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俄语：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或6月26日），苏联政治人物，苏联元帅，苏联肃反运动（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

1899年3月29日，贝利亚出生于格鲁吉亚麦尔赫乌利的一个贫农家庭。八岁时，贝利亚就读苏呼米的一所免费正规学校，他常常在放学后，为文盲写信赚钱。几年后，他开始在诺贝尔石油公司担任文员。

1915年，进入巴库机器制造学院学习建筑学。在学院的两年中，贝利亚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了学校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

1917年，贝利亚应征入伍沙俄军队。同年，沙俄政权被推翻；6月至12月，贝利亚作为水利工程分队的技术员前往罗马尼亚前线，先后在在敖德萨和帕什卡尼服役，因病受命返回巴库。1918年2月起，他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工人委员会代表秘书处工作。1920年阿塞拜疆被红军解放，贝利亚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被调到高加索非常委员会工作，参加了对反革命的斗争。

不久后，贝利亚被非常委员会派到了家乡格鲁吉亚，进行秘密的谍报工作。他初次闯入了间谍与反间谍的龙虎斗争的漩涡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格鲁吉亚有关反苏维埃的组织活动调查清楚，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不断被送回高加索契卡总部。贝利亚在此期间打进了孟什维克中活动，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以交换战俘的方法将他送回阿塞拜疆，第二次则将他打入死牢。但贝利亚在很多个月的活动中，早已组织了一批隐伏在敌人内部特务的他坐牢不久就得到朋友的帮助越狱。

当贝利亚返回阿塞拜疆后，被同事视为英雄，不久被任命为当地非常委员会的副主席。由于得到高加索地区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的提拔和栽培，贝利亚于1921年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

1922年，贝利亚使用“美人计”让时任外高加索政治保安局主席李定被斯大林撤职，贝利亚本人继任该职务；1924年，因镇压孟什维克的起义而被授予红旗勋章。

1930年，贝利亚在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与斯大林会面。斯大林十分赞赏贝利亚的工作效率和生活作风，曾建议授予贝利亚“红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格鲁吉亚、阿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共和国“成功地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所作出的贡献。

贝利亚决定进一步取得斯大林对他的欢心和宠信。他撰写并出版了《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历史》一书，共印9版，广泛传播，不仅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而且得到苏共理论家及斯大林亲信的重视，因为其中夸大了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革命中的作用。斯大林从此开始对贝利亚十分信任。

1931年，因平定外高加索地区党组织叛乱和矛盾有功，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34年，在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1935年3月17日，贝利亚第一次被授予列宁勋章；1937年，兼任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

1938年1月17日，在苏联第一届最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8月22日，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主席和一级国家安全专员，并成为斯大林政府的7个主要成员之一；同年，被正式调到莫斯科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开始负责全国的安保和肃反工作；1941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卫国战争爆发后，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年2月4日，国家协调委员会发布关于成员之间责任分配的决议，贝利亚负责监督生产飞机、发动机、武器和迫击炮的生产和苏联空军的相关执行工作，包括组建航空团，及时将军队转移到前线等，并在高加索地区指挥防御相关工作。战争期间，贝利亚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无论是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还是在前线，都展现了极高的办事效率。1943年8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诏令，授予贝利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同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94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头衔；同年9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行动局成立，贝利亚担任主席。

194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后，成为斯大林震慑恐吓各级领导的惊堂木，清除异己势力的急先锋，掌控政权机关的特殊手段，维护大权的秘密武器。

1949年8月29日，在贝利亚的监督下，苏联首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引爆；10月29日，贝利亚被授予斯大林奖一等奖。此后，贝利亚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地位突飞猛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临终前，已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接班作了初步安排。贝利亚手握实权，操纵马林科夫，成为实际的大权操控者。赫鲁晓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既感到威胁，又不甘心为贝利亚所制，因此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必不可免。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作为回报，马林科夫让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主要领导，赫鲁晓夫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实权在马林科夫、贝利亚手中。赫鲁晓夫则乘其不备和多数人与他的嫌隙，准备暗中拉拢马林科夫并联系多数政治局委员，采取欺骗、偷袭等办法，利用高层会议逮捕贝利亚。

