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衍芬（1893.12.1—1979.2.9），物理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早期领导者。系统测量和分析了厚靶产生的X射线连续谱的偏振度。长期从事物理教学和高等学校教务管理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和科技人才，特别是对四川省物理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郑衍芬，号涵清，1893年12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宁波市）。

9岁丧母，因其父在邻县余姚工作，由长兄及叔母照顾。1905年入慈溪县中城小学读书，两年后升入慈湖中学。1910年转学到宁波中学。1913年春入苏州江苏医专预科。因病休学半年后于1914年春转到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回中城小学任教一年。

1915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1919年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校任助教，后升任讲师。1925年8月到河南开封中州大学物理系任教员。1926年2月回宁波省立第四中学任教员兼教务主任。

1926年8月至1929年7月，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学生做光学实验，并和叶企孙教授合编《初等物理实验》，于1929年9月初出版，1930年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公开出售。该书是为入清华大学的学生补高中物理课而编写的教材，其“材料之选择分配力求实用与均匀，文字之确实明显，尤使读者易解其义”。书中共有40个实验，采用的仪器简单价廉，并可以自制。每个实验画有表格，供学生做实验后填入记录。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并在空白处书写答案。这一教材将实验讲义和实验报告结合在一起，很使读者方便实用。

1929年8月至1934年7月，郑衍芬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初赴美国时得到了赵忠尧和胡刚复的学费资助，1930年至1932年受到中美文化基金的补助，1933年春到1934年秋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补助才得以完成学业。郑衍芬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厚靶产生的X射线的偏振》，其主要内容发表在1934年8月的《物理评论》上。他采用90°散射法和双金属（Nb和Mo、Rh和Pd、Ta和W）箔滤波器，对钨、铜、铝靶电压在20年至100千伏时产生的不同波长的X射线连续谱的偏振度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前人关于连续谱偏振度随电压降低而增大和连续谱偏振度随波长减小而增大的关系。此外，还定量地证明：（1）从上述三种靶产生的连续谱外推到短波极限时，偏振度都接近100%；（2）波长一定时，低原子序数靶产生的X射线偏振度高。该文澄清了当时关于X射线偏振实验的一些分歧，对X射线谱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美留学期间，郑衍芬是筹建“中国铁社”的人员之一。据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刘云浦的回忆，当时他们在美留学生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大势入侵，国内饱受战争蹂躏，华夏遍地疮痍，他们爱国救国激情群起，刘云浦、郑衍芬、丁绪宝、何增禄、吴学周、袁翰青、周同庆等人筹建“中国铁社”，准备将为数不多的每月费用的1/3到1/2捐助并鼓励留学生，寄希望于他们学好本领、保家卫国。虽后来“中国铁社”因故未成立，但这些做法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思想。

1934年7月郑衍芬回国。1934年8月至1935年7月，郑衍芬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8月至1938年7月，在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兼物理系主任，同时兼任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

根据郑衍芬个人档案和赵忠尧的回忆录记载，郑衍芬是“长城牌”铅笔厂的创建者之一。在上海期间，郑、赵联合叶企孙、张大煜、施汝为、张季言等发起创建长城铅笔厂，郑衍芬说“目的在提倡真正的国货”。据赵忠尧回忆，他们这些归国博士在大学里除科研教学外，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诸如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等，多方考察后最终大家决定拿出自己工资的积余，并在朋友中征集了一些资金，开办铅笔厂。当时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即使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产品也需要从国外购入铅芯等半成品，然后在国内加工成成品。郑衍芬在1952年的个人档案中关于长城铅笔厂的记载是这样的：“我加入500元的股款，分两次缴纳。创设不久抗战起来了，上海沦陷，该厂未内迁，赖一部分同志勉强维持。抗日战争胜利后，略加扩充……”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解放后，这个厂改建成‘中国铅笔厂’，50年代，‘长城牌’铅笔改名为‘中华牌’，工厂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样，三十年代开始生产的‘长城牌’铅笔总算没有中途夭折。”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等学校纷纷内迁。郑衍芬于1938年8月作为中英庚款讲座教授到四川大学物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此后的41年间他一直在四川省从事物理教学事业。

