不避权贵，因忤上旨，二十六年谪为大名府长垣县丞，历宁晋县知县、泽州知州，召还朝廷授刑部员外郎，陞刑部郎中，二十八年恤刑陕西，历山西提学副使、陕西按察使，三十六年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三十八年（1559年）以疾致政而还，九月末旬卒。著有《文冈集》二十卷，《八阵图说》二卷、《火车阵图考》一卷。

弘治十八年（1505年）八月十三日，陈棐出生。

嘉靖九年（1530年），河南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

嘉靖十四年（1535年），会试第八十二名进士，任中书舍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五月二十六日，任礼科给事中。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二十七日，请世宗行大阅大射礼。

十月十日，劾奏乡试冒籍之因，历陈京闱之弊，得旨。

十二月二十二日，世宗从陈棐奏，命查武学，冒籍者尽罢黜之。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四月一日，陞礼科右给事中。

六月十七日，弹劾江西四川提学副使陆时雍、周复俊旷职，宜改调，疏中复陈五事，严巡督之限、重陞任之规、宽教职之途、兼本实之尚、酌岁贡之法，皆得旨。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正月十七日，上奏除胡邪，正祀典，以昭华夷大分。

二十日，奉圣旨“该部看了来说”。又上疏以闰月明闰位，申论胡祀当黜之极。

二十九日，奉圣旨“这所言说的是，礼部并会议来说”。

二月七日，奏疏通过，世宗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

五月十四日，陞户科左给事中。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月二日，上疏陈河道事宜，除水患以祛民害，减河役以苏民困，皆报可。

二月二十日，给事中陈棐将朝觐官敕谕衍作官箴十章上之，得旨：“陈棐舞弄文墨，辄欲比并敕谕，风示在外臣工，甚为狂僣，令陈状棐引罪，命降一级，调外任用。谪为大名府长垣县丞，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陞宁晋县知县。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陞泽州知州。居官清直，吏民不扰，贮书造士，升刑部员外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二月十八日，遣刑部郎中陈棐恤刑陕西。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为山西提学副使。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六月一日，陞陕西按察使陈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十三日：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棐奏言：“甘肃一镇所设官皆武职，虽有监督通判，各卫首领率以年老，监生及杂职充之以无提调学校助宣教化，宜令今后通判员缺以科目出身者铨补，即各卫首领官亦宜选用通敏有学术者。”报可

嘉靖三十八年（ 1559年）五月三日，上言御虏六事，一劾功罪，二纪重伤，三辨番汉，四留空堡，五施药毒，六行间谍，兵部议复，诏行其议。

以疾致政而还，九月末旬卒。

礼科右给事中臣陈棐谨题，为愤切丑虏横逆，恳乞宸断，除胡邪，正祀典，以昭华夷大分，以明万世纲常，弘圣作以预消虏患事。

臣惟天极尊于上，地维奠于下，圣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圣人于中国，是以函夏为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立华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区界之以风气，殊别之以语言，辨异之以衣服，乃二仪开辟之所建，而非人力之可溷也。

故内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华，如夜之不可为昼，履之不可加首，此万世之纲常，天地之大义也。故蛮夷猾夏，征诛必加，戎狄是膺，籍称厥功，《春秋》予夺，炳若日星也。

臣见近来北虏众强，稔恶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泽潞，昨年犯紫荆矣。而我边氓逋掠在彼导之攻劫，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

夫北虏而犯我中国，是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虏，是以夏从夷也。履霜坚冰渐不可长，臣愚窃谓今日治安御攘之方，固欲群策之毕举，而第一莫大之务尤自于严内夏外夷之辨，以明万世之纲常，以正百代之典礼，如今日纲常典礼之极有关系者，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国圣帝明王之列是也。