关于贝利亚被捕和被处决有两种说法。根据原苏联克格勃官员、后叛逃至英国为军情六处服务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叙述，6月26日，苏共中央召开了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斥责贝利亚是“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的野心家”。贝利亚听到后惊讶地询问：“怎么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怎么抓起我裤子里的虱子来了？”之后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在场的委员纷纷痛斥他，当他向马林科夫求救时，这位好友别过头去。众人中只有米高扬缓颊说：“（贝利亚）只要接受批评，并能坚决改正，不是不可挽救的。”之后马林科夫按下电铃，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朱可夫便带着几名士兵冲进会议室逮捕了贝利亚；而苏联问题专家师哲在回忆录中回忆，他在接到苏共中央通知后立马与高岗前往苏联了解情况。赫鲁晓夫向他们介绍了具体情况：联席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马上指责贝利亚为“英国特务”，并不等贝利亚思索和回复，便喊了一声“拉出去枪毙！”，几名士兵便冲进会议室，将贝利亚押到了楼下的地下室执行了枪决。苏联政府原已安排好处理贝利亚的具体对外宣称日程和进度，但有部分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将此事透露给了西方国家，并由此传开。

贝利亚被捕后，《真理报》发表了《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的消息宣布：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在听取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联国家、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决定把贝利亚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同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出公告，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1953年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发布通报，宣布完成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23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贝利亚死刑并立即执行。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在格鲁吉亚进行秘密谍报工作期间，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格鲁吉亚有关反苏维埃的组织活动调查清楚，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不断被送回高加索契卡总部。正是由于贝利亚搜集的海量情报，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取得格鲁吉亚政权后，迅速消除了反革命组织，巩固了革命政权。

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政治保安局主席时，提出对秘密谍报组织内部进行全面整顿，统一领导。接着又利用契卡内部的骨干力量，铲除了南俄的反革命组织。1930年，外高加索地区党内发生了严重分裂，引起了冲突、动乱。这一动乱消息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立即将贝利亚以特别的身份派到外高加索地区，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负责那里的平息叛乱工作。贝利亚于一年后成功地解决了外高加索地区党组织内的矛盾，也因此被升为第一书记。

贝利亚继任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时，内务部已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大型军队。但叶若夫在任时枪决了大批驻外特工，严重破坏了对外情报网络。贝利亚着手重建了该网络。贝利亚任职时，正是斯大林清除反对派的年代。他对斯大林要惩处的人阴险狠毒、冷酷无情，制造假证，伪造侦察材料，排斥异己，诛除无辜，严刑峻法，残酷至极。与叶若夫向下随意分派指标抓人杀人的毫无章法不同，贝利亚领导下的肃反工作尊重苏维埃的司法程序，大面积抓捕变成高效率的定点清除。但在贝利亚的推进下，镇压规模急剧下降，并最终结束了大清洗的高压状态。1939年，有2600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而1940年则减少了1200人。据统计，1938年有279966人获释。1939—1940年间，在1937—1938年被逮捕而未定罪的人绝大多数被释放；此外，一些被定罪并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也被释放。

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在安葬斯大林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上。1953年3月17日，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发出照会，提议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所有建设指挥部移交有关部委，将古拉格移交苏联外交部。第二天，苏联部长会议就这个问题发布了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劳改营及其相关部门事务均被移交给司法部；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大赦令，对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重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证明可以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犯人，从拘留所予以释放。这项大赦令虽然只涉及被剥夺自由5年及5年以下和某些犯有渎职罪、经济罪、军职罪的犯人的获释和减刑，不适用因反革命罪、盗窃巨额社会主义财产罪、抢劫罪及谋杀罪的罪犯，但它却揭示了斯大林时期法制上的问题。因而，最高苏维埃司法部修改了苏联及加盟共和国的刑法。

1953年4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宣布，所谓恐怖主义方法谋害领导人的“医生案件”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遭到逮捕的人全数予以平反，捏造该案件的官员伊格纳切夫和留明已被逮捕。此前，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为平反公报争取了公开发布。实际上，贝利亚在3月就下令彻查该案件，并释放了所有相关人员。医生案件的平反被公认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被逐渐平定的开端。与此同时，许多斯大林执政晚期的冤案也在其调查下被逐个平反。

