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俄语：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21日－1980年12月18日），苏联政治人物，1964年10月15日至1980年10月23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1904-1980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世纪60-70年代与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并称，是当时的“三驾马车”之一。以经济专家和务实派著称。

1904年2月21日，柯西金生于彼得堡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1919年苏联国内战争最激烈时期，15岁的柯西金参加了红军。1921年退役，进列宁格勒合作社中等技术学校学习。1924年毕业，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地的消费合作社系统工作。1927年入党。1930年，柯西金进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学院攻读。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日梁鲍夫纺织厂当工长、车间主任。两年后任十月纺织厂厂长。在苏联三十年代后半期的肃反运动中，列宁格勒地区原党、政领导多被撤换。由于柯西金性格沉稳，处事老练，又懂得经济技术，很快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的重视。柯西金于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部长。同年十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时年34岁。

1939年，柯西金被调到莫斯科任苏联纺织人民委员。当时苏联纺织业很落后。他在同年举行的联共（布）十八大的发言中，尖锐指出纺织工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破除技术保守”、“学习美国工业经验”等16点综合改革建议，博得大会的好评。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0年，柯西金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参与改组国民经济和工业基地东移的组织工作。1941年7月，他兼任疏散委员会副主席，并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的特别监察小组。在该小组监督执行下，1941年下半年有1000多万人和1360多个大企业撤退到东部后方。1942年上半年，柯西金作为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留驻被封锁的列宁格勒，负责保障城市供应工作，并参加当地党政机关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直接领导疏散列宁格勒市民。在此期间，由他负责监督“关于在拉多加湖敷设湖底管道”决议的实施。战争后期，他作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执行党和政府一系列决议，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加紧军需生产，完成支前任务，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1946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柯西金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当选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8年递补为政治局委员，兼任财政部长。1949年起改兼轻工业部部长。不久，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П·С·波普科夫被捕，柯西金的一些友人和亲戚也受牵连入狱，被称为“列宁格勒事件”。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将中央政治局改称为中央主席团时，柯西金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柯西金被解除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部长，后改任日用工业部部长。

同年7月，内务部长贝利亚以叛国罪被处决。波普科夫等人全部获得平反。柯西金遂复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继续主管轻工业。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中央经济机构进行了频繁改组。柯西金职务也几经变动，但一直负责中央经济计划工作。同年12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决定采取措施来“根本改善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年度计划工作，并授权国家经委灵活地解决在完成国家计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柯西金被免去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专任国民经济短期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7年5月，苏联撤销了国民经济短期计划委员会，把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统归国家计委负责。柯西金改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1957年6月，柯西金支持赫鲁晓夫反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递补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第三次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年兼任国家计委主席。1960年5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出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负责工业、计划、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工作。

此后，柯西金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在国内活动方面:1960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1961年6月在全苏科学工作者会议、同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等场合发表了涉及苏共内外政策的重要讲话。在对外活动方面：1961年2月访问印度，强调“苏印合作”和苏联的“和平”对外政策；1964年6月访问意大利，主张“发展两国经济联系”。

柯西金全力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制定的政治路线和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与赫鲁晓夫也有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本人后来曾说，他与柯西金“有过许多摩擦”。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泛滥。由于在制订七年计划上的“冒进和失算”，许多计划指标远远没有达到；加之在农业上采取高征购、合并农庄、扩大农场、强令种玉米等政策的失败；使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速度明显下降。1951—1955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5%，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2%，而1961—1965年分别下降到6.6%和8.6%。1962年取消了统一的党委会，从中央到地方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后；工业同农业更加脱节，各部门的领导关系愈加复杂化，严重影响了计划生产和居民的正常供应。加以干部不断撤换，党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柯西金觉察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和赫鲁晓夫已不得人心，1964年10月参与了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筹划的撤换赫鲁晓夫的活动。

赫鲁晓夫下台后，素以“经济专家”和“务实派”著称的柯西金被推举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上任伊始，即把扭转经济局面作为当务之急。他一方面积极着手进行新经济体制，同时对经济进行调整。