1938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虽担任过驻德国大使和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但其素无业绩，遭到四川大学教授们及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郑衍芬出于义愤，两次在朱光潜等教授发起的拒程宣言上签了名。后反程失败，1939年程天放借疏散为名将四川大学搬到峨眉。1940年8月郑衍芬辞去物理系主任职务，只任教授。

1941年，重庆大学闹学潮赶走了校长，教育部任命张洪沅为整理委员会主任，郑衍芬等4人为委员，半年后张洪沅被任命为校长，郑衍芬被任命为教务长。此时，校内斗争尖锐，关系复杂，但他公正廉洁，作风严谨，小心谨慎，把教学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还常协助总务部门做好工作，以便更好地稳定教学秩序。由于他在工作中能为他人着想，所以在重庆大学师生员工中很有威望。

当时内迁的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两校物理系经常联合召开报告会和讨论会，由两校教授轮流主持，郑衍芬是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

郑衍芬是中国物理学会、重庆和成都的物理学会的奠基人。他在担任繁忙的重庆大学教务长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1941—1943年他是物理学会12名理事之一，并且是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于内迁单位分散、交通不便，中国物理学会第10、11次年会分为6区进行。郑衍芬等4人是重庆区筹备会负责人。1942年12月20至21日第10次年会重庆区分会在重庆大学举行，郑衍芬担任会议主席。严济慈专程从昆明到重庆，和李珩联名在会上作了《二十年来中国物理学之进展及中国物理学会》的演讲，同时还举行了牛顿300年诞辰纪念会。1943年昆明、重庆、西川三区按物理学会章程成立了分会，重庆分会干事为郑衍芬、施士元、周同庆。1943年11月28至29日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召开了第11次年会重庆区分会，郑衍芬继续担任会议主席。他还是中国科学社成员，曾任《科学》杂志编委。

郑衍芬虽然很忙，仍承担近代物理、电磁理论、热学等课程的讲授。他还很关心中学物理教育。当时中学教材、特别是实验教材很缺，他将20年代末与叶企孙合编的《初等物理实验》第一版重印，以应当时的急需。

在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郑衍芬曾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秘书室主任，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吴有训曾邀郑衍芬东下，因重庆大学许多事务牵扯和重庆大学张洪沅校长的挽留，他未能东下，而兼任中央大学重庆留守处主任，处理中央大学未了事务约一年左右。

1949年上半年，重庆的白色恐怖严重。当张洪沅校长获悉有十几名进步学生上了“黑名单”时，悄悄告诉了郑衍芬。他听后即去这些学生所在系的系主任家，请他们转告这些学生尽快离校躲避。因此没有一个学生被捕，师生都很高兴。

1949年8月郑衍芬应“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邀请，赴英、法、瑞士等国参观访问。在英国参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C．F．鲍威尔（Powell）的实验室后，认为用核乳胶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在西南地区有条件开展。在国外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后，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于1950年2月回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希望他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经重庆大学力争，他感到西南地区更需要他，仍回到重庆大学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

1950年后，两年左右时间，四川大学物理系有十几位教师应聘北上，因教师短缺，请重庆大学支援。1952年郑衍芬来到四川大学，他婉言谢绝一切行政职务，集中精力于教学和科研。他还应邀参加全国有关教学会议，把会议精神带回，指导物理系的教学改革。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他参加了高等教育部制订物理系新教学计划的青岛会议，带回两种教学计划（甲类计划是高等教育部要求的，乙类计划是学校条件还不具备的过渡性计划）。郑衍芬积极推进新教学计划的实施，使四川大学成为较早按高等教育部要求，系统开设4门基础理论物理课程的高校之一。他亲自讲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从1953年起连续讲授3年，在国内较早编写了这门课的讲义。他有渊博的学识，但仍虚心吸取各家之长。他曾主动与王竹溪讨论热力学统计物理课的改革与提高问题，参考并在后来采用王竹溪的教材。他还派助教去北京大学向王竹溪请教，吸取他们的经验，同时搜集其他专家（如卢鹤绂等）所编写的讲义，集思广益。他备课认真，讲稿写得工整仔细，并征询和记录学生的反映，每年都重写讲稿。虽然社会活动和教学行政工作较多，但每次备课绝不马虎。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在身体不适时也坚持按时上课。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极为关心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传授知识毫无保留，解答问题十分耐心，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并以身作则。他不仅热心指导青年教师，还介绍他们去向他熟识的物理学前辈如王竹溪、王淦昌、何泽慧、严济慈、叶蕴理、周世勋等教授求教。

