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骥（1917年12月27日—1983年8月18日），男，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中共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中国地球物理学科的主要创业者。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主任，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中国科学院“651”人造卫星设计院技术负责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1917年12月27日，钱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

1929年夏，考取了金坛县立书院小学，1930年7月毕业，同年8月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

1931年12月，学校被迫解散，缀学在家半年。

1932年8月，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1934年7月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后，在金坛县河头小学、神亨小学当了1年教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

1935年，考入无锡师范学校。1937年10月，学校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

1938年8月，在北碚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毕业。同年9月参加统一考试，高分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化系。

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理化专业。并留校作助教，进修物理。

194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8年，参加组建空间物理研究机构，探讨人造卫星的基础研究课题，开展中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10月，钱骥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

1964年，发表《气象火箭测高空风的方法》，通过试验获得成功，获国家科委科学二等奖。

1965年，提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组织编写《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大量的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1968年以后，历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1974年，主持修订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方案和“实践二号”科学卫星方案。重视广播通信卫星方案探讨。重视预研工作资料积累、情报分析研究、成果鉴定、资料归档工作。

1979年后，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

1983年7月1日，被授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优秀党员称号。

1983年，因患癌症逝世，享年66岁。

1985年，“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钱骥是获奖者之一。

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骥，中国地球物理学科的主要创业者之一。1947年，钱骥受聘为中央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协助赵九章先生开创地球物理研究，管理研究所的业务，负责实验室及探测仪器。曾修理多台不同型号气象探测仪、真空管检验计和电子频率计。为提高中国气象观测质量，钱骥提出应建立规范，进行定期仪器标定，研究制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气象仪器，是气象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钱骥在开展地震研究工作方面，早期曾对地磁、地震波进行研究。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工程投入设计，急需地震裂度评估资料，地震观测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钱骥协助李善邦进行地震台站网布局规划研究，对地震台址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地震台站布局应综合多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按层次设置分级管理的设想。曾协助组织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表》，为进一步开展区域地震活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数据。曾翻译了《测震学中几个理论问题》，系统地介绍地震仪器设计原理、标定技术，推动中国国地震观测仪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

1956年，中国科学院将地球物理学列为填平补空的重点发展学科，钱骥协助赵九章负责规划起草工作。他综合了地震、地球、物探、气象、地磁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提出制定远景规划不仅要依据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还应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要求，配合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总目标，进行综合研究。他曾提出规划总目标、规划重点，地磁台、地震台、电离层台、宇宙线台要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观测网，建立专业研究所促进发展，加速地球物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的制定促进了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钱骥投入空间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钱骥开拓空间物理学新领域，认为人造卫星上天是空间探测的新里程碑。他协助赵九章对空间科学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国外信息。鉴于人造卫星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他积极倡导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负责组建空间物理探测机构，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探索发展中国空间技术的途径，1958年，钱骥参加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回国后更坚定了“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的信念。60年代，钱骥协助赵九章领导地球物理所二部工作，着手落实探空火箭研制工作。组织了箭头总体、遥测、雷达跟踪、天线、电源和环境模拟等探空技术的研制队伍；组织空间探测仪器的研制。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探空火箭箭头，多次探测试验成功。探测项目不断增加，探空高度不断上升，探空技术逐步成熟。

火箭测高空风，是导弹武器、核爆炸试验急需的项目。1963年在钱骥领导下，液体火箭将镀锌玻璃丝和铜丝抛入空间，成功地测得高空风。通过S波段雷达反射，跟踪金属丝云的飘移轨迹，从测量的坐标、速度、加速度及方位，可计算出高空风速、风向。这一方法，颇有创造性，1964年获国家科委科学二等奖。

1964年，中国尖端技术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钱骥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经常到各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卫星配套的预研课题进展情况，看到在力学、传热学、电子学、半导体、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均取得了成果，为卫星研制提供了技术基础。10月下旬，钱骥陪同赵九章去酒泉发射基地，参观导弹发射试验，充分了解到运载火箭技术进展情况，已可以把卫星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了。他认为发射卫星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还能为中国发射远程火箭提供空间环境资料。钱骥在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科技、工业都有了一定提高，又积累了多年火箭探空经验，为卫星上马做了不少技术储备。同时发射卫星又可进一步带动促进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发射卫星计划。

1965年10月，钱骥在国家召开的卫星方案论证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初步意见》的报告，就卫星系统方案、目的任务作了详细的报告。

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组织领导总体组全面开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分系统技术设计工作，拟定各分系统设计指标。为落实各项任务与技术要求，他还率领总体组到各研究单位进行协调，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组织了卫星研制全国协作网。1970年4月24日，中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钱骥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60年代初期，钱骥在研究人造卫星的应用前景时，就提出人造卫星可对地球进行远距离拍照，然后携带胶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编写人造卫星规划草案时，钱骥从技术途径、发展战略等因素考虑，曾多次建议将返回卫星列入规划，还应作为重要发展的项目。