1973年和1978年，柯西金的两名副手波利扬斯基和马祖罗夫先后被撤掉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在出兵阿富汗的决议书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二把手苏斯洛夫、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都签了字。只有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没有签字。1979年11月、1980年6月和10月三次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连续批评政府经济部门，对经济状况表示不满，实际上把经济方面的问题委过于柯西金，使柯西金处于困难境地。加之柯西金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症”，1976年后曾几次病倒。1980年10月，柯西金以“健康欠佳”为由，请求辞去党和政府职务。同年12月18日，卒于心脏病复发，终年76岁，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内。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年4月苏共23大之后，主席团改称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推出“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推行新经济体制曾经使苏联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新经济体制很快就被斯大林模式的旧体制所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联也因而丧失了冲出斯大林模式狭窄樊篱的大好时机。柯西金改革的悲哀已经预示着苏联的命运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当时的重要措施是下放一部分企业的管理权，扩大厂长，企业经理在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权限，提高赢利在评估企业实质中的地位。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开展了历时一年的“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利别尔曼建议的中心意思是，以统一核定的部门资金赢利水平作为企业的编制计划的基础，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企业。讨论深入到苏联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问题，尤其是关于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还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表示：利别尔曼的建议是宝贵的。此后，少数企业开始了利别尔曼建议的某些试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经济学界围绕经济改革问题，讨论仍然比较活跃。其中突出的是利西奇金于1966年2月27日，在《消息报》上发表的《生活提出修正》一文。该文提出：把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危机划等号，把计划看作是给经济生活带来秩序的惟一创造性力量，这是违背事实的。“不以市场为依据的计划如同不以计划来组织市场一样，同样无法克服比例失调。只有把计划和市场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经济领导体制。”这说明，经济理论的活跃，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舆论准备。

1965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学院生时说到：“目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正在大力进行工作，以制定旨在根本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计划和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国民经济中经济刺激作用的措施。”勃列日涅夫在此前后的几次讲话，都表示苏共中央在筹划新的经济体制改革。

1965年9月27—29日，勃列日涅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在27日的会议上，柯西金作了《关于改正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长篇报告。柯西金指出：工业中现行的管理、计划和刺激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经济技术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在目前条件下，要求在生产管理和计划工作上有巨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为此，柯西金建议：一是要完善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的经营主动性和经济刺激；二是应当改进管理工业的组织。

关于完善计划工作是围绕如何扩大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和主动性而提出来的：取消对企业的过多规定，用价格、利润、奖金、贷款等手段，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为此，柯西金建议：在企业规划中，以规定企业的产品销售量任务，代替原来的总产值指标。这样，国家计划机关只给企业下达产品销售额、工资基金、利润额、预算拨款和预算缴款等8项指标；其余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平均工资数、行政管理费预算等指标，都由企业独立规划，无需国家计划机关批准。国家计划机关下达给企业的指标数，从原来的30项中减少了22项。

为使企业更关心自身产品的产量和利润额，使企业的每位员工不仅关心自己所完成任务的经济效益，也关心企业的总效益，柯西金建议：每家企业都要靠所得利润的提成来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要靠所得利润的提成来建立职工物质鼓励基金，利润越高，基金越多。今后，企业的基本建设也将由国家预算拨款改为由银行长期贷款。关于改进工业的管理，柯西金提出：按部门管理代替原来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即以“块状”管理，代替“条状”管理。

9月29日，根据柯西金的报告，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决议要求从领导经济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经济方法过渡，从3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提高国家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二、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三、完善经济核算，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但是决议规定：对于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投资、价格、劳动报酬、财政等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仍必须奉行统一的计划。

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对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措施，都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使企业的权利和义务都具有法律地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就正式出台了。1966年，先在704家企业进行试点，以后迅速铺开。到1972年，全国有43000家企业实行新经济体制，占全苏工业企业总数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

新经济体制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相比，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扩大了企业在利用固定归它的财产方面的权力，实际上是赋予企业自主地使用该企业流动资金的权力。企业的流动资金总额由国家计划核定，但是按项目分配则由企业自主地决定，而且上级机关不准收回固定给企业的定额范围内的流动资金。这样，企业就可能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来配置资金。

