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绪宝，物理教育家。专长于实验物理教育。毕生努力于因陋就简地创制物理仪器和教学器具。为推广和普及大、中学校物理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丁绪宝，1894年生于安徽省阜阳县城，有兄弟姐妹6人。祖父曾以教书为业。父亲在衙门以文牍抄写的微薄收入养家?口。母亲以发豆芽、磨面粉，补贴家用。在读了几年私塾后，13岁（1906年）的丁绪宝随兄丁绪贤赴南京入小学，一年半后转入中等商业学堂。16岁时又上南京高等学堂（相当于高中）。

从阜阳到南京，见闻随之增长。革命党人的报纸《神州日报》、《时报》在南京秘密发行，反清思想在学校中传播。他不仅爱读这些报纸，而且节衣缩食购买《民呼报》、《民立报》等报刊。年轻的丁绪宝深受革命浪潮的冲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一天，他在校园中愤然剪去长辫，成为学校中第一个“叛逆少年”。当1911年武昌起义震动全国之时，年方17岁的丁绪宝毅然投笔从戎，应募加入了革命军。他在军队里上书都督，要求军人习武，而不单只是练习徒手操。由于战事严峻，不久汉阳失守，革命军溃散，丁绪宝含泪步行回故里。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丁绪宝继续求学。1912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3年进理科物理学门，1916年毕业。他和孙国封等人是中国历史上首届大学物理学本科毕业生。这4年的大学岁月，正值袁世凯称帝、国难深重的时候。丁绪宝目睹穷人分抢饭店的泔水，国势衰微，民众贫弱，给了他巨大的刺激。反复辟与继续革命的潮流在校园内也反应强烈，各种思潮在师生中传播。丁绪宝偷偷地阅读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粹言》，曾寄望于社会主义。但科学救国的思想激励他出国留学、报效祖国。北京大学毕业后一年多，他曾应聘赴奉天（辽宁）省立中学教化学，又在其母校任物理学助教。1918年夏，他终于获得机会，通过教育部留美学生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

1922年丁绪宝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然后又继续半工半读，先在克拉克大学研究声学一年，后在哈佛大学研究物理学，直到1925年夏回国。他在美国7年间，正是中国人国难与国耻交加、国际声望极端低落的年代。虽在美国学习条件甚好，又能与许多物理大师交流，但这位赤子的拳拳之心却一时也没离开祖国。

1920年，中国遭受特大水灾。留美学生总会发起募捐运动，丁绪宝任会计。中国留学生缩衣节食将捐款火速汇寄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当时腐败透顶的权势们，将这笔救灾款贪污。直到两年后，留学生得悉此事，无不愤然。作为会计的丁绪宝，内心更加痛苦。他曾希望通过控诉会、发传单，敦促国内权势追回捐款，惩办贪污犯。这件事不仅给丁绪宝以极大教育，也白白地耗费他不少精力。

在康乃尔大学的一次中国留学生的夏令会上，曾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瓦特耳说：“中国人贪污成性，不能治理中国，最好由美国将军代管若干年才能治好。丁绪宝当即起立反驳。他要求以国语发音，又被大会执行主席制止。在座的一些留学生还不以丁绪宝为然。类似的侮华言论，使丁绪宝无法忍受，更伤心自己同胞中某些人的无动于衷。留学的自然环境与政情背景反差太大，致使丁绪宝认为，与其在国外受欺凌地学习，不如回国培养几个好青年学生。

1925年，应东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孙国封之请，丁绪宝动身回国，任物理系教授。当时，张学良一心要把东北大学办成国内第一流大学，因此经费比较充裕；孙国封也为办好这个大学雄心勃勃。加之，兼任校长的奉天省省长王永江能尊重教师，提供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于是，丁绪宝一心投入教学，主讲普通物理学、力学、电学、热学等课程。1926年，又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为东北大学讲座教授。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踌躇满志、才智发挥的时候。

然而，几年之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侵略打破了丁绪宝专心教学的梦。1931年爆发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9月20日，丁绪宝携同家眷逃出沈阳，随难民车进入北京。

鉴于国土沦丧，东北大学暂时不能开课，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丁绪宝于1932年1月再度赴美，到罗切斯特应用光学研究院进修光学设计，以便学习制造望远镜、显微镜和军用光学仪器，既可装备物理实验室，又可以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服务。在美国一年又九个月，他日夜攻读，收集有关文献资料，甚至借阅并抄录导师的有关讲稿，照相复制了大量的有关光学设备和物理馆资料。1933年11月，他满载书籍资料归国。

丁绪宝不仅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干家。一旦有了某种想法，他会始终如一付之行动。在美国，为了教学和抗击日军的需要，他和何增禄、吴学周、袁翰青、郑衍芬、周同庆、刘云浦等人筹建“中国铁社”，准备将工资的1/3到1/2捐助并鼓励军工留学生，寄希望于他们学好本领、卫国保家。但后来“中国铁社”因故未成立。他和何增禄又制订了一个“中国科学仪器厂计划书”，希望能立足国内，自行制造仪器，并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和中国科学社在美国的分会、分社联合年会上宣告了他们的计划。