既当祀胡虏之君，又何以禁胡虏之侵？既当礼其神，又何以遏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昼度夜思，辗转而竟不可觧，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庙之建，所以崇德报功、昭极明统、奉上天以尊中国也。故自盘古以迄于今，上下数万千年，历数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汤、周武，曰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兹数君者，纯金美玉，无少疵议，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统相承，所谓“功德”者有功于中国，非谓强其本国也。所谓“大统”者，承帝王之正统，非但言其一统也。择之其严，取之甚精矣。夫何十数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称为世祖者厕于其间？

夫蒙古之元，其先则孛端义儿，其姓则奇渥温氏，其居则乌桓之北，其所谓“铁木真”而元人称为太祖者虽荼毒中原，犹未殄灭南统，迨忽必烈时力愈强而恶愈肆，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言中国以胡语，译中国之书以胡字，官中国之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斁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则变夏于夷。当是之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域，尽沦胥而为夷狄矣，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于我中国帝王，实得罪于天地也。若以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国也；若以承统，是得统于夷狄，而非得统于帝王也。

我太祖膺图抚运，起而驱之，神功圣烈，所以掀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驱开辟以来中国所本无之夷狄，复开辟以来帝王所本有之中国。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绝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绝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察紊华夷之限，而无以深著圣祖驱胡之功耶？

臣尝捧诵我太祖《谕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猗与大哉！我圣祖森严数语，凛如秋霜，据斯言也，使圣祖兴于忽必烈之时则忽必烈亦首驱逐之夷狄，生既不可以居中国而治天下，死岂可以庙中国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圣人祖之本心也，是则当然也。

臣又谨考国初太祖高皇帝因礼部尚书牛谅奏：“三皇开天立极，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庙，春秋享祀，宜令太常寺掌之。”上谕：“五帝三皇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独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庙也。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圣祖之原议也，是则当黜也。

臣又庄诵《大明会典》：“洪武六年议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于京师立庙，每岁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庙于京师。”止言汉、唐、宋，则无元可知矣。而下列位号乃及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圣祖之定制也，是则当黜也。

夫祀此胡君，既非我圣祖之本心原议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于今者何也？国初诸臣定礼仪制者成之也。诸臣多曾中元进士，受元爵禄，于此不过欲强假元以帝统，谬予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顾胡国豢养之私恩而不念中国天地之大义。臣为国初诸臣深惜之也。

然圣祖不斥正之者何也？圣祖固见于诏谕者每曰“朕本淮右庶民”曰“朕本布衣”明非元臣也，圣祖之意祗以生于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暂祀之耳。睿见渊衷，岂不谓一再传世，圣神子孙既与胡元渺无关涉，自有善继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百余祀，袭常踵旧，视若当然，因而不改。臣知太祖在天之灵亦必切望黜此胡鬼于冥漠之中矣。

夫礼乐必待百年而后兴，制作当俟千圣而不惑，此所以当黜祛更正，不能不望于今日也。

仰惟皇上，道合重玄，权操三重，郊庙群祀之典无不厘正精当，于太庙之配享者，曾去姚广孝矣，以其尝从胡教也；于孔庙之从祀者，曾去吴澄矣，以其尝仕胡朝也，而胡君之鬼顾可祀于帝王之庙而不去哉！

我皇上崇正黜邪，于胡佛之宫、之像、之骨屡辟除之。夫佛氏诚宜除之，然犹胡邪之无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强有力干取大器，枭雄稔恶，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顾庙貌而神礼之，彼岂不阴助其党，以梗皇上圣神驱胡之妙用哉！

胡君之鬼绝不可崇祀于帝庙，如胡佛之鬼绝不可崇奉于中国也。胡佛不可以继道统，而胡君岂可以继帝统哉！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汉、唐、宋，中国帝王之正统也；秦、晋、宋、齐、梁、陈、隋，中国帝王之变统也。胡元盗居中土，变统之变者也。此儒贤之定论，而我皇上明晰之素也。

今帝王庙所祀皆正统者，变统者皆弗祀矣，而变之变者顾可祀乎？秦、晋、隋，有元之一统，而非元之夷狄，而顾不可同元之祀，秦、晋、隋诸君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晋、隋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仇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于宋之子孙何如也？读史而至此，当为乾坤一堕泪，而宋祖以骨肉之恨，与忽必烈实不同戴天之仇也，而乃使之共座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