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议在节日停止在建筑物上悬挂和在游行队伍中举领袖像。同时，改革了户籍管理，规定在外地找到工作的农民可以领取临时护照，结束了苏联农民几十年没有身份证的历史。

贝利亚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重点发展了外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业。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大型工业设施投入运营（如泽莫-阿夫恰尔卡亚水电站），格鲁吉亚变成了苏联主要的工业产品生产地。截至1940年，格鲁吉亚的工业生产量比1913年增长了10倍，农业产量增长了2.5倍，农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向了亚热带地区的高利润作物。对于亚热带地区生产的农产品（葡萄、茶叶、橘子等），采购价格较高，而格鲁吉亚农民一度成为苏联经济状况最佳的农民。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支持马林科夫减轻农民负担．推行社会主义市场化，实行较自由的经济政策。

早在1939年时，贝利亚就知道西方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可以成功研制原子武器的事实。作为一名情报专家，他洞晓这方面研究的巨大潜力，同时作为拥有一定技术知识的政治家，他也洞悉原子武器蕴含的破坏性力量的可怕后果。不久后，他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分析核计划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而斯大林也决定弄清制造超级炸弹的概率，于是成立了一个由莫洛托夫领导的委员会，邀请当时权威的物理学家参与。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承认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这样一个计划的实施需要长期巨大的物资和资金投入，在国家战争临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贝利亚对委员会的结论不置可否，依然指示驻外间谍积极跟踪与原子武器研究及其发展前景有关的信息。1940年初，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了国外积极研制原子武器的新情报，但这一次斯大林并没有对核计划产生兴趣，他浏览了这些材料后说：“我们不会做这些，现在更需要坦克。”1941年9月，驻英间谍传来英国铀委员会给战时内阁的报告文本，指出原子弹可能在两年内制造出来，随后驻美间谍报告美国政府开始招募科学家建立原子研究团队到绝密实验室研制原子弹。贝利亚清楚斯大林对此问题态度冷淡，并未急于向他汇报。到1942年3月，贝利亚那里的核情报已积累甚多，他意识到苏联必须启动核计划。于是在3月10日，贝利亚就国外研制原子弹取得重大进展的情报信息正式向斯大林提交专门报告并提出行动建议，“在国防委员会下成立由权威人士组成的科研协商机构，协调和指挥所有从事铀核能源问题的学者以及科研组织的工作”。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开展原子武器研究工作的情报和事实，国防委员会下令组织开展铀研究工作。

1942年9月28日，斯大林批准了国防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铀研究》的命令，令苏联科学院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核物理研究，标志着苏联政府开始正式介入核研究，开始研制核武器及建立相关工业领域和基础设施的工作。1943年2月11日，在贝利亚的倡议下，苏联国防委员会发出 《关于组织开展铀研究的补充措施》的命令。4月12日，苏联科学院执行命令成立了2号实验室，进行原子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库尔恰托夫担任实验室主任，兼任核计划学术总指导。原先，有关铀问题的事务总由莫洛托夫负责，但实际上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别尔乌辛领导。随着这一领域工作规模扩大，别尔乌辛开始退居幕后，由贝利亚发挥主导作用。别尔乌辛向斯大林建议把有关铀问题的全部事务转交贝利亚领导，斯大林赞同了他的建议。1944年5月，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3日，国防委员会第7069号决议“责成贝利亚同志监督有关铀工作的开展”，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确定了贝利亚对核计划未来命运的责任。但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苏联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国家领导层对核武器问题仍持谨慎态度。事实上，他负责组织犯人开采的第一座铀矿于1939年就在科雷马河附近建立。在那里犯人等于没有任何辐射防护措施，二战末期起他更建立了更大规模的“核子古拉格”，大量的犯人被集中起来开采铀矿或是建设相关设施。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面对美国的核威慑，苏联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立即变得迫切。1945年8月2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设专门委员会“领导铀原子能利用的全面工作”，由贝利亚担任主席。贝利亚严格监督情报信息保障工作，建立了若干情报网络，获取重要的战略信息；有时，他也会与库尔恰托夫一同向情报人员下达紧急任务。亲自督导作为获取学术信息重要途径的苏联学者与外国物理学家的接触，如与著名学者约里奥·居里洽谈合作方案，与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会谈等。贝利亚领导核工程建设并不拘泥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在贝利亚的坚持下，部长会议特别下令，一些工程建设不用经过繁琐的公文报批程序，按领导者命令施工；所需资金不用提交预算和方案，实报实销，由国家银行直接拨款。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原子弹代码为“РДС－1”，蕴含的意思是 “俄罗斯自制”。核工业的创建是苏联国家、科学界和全体人民的重要成就，是贝利亚高效的管理手段、情报资料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与工人的艰苦付出相结合的成果。