1934年1月丁绪宝回国，历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物理教授，实践他的实验物理教学的生涯。

丁绪宝认为，物理学是实验科学，应以实验为基础，并深刻认识到物理实验在教学中的功用。通过实验可以加深理解物理理论，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的结合可以造就一代崭新的物理人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物理教学思想。

当他在早期的北京大学学习时，实验课内容较少，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才第一次系统地做实验。他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曾遇到一位高工毕业又有几年教龄的日本青年，此人自带车床为实验室制作仪器的情形给丁绪宝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第二次赴美学习期间，他特地参观了美国许多著名院校的物理馆和实验室；照相复制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馆的全部仪器设计资料和图片；多方搜集应用光学仪器的整件及单件的规格图样。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演示物理实验室，室内布置了100个实验，参观者交纳一定实验费用后即可自行动手做任何实验。丁绪宝在此以一周时间将这100个实验全部做完。芝加哥大学博览会的科学馆也令他流连忘返，因为那里也有许多设计巧妙而又精彩的演示实验。这一切，激励着他回国后献身于仪器制作和物理实验工作的决心。

在中央大学，丁绪宝先任一年物理教授，后任物理系主任（1935—1937），主讲普通物理学和光学等课程，并与助教方竑合作编写了《实验光学讲义》。他改进了德国蔡司工厂生产的幻灯机。原机功率小，换片速度慢，而且白昼放映效果差。他在幻灯机上加装卷片机，又自制白昼用屏幕，加上配合使用留声机，效果极佳。还给学生表演他研制成功的粘合物镜的消色差和光干涉。后来，他将这些仪器用作科普宣传，在南京夫子庙表演并讲解科普知识，其热闹与动人情景当可想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公众科学文化活动。193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物理学年会上，丁绪宝又用他的这套改进的仪器进行表演，其昼用屏幕颇受赏识。

1937年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公立。丁绪宝于当年7月以教育部督学身分协助萨本栋到厦门接收厦门大学。当他完成任务回到南京时，国民政府已开始西迁。他不得不身背行装，拖儿带女，避难于广西桂林。此时正值广西省教育厅征聘中学物理教师，丁绪宝以拨给物理实验设备费用为条件被聘用。在他看来，实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职位的改变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从1938年2月开始，曾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丁绪宝便应聘为桂林高中教师。他从此开辟了从事中学物理实验和大班物理教学的新局面。

战争的环境是恶劣的，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1938年秋冬之际，武汉失守，长沙大火，难民云集桂林。日本侵略军飞机狂轰滥炸。和其他大学一样，桂林中学也被迫停课。住房拥挤，疾病感染，物价上涨，生活无着。往往有学者闻名欧美而不得温饱之事。丁绪宝一家，为了生活和儿女上学，曾经变卖衣物和书籍。届至1943年，夫人患病，儿女失学，生活更为艰难。夫人带病开小饭铺，不图挣钱，只是利用菜汤以改善全家膳食。当时情景，后人实难想象。

起初，桂林中学的工作条件还算“优越”。人事、经费和课题全由丁绪宝自行安排。他聘请了中央大学的助教方竑、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冯钟泰当助手，还有一些金、木工师傅，在他主持下，开始了中学物理仪器和实验设备的制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桂林中学大班用示教仪器、幻灯教室、二人一组的高中物理实验仪器全部制齐。实验讲义也在丁绪宝指导下由方竑写成并印刷完毕。

丁绪宝指导中学生的物理实验别开生面，趣味盎然。第一个实验要学生利用木工工具制三角板和直尺；第二个实验做杆秤，以最简陋的木棍、铁皮、铁块或螺钉制成准确的中国秤，实践杠杆定律；还有，利用被日本侵略军炸毁的窗玻璃制备小平面镜、玻璃砖，并利用劳作成果实验反射和折射定律。丁绪宝还要求学生将各种光学实验仪器装进一个自制的小木盒中，以便储藏和携带。他指导学生做了许多从未有过的光学实验，引起学生对物理学和物理实验的极大兴趣。

在这个中学里，丁绪宝还创制了水棱镜和光迹仪。自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携带玻璃棱镜进入中国后，棱镜及其色散现象曾成为中国学子感兴趣的知识。在战争年代，要购买棱镜给中学生作实验又谈何容易。难题终于被丁绪宝克服了。以一容器盛满水，将一片玻璃与水平面成θ角插入水中，此时，玻片与水平面间的水形成为一个水棱镜（光劈）。太阳光在适当角度射入水中，经水面的两次折射和镜面的反射，就可以形成彩色光谱并投射到附近墙上。他又用一个六面体玻璃容器，在其内装满水制成水棱镜。当来自容器一侧的物体C的光线以62°角射入容器时，光线在容器内水中会以49°角射向水表面，并在水内部发生全反射，该反射光线在玻璃容器的另一侧也以62°角出射。这时，在出射方向上就可以看见盛水玻璃容器另一侧的物体C。这两个实验真是因陋就简、方法简便、构思巧妙。为此，丁绪宝还写了两篇论文，其一是在1948年才发表于《美国物理学报》的《光学演示用的水棱镜和光迹仪》；其二是1941年发表于《建设研究》杂志的《普通物理教学之方法与设备》。这二文对于他在此期间的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