非惟宋祖之仇也，诸皇帝王实羞之，诸帝王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国而驭四夷，岂意数千年后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变也。今使腥膻之鬼、披发左衽之裔，列之于一堂，臣知诸帝王之心必不安也，羞其与夷狄并列也。

非止羞其为夷狄也，羞其为禽兽也。何也？《大明一统志》，我朝钦修之信史也，内载元氏之祖实苍白狼所出，志载之言必有明征，若诚然也，是胡元兼夷狄而禽兽矣，而可与诸帝王同庙以秽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独出之见，正百王未备之章，能决去此胡无疑难也。失今不去，后鲜能去之者，臣不忍令天下后世谓中国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庙之初建，修撰姚涞已尝奏称元世祖不当与祀，当时礼官不能集议一洗前讹，而谬引“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陋说，竟使涞之正奏沮格未行，迨及流患。

夫《春秋》谨华夷之辨，故韩愈氏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明指诸侯而夷行者，如春秋荆吴之类耳；“进于中国”谓慕义秉命，臣于中国也，如是则中国之焉，非谓窃中国之统、盗中国之土、如胡元之真夷者而可中国之也。礼官引此语以宽假胡元而不识夷字，遂至背盩圣经，诬民惑世，是谓邪说甚于洪水猛兽之灾，启夷狄侵乱之祸者也。

如曰“待胜国当厚”，臣谓：太祖于元之末主，纵之北遁，封其孙为崇礼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优厚已过矣。夫彼原为胡地之人，没有胡地之依，亦奚赖于我土之庙？而顾以堂堂中国，强祀一漠北胡鬼以示厚哉？

如曰“在祀典已久”，臣谓：制度礼乐因时损益，但当论其理之可否，不当论其祀之久近，我皇上登极以来所厘正者，孰非国初之典秩耶？胡元窃据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也，太祖一旦起而驱之漠外，无遗蔓焉。是我太祖之驱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皇上之驱胡鬼，顾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

惟我皇上乾断，奋然议黜其祀，是圣祖驱胡元在世之君，皇上驱胡元既没之鬼，扫荡廓清之功，皇上当与圣祖一也。臣谓帝王庙祀当议黜胡君者若此。

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

国朝于历代帝王陵寝之祭，传制令官，各有岁时，甚重典也。臣考方舆图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处俱实有陵墓；惟顺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志，绝无陵所，不知何凭祭之？

臣闻胡元没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筑为陵，不知去我朝边圉之外几千百里也。今遇每祭，但权于府西庙址扫堦席幄以毕事。

夫既曰“祭陵”而祭实无其陵，既非祭地而祭于空地，以禁阙之旁而望空祀一旧尝窃据之胡鬼，其谁曰宜乎？况陵墓无望祭之礼，而华夷天限，隔阂封疆，其何所望乎？

臣以为祭元世祖陵，义亦无据，通罢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之绝当除，此祀典之决当正，既而承乏言官，兼窃礼省职司，如彼其专也。遂叨连任已几三年筹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难前却，不敢建明，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念是辄不量力，审势献一得于圣明之前，以求不负于心，不负于所学，不负于中国帝王。

伏望皇上，俯赐察纳，行令该部会议，备考太祖檄谕并诸革元之旨，质以《春秋》内夏外夷谨微之大义，将帝王庙所祀忽必烈及木华黎、博尔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毁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绝根本。仍敕该部详查所谓“元世祖陵”委实在何地方，考经据理，较之伏羲以下帝王见有诸陵应同否致祭，如果顺天府原无此陵，或远出国家舆图之外，既议罢祀。

然后皇上以黜胡尊夏、厘正祀典之大义诏谕海内，必有以发舒华夏之气，震警旃裘之心，续议重委本兵，严责总督将帅，练军阅武，招亡行间，募勇设奇，以为必可胜敌之计，是大义既明则士气自奋，气既奋则兵威自扬，斯可以繋不孩之颈，枭台吉之头，致之阙下，以奠中国万万年磐石之安，诚大圣之作，为旷世之事业也。