二、扩大了企业在利用设备大修折旧提留方面的权力。企业有权将设备大修折旧的90%转作生产基金，由企业自主地决定，或用于改装设备，或留作以后技术革新费用，不再上缴。

三、建立了归企业自行处置的企业基金。企业基金虽然是1958年开始设置的，但限定只能提取企业当年利润的6.8%，1962年又降为只能提取当年利润的4.5%，而且对使用范围也规定得很死。因此，对企业和员工的刺激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企业可以从计划利润中提取1—6%、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30—60%、从设备折旧中提留90%作为企业基金。企业基金完全由企业自主地决定，用于该企业的发展生产、文化设施、住宅建设、物质鼓励等费用。新的刺激制度在于借助价格、利润、信贷等经济刺激和通过工资制度改革，使员工从物质上关心自己和企业的工作成果。

四、实行接近市场的“完全经济核算”。苏联企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实行经济核算。这种经济核算只要求以收入来抵补生产费用和销售费用。这样的经济核算，没有将企业的财务活动结果同费用支出进行比较，因而不能刺激企业经常地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核算徒有其名。“完全经济核算”将经济核算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与企业之间同时建立经济关系；企业有权以最有效的方式安排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按市场关系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企业在法定基金范围内，自主地制定费用开支，享用银行信贷，用结算帐户上的存款领取银行利息，以物质奖励优良的工作成果，对合同签订单位互负物质责任。因此，“完全经济核算”可以看作是苏联经济核算的新阶段。

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工业生产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额，比全行业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利润率则高出一倍。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8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完成得好于以往的五年计划。企业和全社会都盼望新经济体制改革能更深化下去。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七十年代中期，作为保证苏联经济增长的粗放因素的作用已大为削弱。如劳动力短缺现象日趋严重;用大量增加投资的办法来扩大再生产可能性受到很大限制等。五十年代，苏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的基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而到1971—1975年下降为8.3%。从资源情况看，由于欧洲部分的易开采资源渐趋枯竭，资源开采基地不断东移北移，运输条件恶化，开采费用提高，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和资源开采量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样就使得苏联经济在七十年代后增长速度又呈现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柯西金在1976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强调， “十·五计划”（1976—1980）是提高效率和质量的五年计划，要继续沿着集约化的途径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改进国民经济一切环节的工作质量”，是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柯西金提出要“特别严格地遵守国民经济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继续执行有利于农业的极为重要的积累再分配的路线”。他特别强调科技作用，提出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强科技进步”。

柯西金为了促进苏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贯重视对外经济联系。任内，他曾多次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经互会会议，参与制定经互会“一体化综合纲要”，“一体化法”等一系列章程和决议，强化经互会体制，同时，大力发展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争取西方的投资和援助，引进先进技术，以此来发展苏联新兴的化学工业部门，填补汽车工业、石油勘探、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工业部门的某些空白技术项目。卡马汽车厂的一些先进设备，秋白油田的石油钻探设备，都是从美国、西德进口的。仅“九·五计划”期间共买进技术专利130项，“十·五计划”又增加了两倍以上。柯西金还重视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同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增加军事、经济“援助”，开办跨国公司（据统计共23个）和银行。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但是却遭遇连柯西金本人都料想不到的重重障碍。就新经济体制来说，它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实际上是想让计划考虑某些市场因素，然后间接地传递给企业。这种就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在实际推行中立即显露出它自身的缺陷。

首先，企业奖励基金的多少是与当年的工资基金直接相连的。为了做大奖励基金的总盘，企业经理们都想尽办法提高工资基金，根本不顾节约劳动力，造成从业人员膨胀。

其次，奖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是很不平衡的。据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统计，来自利润提成的物质鼓励基金，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得总额的81.7%，工人得总额的18.1%。实行新经济体制，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明显得益；工人得益不多，积极性不高。

再次，企业为了超额完成计划，往往有意隐瞒生产能力，压低计划产量。而且，企业在超额完成计划时也不愿超额太多，因为计划部门将根据企业当年达到的实际水平，作为明年计划的起点。一位经理坦言：“超额完成计划是危险的、冒险的事情。如果上一年总产值超额10%，今年超额5%，那么你就将遭到痛斥，因为增产速度下降了。”当然，奖金也泡汤了。

