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是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业的高度化过程带来金融效率的持续提高。体现为金融压制的消除、金融结构的改善，即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其量的方面 (规模)可以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 (金融相关比率) 等指标来衡量，质的方面 (效率)可以实际利率、金融工具与经济部门的分类组合 (金融相关矩阵)、各部门的资金流量表的合并 (金融交易矩阵) 和融资成本率等指标来衡量。经济主体为追逐潜在收益而进行的金融创新 (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金融相关比率趋于提高。

1、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的增长比国民产值及国民财富所表示的经济基础结构的增长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相关比率（FIR）有提高的趋势。

2、一国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并不是永无止境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当FIR达到1~1.5之间时（西欧和北美20世纪初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该比率将趋于稳定。

3、经济欠发达国家的FIR比欧洲和北美国家要低得多。欠发达国家的FIR多在1和2/3之间，相当于美国和西欧在19世纪后半期就达到并超过的水平。

4、决定一国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经济单位和不同经济集团之间储蓄与投资功能的分离程度。

5、在多数国家中，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的发行额与持有额中所占份额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大提高了。即使一国的FIR已停止增长，该份额却依然呈上升势头。

6、储蓄与金融资产所有权的这一“机构化”趋势对各种主要金融工具有着不同的影响。（1）与股票相比，债权的机构化进展较快；（2）在债券之中，长期债券的机构化又比短期债券更为明显；（3）公司股票大多直接掌握在个人股东手里。

7、在任何地方，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都是从银行体系发展开始，并且依赖于纸币在经济中的扩散程度。

8、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系统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会趋于下降，而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新型的金融机构的这一比率均有所上升。结果，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银行系统（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已低于其他各种金融机构资产的总和，但在欠发达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

9、外国融资作为国内不足资金的补充或作为国内剩余资金的出路，在大多数国家的某个发展阶段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10、对于多数国家的金融发展来说，先进国家的示范作用大概同国际资本流动同样重要。与其他许多领域相比，金融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传播比较容易，整体性“移植”也更加成功。

11、在金融发达国家，包括利率和其他费用在内的融资成本要明显低于欠发达国家，偶然出现的例外也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12、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对近数十年间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金融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可以帮助实现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实现规模经济的效益。

2、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

3、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用金融资产进行储蓄的比例，因而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投资水平。

(二)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1、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因而提高人们对金融投资和理财服务的需求。

2、经济发展形成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集团，这些大的企业集团要求与其融资需求相匹配的现代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服务。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