臣鄙见如斯，胡鬼有知，当先自愧遁；或能殃咎，宜加臣身。臣愤切衷怀，不自觉其词之过激，惟冀皇上优容体悉，虚听勇行。臣不胜干冒，战越之至。缘系愤切丑虏横逆，乞宸断，除胡邪，以预消虏患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题二十日，奉圣旨“该部看了来说”

礼科右给事中臣陈棐谨题，为以闰月明闰位，申论胡祀当黜之极，以仰禆圣明裁断事。

臣窃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夫二者之系于国家，其大实相等，而其事亦实相须也。故臣于昨者具题谓圣天子欲振灭胡之策，当先革祀胡之典。伏蒙皇上俯纳臣言，下部看议。臣但当跧伏下风，以俟观圣天子作新礼度之正，亦复何言？但臣作疏秖历推圣祖革元之心，并发明圣人贱夷之义，而于胡元之非统者犹未详论。臣谨再披沥以献。

臣惟天帝运四时以成岁功，人帝参三极以立世治，故天帝运于上而岁统以禅，人帝立于下而世统相承，是岁统之与世统交相明者也。故世统之有闰位，如岁统之有闰月，既闰月之日不可以建庙，则知闰位之胡不可以祀庙矣。盖正月者，四时之首也，大居乎正，复端于始，君位之象也，故《春秋》书“春王正月”所以重五始之要，大一统之治也。

夫既曰正月宜乎无闰矣，而于此有闰焉。《周书·周月解》曰：“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乃附月之余分也。故胡元虽窃居中夏，不过闰位，如此闰月而已。闰月为天之余分而非正候，如闰位为国之变纪而非正统。

我皇上抚五辰而凝庶绩，齐七政以授人时，故举大事不用闰月，如今日钦天监拟闰正月为太庙上梁之吉，皇上神志天聪，摈而不用，改卜二月之中。

夫闰月之余分不可以竖太庙，而闰位之胡裔岂可以祀帝王庙乎？故以胡元而使常祀帝王之庙，固非所以重帝王之祀，亦非所以重帝王之统矣。

胡元窃帝王之统，自有书契以来所未有之变也；惟其变为书契所未有，故其统亦书契所未论；惟论之当自我明始，故论亦当自我明定。臣试举我朝二三儒臣之正论，以定胡元之是非，惟圣明裁焉。

臣谨按国朝儒臣方氏所著《统论》有曰：“正统之说立而后人君之位尊；变统之名立而后正统之说明。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其一夷狄也，彼夷狄者，先王以禽兽蓄之，不与中国之人齿，亟举而加诸中国之人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夫犬马一旦据人之位，虽三尺之童皆能愤怒号呼，持挺而逐之；士大夫诵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为之辞，其亦可悲矣乎！”臣据此言，谓胡元决不可予之以统也。

又按我朝儒臣丘氏之言有曰：“鞑靼远在朔漠不毛之地，一旦恣其虎狼之毒，据我帝王所自立之地，彼自称曰皇帝，吾亦从而皇帝之。生其时者，在其刀锯之下，亦无如之何矣。后世之史臣，背吾孔子之家法，而忘我圣人《春秋》之大戒，世道之责，将奚赖焉。”臣据此言，谓胡元决不可予之以帝也。

又按我朝儒臣蒋氏之言有曰：“元乃夷狄耳，不足以承宋之正统也明矣。当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直接宋传，故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也。秦、晋、六朝、隋、五代之与胡元，俱以变统书之，此古今之通义，万世不易之公论也。”臣据此言，谓我朝统当直接乎三代汉唐宋而不承乎胡元也。