此外，即使以产品销售量代替总产值指标，也没能解决企业产品质量低劣、落后，满足不了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因为整个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即使产品质次、落后，消费者也无可奈何地只能接受。

新经济体制除了它自身仍然束缚在计划经济范围内所造成的矛盾之外，更严峻的是遭到来自苏联整个体制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和反对。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拉拉扬茨反对提升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反对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合同义务的条件下，有权买卖生产资料。他说：“按照国家计划把物资分配给基本消费单位（部、主管部门和加盟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必要因素。……要国家停止执行这项任务的任何企图，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将严重破坏经济发展。”拉拉扬茨还忧心忡忡地说：“苏联国家计委用来制定物质平衡表和年度分配计划的产品品名表被蚕食。几年前它约有3500个，现在大约剩1900个。”

更为严重的是，从新经济体制实施以来，各部机关几乎仍是按老一套办法在管理企业。这些旧领导方法的经常表现是：

第一，各总管理局、各部不根据企业的核算或者申请单，而是按照已达到的水平，加上指令性的百分比，给企业下达计划指标。这是行政命令在计划领导方面的传统做法。

第二，各总管理局、各部随意改变下达给企业的计划。1966年，苏联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日用器械机器制造部对它们在列宁格勒的企业，一半以上都变更了计划。有的总管理局就是不执行《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的规定。如《条例》规定：“企业有权向其他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组织，包括集体农庄在内，不经调拨出售按凭单推销不出去的产品。”1967年上半年，莫斯科钢筋混凝土六厂有11950立方米的盖板得不到销售凭单，周边城市却极需这些盖板。然而，莫斯科工业建筑总管理局却禁止该厂在没有销售凭单的情况下，向周边城市出售这些产品。

第三，稀缺物资、原材料的分配，仍然是原封不动地由上级机关按指令性计划分配。逐步把物资技术供应转向有计划的批发贸易尚未实行，就被批判为“恢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

第四，企业虽有基金，却极难办得成实事。因为建造职工住宅、幼儿园和其他社会文化设施，都需要有建筑材料、设计文件，以及短期计划不饱满的建筑施工单位。而建筑材料、建筑设计和施工企业都归国家计划统一管理，只要其中缺一，就什么也做不成。何况企业基金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毕竟很有限。

此外，更为严重，而且难见于正式文字的是，厂长、经理们虽然都欢迎扩大企业的独立自主权，但是谁也不敢顶撞上级机关阻挠、限制新经济体制实施的种种行为。因为厂长、经理们的奖金、升迁，都由上级领导人决定；上级领导人随时都可以找出合适的理由，取消下属企业领导人的奖励，或给予行政处分。

新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如此艰难的局面，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毕尔曼在1967年第2期《文学报》上发表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所说：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祸根，惟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

凡此种种困难和层层阻力，表明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苏联已经到了必须冲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脱胎、发育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应当改变把由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财产”，把服役式地劳动的亿万群众说成是“企业主人”，等等之类的陈腐说教，走向市场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运行的斯大林模式，已经编织成从上到下，密如蛛网的斯大林模式官僚机构，以及彼此之间交叉联系的权利关系。斯大林模式的官僚机构是适应斯大林模式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已经习惯于斯大林模式的运作，并依赖斯大林模式而存在。当改革触及到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核心时，除了传统、僵化的观念阻碍之外，更强烈的是遭到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从上到下的抵制和反对。

提出和主持新经济体制改革的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生于1904年，1927年加入苏共。193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任苏联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以后，他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财政部长、轻工业部长、食品工业部长、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等职，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年以后，他一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他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倒赫鲁晓夫的密谋中，柯西金不是主角。他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准备发难的前夕才被告知的，并要他立即表态。他没有立即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问：“克格勃什么态度？”在被告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倒赫鲁晓夫的中坚人物之一后，才表示同意。柯西金在这一密谋中是随大流者。从柯西金的经历和一贯表现来看，由于长期从事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比较了解苏联经济的真实情况，但是一直小心谨慎，不在政治上犯险。当新经济体制遭到传统和官场的抵制、反对时，柯西金就给自己留后路了。1970年6月4日，柯西金在一次讲话中说：“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71年4月6日，柯西金在苏共24大上作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9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强调“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经济力量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当然，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新经济体制是继续深入下去，还是半途而废，关键取决于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当历史发展到这种时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言九鼎!