1944年2月，贝利亚领导了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北高加索驱逐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行动，该行动间接导致了全苏民族问题的尖锐化。

二战后期，斯大林与铁托在各种问题上均体现了各种矛盾与冲突，斯大林开始派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去控制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同苏联高层稍有不同意见，便被叫到莫斯科厉声训斥，使铁托对斯大林从崇拜、热爱到无法理解，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同苏联决裂。贝利亚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态度与斯大林有所不同。贝利亚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苏联这边，向苏联而不向美国提供港口和机场即可满足，至于南斯拉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属于国家内部事务，苏联没有插手的必要，更不能说南斯拉夫不照搬苏联模式就是背叛马列主义。南斯拉夫山地众多， 农户居住分散，无法成立集体农庄。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曾斥责贝利亚是“铁托分子”。斯大林刚一去世，贝利亚便向政治局提出恢复苏南两国、两党关系的建议。贝利亚在苏南交恶后他仍同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公安部长兰科维奇保持秘密接触，他试图通过这个渠道试验南共态度，并进一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方式：既不让苏联丢面子，南斯拉夫也感到满意，会面地点可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政治局委员赞成贝利亚的策略，并委托他拟致兰科维奇的信，但这封信未被发出，贝利亚就遭到逮捕和枪决。

贝利亚也主张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认为两德统一不可避免，不要求东德实施社会主义；主张根据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实施集体化。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评价：“贝利亚是个人才，干得不错，为我们格鲁吉亚人争了光。”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评价：“贝利亚很精明，他只干那些对他有利的事，他甚至不是野心家；他是个有才能的人。他不考虑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他干事很有把握；作为格鲁吉亚人，他讲俄语文理通顺，是个有组织能力的人，是个优秀的行政领导人。看来也是很有天赋的肃反人员。”

贝利亚之子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评价：“我了解很多事。经常来我们家的人都是与父亲（贝利亚）工作上有关系的。父亲对这些同志没有什么禁忌，与他们谈话很坦率；历史会判父亲无罪。”

中国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评价：“贝利亚精明能干，脑子灵活，从他主持原子弹和火箭的研制并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就来看，确实是个干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评价：“在医生案件中，贝利亚发动了干涉党的生活的疯狂举动。他炮制了关于乌克兰领导层情况的文件。他采用的第一招就是旨在打击乌克兰的党组织；在当时，只能用党的手段同贝利亚作斗争；贝利亚对党的态度跟希特勒没有区别，因为他认为党的作用应当退居次席。贝利亚想的是站稳脚跟，然后彻底消灭党。当然，不是指从结构上消灭，但他能干出许多坏事。贝利亚不是党员，而是钻营之徒。”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评价：“贝利亚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给谁效劳都行；他非常危险，对付他应当采取极彻底的措施。”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评价：“我和贝利亚共事十多年，可是记不得有哪一次他跟我在电话里交谈或者会面的时候是心平气和的。他总是喜欢说一些粗话和侮辱人、威胁人的话，比如‘拧断腿’、‘打断肋骨’、‘关进监狱’、‘送进劳改营’和‘把你从位子上搞下来’之类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评价：“我们想要完全恢复党的合法权利，就必须消灭叛徒贝利亚。”

“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

少年的贝利亚绘画技术很高，并曾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虽然成年后参与了革命和政治，但建筑仍然是他一生的挚爱。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杀手当场身中数枪毙命，贝利亚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故事的真实性缺少确凿证据，后被怀疑为贝利亚所设计，但该故事显然符合人们对贝利亚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的认识。

有一天，斯大林找不到他的烟斗，叫来贝利亚：“找找是谁拿了我的烟斗。”贝利亚赶忙去查，第二天就逮捕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却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烟斗。