1939年，广西省政府委托中央研究院留桂林人员筹办桂林科学实验馆，丁绪宝被聘为该馆研究员兼任秘书。在他努力下，该馆开展仿制中小学物理仪器的工作。他在此4年间还磨制了400多个放大镜和十余副立体镜。他还试制了某些化学药品，供抗战、医院之所需。

1943年新成立贵州大学，丁绪宝又被聘为物理系主任，开始创建该校物理实验室。在物价暴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他从兵工厂借来电动磨玻璃机，自己动手制作实验设备，一年时间已准备就绪多个实验，达到开课的要求。

1944年秋，丁绪宝应浙江大学之聘，任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负责在永兴分部的普通物理教学。他曾考虑从学生实际出发，改革教材，加强实验，但当时正处战事极端困难的条件，永兴无实验工场，工作进展不大。直到抗战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情况才略有好转。他在浙江大学迁回杭州的几年期间，制作了一批灵巧而简单的实验小设备。其中有综合演示阿基米德原理和帕斯卡定律的大、中、小型浮沉子，演示光直线行进的针孔成像筒，表演衍射实验的衍射片，以及验阻筷、谐振转针片等等。几年间，他动手做了二三百套简易实验仪器。不仅满足了学生人人动手做实验的要求，也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为浙江大学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8年淮海战役时，丁绪宝与邻居卢鹤绂成为秘密收听解放区广播的收听户。1949年初，他在上海邀集了吴有训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在其内弟家中集会，谈论国事，认定留在大陆跟随共产党走是唯一出路。5月3日杭州解放，他还和年轻人一起，兴致勃勃地练习秧歌舞。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50年底，他将4个儿女中的3个送去参军。1951年，他又将平时节衣缩食而积存的6钱黄金、人民币115万元（旧币）全部献给国家。

1951年8月，丁绪宝作为杭州区代表，出席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他携带了一米多高的大浮沉子和大衍射盘，几千件各类实验仪器，自费运到北京会场。在宣读了《关于群众化的物理演示实验》之后，他当场演示并请全体代表和来宾做实验。会后又在北京、青岛、上海向高等学校教师、学生和军委技术干部数千人作讲演并表演实验。他提倡群众化物理实验并身体力行的举动，得到与会学者和领导的高度赞赏，并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鼓励。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丁绪宝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授。多少年来，他一直盼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科学技术馆，附设物理演示实验室，为学生和民众提供探讨和了解科学的场所。1956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科技博物馆，丁绪宝欣然应邀赴京。此时他已过花甲之年。他和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教授全心全意为科学普及效力，为办好其中的物理实验室，他走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和不少中学，以便博采诸校之长。在北京天文馆物理实验室，他不断学习新技术，也向馆内同事和参观者介绍当时新技术、新实验和新方法。1957年以后，科技馆搁浅，他于1959年调任国家科委计量局（后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光学组教授。1966年76岁时退休。“文化大革命”后，丁绪宝已是80余岁的耄耋之年，他仍想着群众化物理实验，以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他准备用退休金去购买仪器，将自己的书房改作实验室，让周围青少年来做实验。他忙于到各大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查阅资料，整理文稿，一直坚持到年过90，双目几近失明为止。

1991年丁绪宝与世长辞。他平凡的一生、伟大的人格，矢志不渝的信念和事业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1894年7月 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县。

1912—1916年 在北京大学预科、本科学习。

1917—1918年 任北京大学理科物理教师。

1918—1925年 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克拉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1925—1926年 任东北大学物理系教授。

1926—1931年 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和东北大学合聘为物理学讲座教授。

1932—1933年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应用光学研究院进修。

1934—1937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0年 任广西桂林高中教师兼广西教育厅督学。

1939—1943年 任桂林科学实验馆研究员。

1943—1944年 先为广西大学物理系教授，后为贵州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4—1952年 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2—1954年 任浙江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

1954—1956年 任浙江大学光学机械专业教授。

1956—1959年 先后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北京天文馆物理实验室教授和中央科学技术馆筹建会成员。

1959—1966年 任国家科委计量局研究员。

1991年9月卒于北京。

1 丁绪宝．普通物理教学之方法与设备．建设研究，1941，6：1—4．

2 Ting Supao（丁绪宝）．Water prisms and a Ray－Tracing device for demonstrations in optics．Amer．J．of Phys．1948，16（1）：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