夫我太祖高皇帝虽未亲承宋统而其正统自相传继，况宋之恭帝实没于胡元吞灭壬申之间，而我太祖继帝位于大明戊戌之岁，相去止三十余年，计我圣祖挺生之始尚当宋帝在生之时，是其大意天统自有默相授受者，当胡元纯阴之世，如晦冥之夜，宋之日虽沦薄于虞渊蒙谷之际，而我而我大明之升，阳精赫炽，已潜旋环转于坤舆之表，灵耀光晔，徐勃勃于扶桑旸谷之间，直与宋日相接矣，胡元岂能干之哉！臣所以决谓胡元不可承中国帝王之正统者，明我太祖得国甚正，得统甚正，自不承乎胡统也。

炎汉之兴，在于秦并六国之后，似乎汉承秦纪也，然汉儒之论谓秦为闰位，而直以汉接周之正统，是则我明之正统岂不直接乎宋哉！胡元得比于秦亦已幸矣，而能乱中国之正统哉！今日胡君之祭不祭，胡君之拜不拜，关系胡君之统不统也。一祭拜之间，而天下万世之大义在是，又岂可轻耶！

臣闻郑众之在汉也，为给事中而决不肯拜单于，乃其言曰：“诚不忍持节以拜毡裘。”胡铨之在宋也，上封事而论不可拜金虏，乃其言曰：“诚不可相率而拜犬豕。”臣愚任同郑众给事之官职，有胡铨封事之责，诚不忍见行拜胡之礼于庙庭之中，为二臣之所羞也。况郑众所处之位，小臣也；胡铨所处之时，弱国也，而犹知拜虏之为非，则夫际全盛之朝，列通显之秩者，又当何如此耶？臣之所以切有望于今日也。

臣之所论止胡之渠魁而已，犹未及其党也，□□□□□□□□□乎贤者，则凡仕元朝而饰元史者，皆不能恕□□□以胡人而仕于胡元之朝，尚可恕也，以吾中国之人而仕于胡元之朝，忍心事仇，未可尽恕也。以元史而称胡元为帝尚可通也，修吾中国之史而称胡虏为帝，曲笔叛经，未可尽通也，此皆臣欲次第论之者，如许衡诸人是也。

然犹未敢遽论也，何也？治盗者当先讨其首恶而已，其被贼胁从与夫为贼出脱者，其罪稍有等差，故未敢遽论也，此非臣之过说而必欲以贼加之也。《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究。”以夷狄犹寇贼同也。《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以戎狄与猛兽乱贼同也。书传圣贤之论已如是也，孰谓盗贼猛兽之流而可祀哉！

或谓“忽必烈入我中国，亦必渐用我中国之礼乐文物矣。”臣以为此未考之甚也，志载之言且未悉数，臣有易见而明征者矣，都城内金城坊别有忽必烈旧庙称为元世祖庙者，春秋顺天府官每于此祭，三年传制遣太常生祭陵亦如此祭其庙，收有忽必烈旧像则取其像设之，臣尝□观见其□□椎髻□衣□袋，帽则胡帽，靴则胡靴，斯则忽必烈之真形也，公然一鞑子也。观此则忽必烈之在当时，虽僭窃尊号而依旧全用其夷俗，岂可以吾皇朝鼎建景德崇圣之殿而崇祀若此之胡鬼，使惑天下而辱帝王哉！

夫尽言论事，愚臣之职也；据经守礼，陈之于一时者也；议礼制度，圣主之权也；立极昭范，垂之于万世者也；不遗葑菲者，明之精也；谋及乡士者，圣之公也。伏望皇上采臣一时之言，重□万世之则，不为葑菲之遗，而考乡士之谋，敕下礼部，将臣所言及诸儒臣论说与臣前奏通行详议，并查忽必烈旧像系何等形貌冠服，实悉具奏，庶验臣言合乎天下之同情而非一己之肤说，然后皇上奋九五位龙德之刚明，以去百十年胡君之冒祀，不为天下万世一大快事哉！

臣不胜惓惓，恳祈待命之至，缘系以闰月明闰位，申论胡祀当黜之极，以仰禆圣明裁断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题二十九日，奉圣旨“这所言说的是，礼部并会议来说”

又奉圣旨：“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着帝王庙并墓祭都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