贝利亚对足球颇感兴趣，他作为一名业余球员代表自己家乡第比利斯市踢过左前卫。苏联运动员尼古拉·斯塔罗斯丁表示，贝利亚“技术还不错，但球风很脏”。

斯大林曾表示自己年轻时乘雪橇走了12俄里（约12.8公里）发现12只鸟，他打死一只后，回去拿子弹，又把其他的也打死并且带回家。贝利亚私下与其他人说：“一个高加索人没有什么机会乘雪橇，他怎么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合计48俄里，约51.2公里）？他在撒谎。”

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纷纷炒作一幅拍摄于60年代的照片：一个相似贝利亚的男人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里约热内卢的某个街道转角处。虽然已经苍老并发胖，但是，见过贝利亚其它照片的人们认为其就是贝利亚本人。

许多情报和侦查专家认为，贝利亚可能并没有死：“像贝利亚或亨利·穆勒（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领导人）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被杀的。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对他们，最好的方式只能是谈判并达成交易。何况，贝利亚本身还是一个侦查和情报方面的专业人士，还在斯大林在世时，即使形势非常复杂，他都能够采取步骤自卫，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和自由。逃离苏联，对于贝利亚来说也不难。贝利亚随时可以通过安全部门离开苏联。此外，还可以保留一些机密材料，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此外，贝利亚的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的叔父叫诺亚·若尔丹尼亚，十月革命后曾担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外交部长，1924年因组织反苏叛乱，移民巴黎。有确切资料表明，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还曾与若尔丹尼亚密切联系，外界推测其有可能帮助贝利亚潜逃到了国外。

斯大林曾经指示贝利亚与纳粹德国的上层接触，获取一些重大的秘密资料，有些还是针对斯大林本人的。斯大林也非常珍视贝利亚的才干，交给他一切材料。因此有人认为，当贝利亚预感到自己要输掉这场权力斗争时，就与赫鲁晓夫做一笔交易：赫鲁晓夫保证贝利亚及其家人的性命和自由，而贝利亚须永远守口如瓶。如果协议不成，那么，贝利亚也可以指派自己最可靠的人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的资料公诸于世。贝利亚甚至还可能将一些“王牌”藏起来，使政敌陷入恐惧。贝利亚儿子的书中的一段情节，也可以作为佐证。当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亲自到监狱中，与谢尔戈见面，让谢尔戈交出针对斯大林等人的私人档案，这就表明确实有类似的档案存在。有人试图从贝利亚的妻儿那里找到，但是他们并不知情。还有人认为，贝利亚去了拉丁美洲，那里有从前纳粹德国的同行还与他有联系。

1998年，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向俄军事检察总院提出诉状，要求给贝利亚等人平反昭雪。谢尔戈在诉状中对父亲的死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贝利亚并不像官方所称的是经过审判被枪决的，而是在逮捕过程中或逮捕之后未经任何审判就被枪毙了。据他透露，参与审判贝利亚的特别法庭成员尼古拉·什维尔尼克曾经亲自对他说：“谢尔戈，我不想告诉你细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你父亲活着……”。同时，1953年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席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的速记，唯一能找到说明该次会议的官方文件，是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马林科夫的发言草稿——“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定第10号记录，1953年6月26日”，该文件显示，会上并没有列出贝利亚的具体犯罪事实，只是笼统地指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导致内务机构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在逮捕贝利亚当天，有人听到贝利亚住宅发生枪击。随后，一具尸体被抬了出来。由于尸体上盖着床单，人们未能看到死者的真正面目，但据分析认为，这可能就是贝利亚本人。至于后来出庭接受审判的人则是另一位与贝利亚长相酷似的“赝品”。谢尔戈为此提出的证据是：法庭上的“贝利亚”在审判中许多口供与事实不符，证明他对贝利亚生活和工作并不十分了解。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贝利亚死亡的文件，贝利亚的尸体也不知去向。

据说美国百伦和基尔什出版公司从苏联一个叛逃者手中得到了一本贝利亚的秘密日记，经各方有关专家鉴定为真品，于是以3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日记的版权。日记中，贝利亚清楚地撰写了自己强奸少女、屠杀无辜甚至谋害斯大林的罪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