根据1965年8月中央专委指示，中国科学院可先按卫星规划开展工作。钱骥即开始探讨返回卫星方案，带领总体组到有关单位进行调研，征询对返回式卫星应用的需要。通过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以发展遥感应用为主的返回式卫星方案设想，对总体指标进行论证。重点抓遥感仪器、返回技术、测控跟踪、姿态控制等关键技术。在返回卫星立项决策的关键时刻，1974年钱骥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分析，提出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是符合国情的。这对返回式卫星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76年钱骥负责组织返回卫星总装和发射试验工作，卫星安全返回，达到任务书要求，圆满成功。他还为返回式卫星系列发展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当返回式卫星取得有用价值资料后，他又积极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综合利用的优势，不断提高卫星应用的经济效益。

型号研制、预研先行，这是卫星型号发展的基础。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相谜担任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返回式卫星等科学试验卫星的研制工作；组织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论证，提出了加速发展返回式遥感卫星的重要建议，并力促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充分发挥科学试验卫星的经济效益。

在卫星型号系列发展、规划和预研的一些问题上，钱骥都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有一些技术问题，通用性强、涉及面广，如果认识不一致，研究工作就难开展。钱骥主持会议进行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统一，推进了工作。在预研任务中，他较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研项目的资料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使中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型号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

1、《测震学几个理论问题》（钱骥、李政元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国际通讯卫星四号》（钱骥、廖春发等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2）

3 、《宇宙航行学辞典》（钱骥、李建江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3）

4 、《空间技术基础》（钱骥主编，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8）

5、《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钱骥参编）

6、《关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初步意见》（钱骥，1965）

7、《气象火箭测高空风的方法》（钱骥，1964）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钱骥热爱党的事业，热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工作，对空间事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为中国空间事业的开创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思想上拥护党的路线，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搞特殊化。多年来，他始终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纪律和准则，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原国务委员 张劲夫）一些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和彭桓武，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球物理所的钱骥......

（原国防科委 主任 钱学森）钱骥同志是我十分尊重的科学家、工程师，他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去世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赵小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我国空间技术的杰出领导者和开拓者之一，钱骥先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空间事业，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创立、发展蓝图的描绘、关键技术的突破、人才队伍的成长和空间技术的应用，做出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钱骥先生的一生，是为实现科技强国理想拼搏奋斗的一生，是刻苦学习、勇于创新、甘于奉献，为我国空间事业殚精竭虑的一生。他为祖国空间事业发展所建立的功绩值得铭记，他的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开拓担当、崇尚科学精神、可贵品格操守，值得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学习和发扬。

1930年8月，钱骥考进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初中部，远亲近邻纷纷前来贺喜，可是钱骥却踌躇，要先预交一学期学、膳、宿费四十余元，已经贫困了的家庭，一时无法拿出这笔钱，家中弟妹还要生活。这时，父亲钱海寿左思右想，不能耽误长子的前程，但向亲友借钱也无济于事，便横下一条心典卖了几亩地。

后来钱骥回忆这段往事，曾写道：“在我读中学阶段，家中就常常以典卖土地来维持我的求学费用。家里的人苦熬着而让我读书的情形，当时我对他们的目的虽因年幼而认识不清楚，但却促使着我读书时非常努力。 ” 钱骥含着辛酸的泪花跨进了省中的校门。

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初中部，位于南京八府塘，是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创办的，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紧相连，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南京中学学生积极投人历次爱国运动，在江苏省产生过重大影响。 钱骥在校期间，整天就埋头于书海之中，惦记父亲的告诫，一切以学业为重。上课时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解，手不停地记录，恨不得一口气把老师讲的要点全部记下来。星期天不进城，也不去名胜古迹游览。图书馆一开门，他就钻进阅览室，翻阅物理、数学参考书，仔细地摘录，有时也看看《申报》《时报》。期末考试时，在全班学生中，功课出类拔萃。他在这里学习了现代科技文化的初步知识，受到了比较严格的阅读、写作、计算、体操等基本技能的训练，为他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完成后，归纳成图表，在分别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后，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后来钱骥说，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紧张情绪，会议室里顿时活跃起来。

关于“三钱”，有两种说法，一是指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源于1956年制定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力排众议，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规划，故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杰出的“三钱”，故“三钱”一说并不是源于“星-弹”，而是源于“规划”。

第二种说法，指钱学森、钱三强和钱骥。1999年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共23人，其中三位姓氏为钱：钱三强负责原子弹、氢弹；钱学森负责火箭、导弹；钱骥是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只不过这个提法很晚。

文革时，院长赵九章是设计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动学术权威”，首先被打倒。而钱骥是赵九章多年的“狐友”和“黑干将”，也就顺理成章地在劫难逃。

“靠边站”后的钱骥，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失去了语言的功能。平常本来就不爱吭气的他，几乎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造反派来抄他的家，他不吭声；造反派摔坏了他家的东西，他同样不吭气；甚至造反派撕碎了他最喜欢的赵九章为他书写的字幅，他还是不吭一声。

他妻子史丽君回忆：钱骥原本是一个再老实不过的老实人。几十年来，他既不向这个世界提出任何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要求，也从不让这个世界来给自己确定什么地位；他既不愿去过问自己工作之外的任何闲事，也不肯让自己的脑袋去作别人的跑马场。他总是百般忍让，与世无争。家里住房太挤，他不吭气；职称该调了，他不吭气；生病躺倒了，他不吭气；甚至每次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他还是照样不吭一声。自然，他也有话多的时候，就是一谈起卫星的事儿，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个不休。

在1999年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23人中，只有钱骥与1968年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姚桐斌不是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