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所保留的。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强调：提出改善计划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工作有什么失败”，“而是为了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优越性来为人民服务。”他也没有讲加强经济刺激，而是强调“激发共产主义劳动热情”。以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苏联经济过去、现在都执行得很好，驳斥“出现错误的说法”。但是，不管怎样，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是赞同的、支持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希望有所改革。曾任《真理报》副主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入为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讲话准备材料的班子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勃列日涅夫赞成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认真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曾对陪同他散步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尼古拉（伊诺译姆采夫），我和你都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难道我们还不够勇敢吗？”勃列日涅夫接着就说起：必须在国内、党内和干部中间进行彻底的改革。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使他出现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改变了对改革的态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设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社会主义。这场改革，不仅再次触发了捷克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情绪，而且建设市场社会主义的进程，将使“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现实化为乌首；使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都难以存在。1968年8月，勃列日涅夫在权衡再三之后，决然出兵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它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其他国家改革运动的国家，也是不允许本国实行改革的。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前后，勃列日涅夫支持苏联经济学界开展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剿，视改革为洪水猛兽。60年代末，在苏共中央机关内已盛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改革的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一切!”

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作总结报告时，不再谈改革了，而是强调：“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是同经济的计划经营紧密联系的。未来的经济成就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工作的质量。”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经济发展工作归结为两条：一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经济的核心。

此时，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苏联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到了最困难，也是关键性的时刻。苏共24大不去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勃列日涅夫却背转身子，向斯大林模式落后的传统回归。因此，苏共24大成为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转向。

70年代中期，新经济体制改革已无声无息了。阿赫别基扬在1973年11月12日《真理报》上《依靠集约方法》一文中提到，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1064名企业经理所作调查中，80%的人诉说：上级机关像从前一样照旧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活动，违反《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给企业规定理应由企业自行制定的指标。一部分企业的计划在一年内修改1500多次，而财务指标根本不改动。

新经济体制将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限定在产品销售指标等8项。时隔不久，国家下达的指标数就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1965年新经济体制改革前的30项。像基金产值率、设备轮班系数等指标，都是国家计划机关新想出来的。1977年11月11日，瓦洛沃伊在《真理报》上题为《完善经济机制》的文章中，称苏联经济体制是“倒立的金字塔”：按理，企业自身应当决定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现在的情况却倒过来，最高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管理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企业只管照单生产。

国家计划机关还不断改变、扩大“产品销售指标”的范围。国家计委规定：从1974年7月1日开始，企业只有按全部合同完成订货计划，才算完成产品销售计划；企业奖励基金的提成应考虑产品销售计划的执行情况。

至于基建投资改为由银行长期贷款，基本上没有实行。1978年统计，银行长期贷款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只占13%；在新建项目中只占4-5%。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体制已被旧经济体制吞噬了。只是70年代毕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行事。于是，新经济体制被施行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

柯西金作为政府首脑，根据苏共的对外方针，积极从事外交活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他在这方面所起作用是明显的。1965年2月，他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和朝鲜，并曾在北京停留。1965年9月，围绕克什米尔的印巴武装冲突，柯西金出面参与调停。1966年1月，柯西金邀请印度的夏斯特里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塔什干会晤。印巴双方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宣称双方“有义务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同年6月柯西金访问法国，与夏尔·戴高乐商谈苏法合作问题。1967年2月访问英国。同年6月，他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之后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会谈，并访问了古巴。珍宝岛战役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发生铁列克提事件。中方吃了大亏。苏联以国防部长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甚至主张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完全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柯西金为避免两国开战，要求举行两国总理会晤。1969年9月，在北京机场举行两国总理会见，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 。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但中央还是怕苏联放的是烟雾弹，进行了全军战备大疏散。

柯西金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集体领导体制中居于“第二位”。苏共二十四大后，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的倾向明显加强，在揽过外交大权之后，逐渐插手经济事务。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签署发表第九个五年计划草案，多次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