1951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出理事21人，郑衍芬当选为理事，回川后他积极组建重庆和成都的物理学会组织并开展活动。

郑衍芬是九三学社成都组织的早期领导者。1951年9月，郑衍芬在重庆大学时经谢立惠教授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1952年院系大调整时期重庆部分九三社员调到了成都和泸州化学工业学校，当时九三社员分散在好几个高校和其他单位，于1953年1月9日正式成立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都小组，以郑衍芬、冯继志（女）为召集人。1954年9月12日，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筹委会成立，柯召任主任委员，文藻青、郑衍芬任副主任委员。1955年11月，九三学社成都分社选举郑衍芬、童舒培等为出席九三学社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2月9日至2月16日，郑衍芬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6年5月的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一届委员会，1958年10月的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二届委员会，1962年1月的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第三届委员会，郑衍芬都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58年12月，再次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57年11月对郑衍芬的个人调查档案中是这样记述他的九三社务工作的：“郑是成都市九三学社副主任委员，对社里的工作比较热心，特别是关心发展组织……比较重视和热心社会活动，只要与其教课不冲突，总是乐意参加。”

郑衍芬除了承担繁重的高校管理、教学科研、九三学社的领导等工作外，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工作。1959年、1963年、1966年，当选为第三、四、五届成都市政协副主席。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四川省人大代表。1956年、1958年，当选为第二、三届成都市人大常委。1958年、1963年，当选为第二、三届四川省人大常委。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郑衍芬先在教研室作“照相乳胶用于核子物理的概况”的报告，1957年又在全校科学讨论会物理分会上作“用照相乳胶研究介子的概况”的报告，并指导青年教师开展了一些初步工作。70年代他的学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物理教师参加了建设世界最高的西藏甘巴拉山宇宙线高山乳胶室。因他在物理学界声望高，1959年四川大学领导请他再次担任物理系主任。

1962年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重了郑衍芬系主任工作的担子。当时物理系学生近千人，教职员200多人，10个教研组，5个专门组，郑衍芬工作上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整顿教学秩序，处理问题既稳妥又及时。他经常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深受大家的尊重。

1964年四川大学的“四清”运动以物理系为重点，批判业务较强的教师。但郑衍芬作为系主任还常在会上讲专业知识重要，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难得，对他们进行适当的保护。

郑衍芬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的冲击，被错认为是国民党要员郑彦棻。他本人被监管，还曾被迫把家搬到条件很差的一间房中。

1976年后落实了政策，他才得到平反。197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4月12日，九三学社成都分社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四川大学的柯召（组长）、郑衍芬、徐僖、王永贵和西南研究设计院的徐尚志5人组成领导小组。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帮助和支持下，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对在运动中受到批斗和审查的社员，逐一落实，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身份，并做到妥善安置。郑衍芬他们对九三学社成都分社的组织恢复、分社重兴、社员的思想建设等多方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无私贡献。

1978年2月18日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继续担任物理系主任，虽因年迈体弱未参与具体工作，但非常关心师生的情况。

郑衍芬1979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1893年12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宁波市）。

1915—1919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学习，毕业。

1919—1925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及东南大学物理系助教，讲师。

1925—1926年 任开封中州大学物理系教员。

1926—1929年 任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员。

1929—1934年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34—1938年 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兼同济大学教授。

1938—1941年 任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中英庚款讲座），兼系主任2年。

1941—1949年 任重庆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中国物理学会重庆地区负责人。

1949—1950年 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前往英、德、瑞士等国参观访问。

1950—1952年 任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物理系教授。

1952年10月 起任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9年 任四川大学物理系主任。

1979年2月9日 在北京病逝。

1 Y．F．Cheng（郑衍芬）．The polarization of general X－radiation from thicktargets．Phys．Rev．1934，46：243－247．

2 叶企孙，郑衍芬．初等物理实验．清华大学，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