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1962年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著名时政评论员和学者，中国转型和战略问题专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会员，原凤凰卫视评论员、香港全球化中心主席、震海会创始人、《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

1984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1987年，在同济大学获硕士学位，留校任德语系讲师、外语广播电台副台长；

1990-1997年，留学德国，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特约记者、《德国之声》撰稿人；

1997年，任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香港创新发展集团推广总监、《德国之声》驻港特派员和澳门大学兼职讲师。

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伦敦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会员、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观察员，并长达十年主持凤凰卫视品牌栏目《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出版《中国人成熟吗?》《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2020 大布局》等畅销作品。

过去二十多年里，先后在中国大陆、欧洲和香港三地的大学、媒体与商界工作，频繁转换身份，以多元视角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内部转型的研究，近年将触角延伸至中国经济转型方向、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及其风险掌控、中国国营和民营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经济走向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对外战略整合、国民集体精神世界成熟和民族思想史等领域。其思想影响力遍布全球，并准确预警中美博弈和新冠疫情走向。

现担任香港全球化中心创始人、震海会、震海精英俱乐部、震海未来学园创始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比利时列日大学博士导师和深圳大学业界导师。

2015年4月，推出力作《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这是邱震海博士继2013年出版《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2014年出版《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两本畅销书后，2015年再次推出以未来几年中国周边重大危机为焦点的内幕分析著作。《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由一系列从未披露过的内幕故事组成，从中可以看出国际舞台的惊心动魄，以及中国未来几年在地缘政治上将面临的重大挑战。

主持凤凰卫视热播节目：《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介绍

《震海听风录》

《震海听风录》于2007年元月在凤凰卫视开播，每周三晚上19:25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次日早上6:00和上午11:20重播。

开播近八年来，《震海听风录》已成为凤凰卫视一档集中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动向的品牌节目，为中产以上阶层的人们，尤其是企业家、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所集中关注。

《震海听风录》每周采用卫星或海底电缆连线的方式，由主持人邱震海在香港，与身处北京、上海、深圳、华盛顿、纽约、东京、巴黎等地的嘉宾，集中讨论当周最为热门的新闻焦点及其背后趋势。该节目集中讨论的话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和各行业的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深层问题、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对中国的长远影响等。

《寰宇大战略》

《寰宇大战略》于2012年元月开播，每周日晚上19:45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次日上午9:00重播。

《寰宇大战略》聚焦中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国防和军事战略、经济战略、金融战略、科技战略、教育战略、人才战略、海洋战略、能源战略等，也包括近年中国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战略。

节目每周邀请两到三名嘉宾到香港演播室，与主持人以明快的节奏展开交谈，并与战略观察员展开讨论，全方位向观众呈现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些值得注意和深思的问题。

学术研究

虽然语言学与他从事的时事评论似乎毫无关系，但“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却对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邱震海说，研究词法和语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样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切成一片一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国人善用的方式，尽管读书的时候不甚喜欢，但后来发现，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正是运用了当年学习专业时掌握的技巧。 1990年，邱震海留学德国，也更加紧密地了解到德国人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运用这种方式看问题，就

如同透视一样，会把一个事物的每一个部分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喜欢写作，在德国的7年中，邱震海一边研究传播学，一边开始给“德国之声”电台撰稿，他同时编译许多德国的新闻给香港和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由于上海《文汇报》更聘他为驻德国的特约记者。“当年正值东、西德刚刚统一，发生很多故事，为《文汇报》工作是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为‘德国之声 ’工作又是用西方人眼光看中国”。邱震海说，自己非常享受用这种交叉的眼光看问题，视角的转化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德国生活

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和自己从16岁就开始学习德语的优势，让邱震海的德语说得和德国人一样好，想要留在德国发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放弃了在德国的一切，回到香港。

谈起这个决定，邱震海说：“和德国贴得太紧了，反而想脱离它。”一直研究德国、用它的眼光看世界，但德国的文化相对封闭，这让邱震海在那里找不到使命感，最终，30岁出头的邱震海带着“一只泪眼和一只笑眼”离开了德国。

除了跟德国贴得太紧的危机外，邱震海感到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使命感，“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从事新闻实业的人，都希望将社会当作一个舞台和实验室，对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去架构一些东西，哪怕是国民素质的培养”。邱震海认为，这些方面的架构，欧洲人已经做得很成熟，而亚洲地区则还需要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他的母体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

当“三栖人”

香港的自由气息最终吸引邱震海将之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宝地，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邱震海当时的想法多少带了理想化的色彩。回到香港的邱震海先是进了一家报社，但香港的现实告诉他，这里虽然自由，但浅薄和缺乏深度也是它的弱点。“要从事严肃新闻的时候，这里没有空间，这令人感到失望！”邱震海说，自己在给上海《文汇报》做记者时，还能写大量国际分析的文章，但香港人并不关心这些。

沮丧之余，邱震海有了“既然实现不了自己理想，那就去赚钱”的想法。于是，他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做起了企业传讯主任。然而赚钱赚了一段时间，仍然不满足，邱震海再次拿起笔，给香港《信报》写专栏文章。“稿费不高，但这报纸的影响力很大，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就说，他只看香港的两家报纸，《明报》和《信报》”。

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报纸也开始有了邱震海的评论专栏。就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邱震海过起了“两栖人”的生活。再到后来，他又过上了“三栖人”的生活，即同时到香港大学教公关和新闻。在邱震海的印象中，香港的学生很现实，“他们的兴趣在股票和房地产会不会升”。邱震海说，如果没有后来与凤凰卫视的结缘，自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写专栏搞评论

邱震海的专栏文章最终为他铺开了局面，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的报纸，都开始引用他的文章。就在这时，凤凰卫视也主动找到了邱震海，开始请他做嘉宾评论员。当时的凤凰卫视定位还是“城市青年台”，对于电视评论也处于初创阶段。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飞机轰炸，凤凰才发现电视原来可以搞评论节目。凤凰卫视由此开始转型，逐渐变成以资讯评论为主。两年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让凤凰的资讯评论得到关键提升，并找到准确定位。

邱震海的评论也由最初以欧洲为主、扩展为欧美关系，中欧评论等。尤其在2002年后，中国的外交飞速发展，中美、中日、中印，中俄大国关系以及朝核问题等越来越复杂。“原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被迫开始研究”，邱震海说，从2001年到2004年，是他和凤凰的合作期，直到2004年9月，他辞去上市公司的职位，正式进入凤凰成为凤凰的专职评论员。

进驻凤凰第一天

进驻凤凰第一天就“上战场”

凤凰卫视拥有自己的专职评论员，所以有人将凤凰的评论员称为“驻台评论员”。对于凤凰的这个发明，邱震海认为是开创了电视史上的第一步，“我们的日程是新闻到哪儿，我们到哪儿”。

邱震海正式进入凤凰卫视的当天，就主评了至今难忘的一次事件，这就是2004年9月1日别斯兰绑架事件，俄罗斯武装分子占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当天下午2点，邱震海接到该消息，5分钟后开始直播，10分钟后进行评论。“当时连绑架的地名和位置都还不知道，赶紧找地图、查资料，现炒现卖就上去了！”后来，邱震海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新兵第一天就上战场变成了老兵。

绑架事件持续3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邱震海还能激动地把卢宇光当时的经典报道重复出来。他笑着说，这和之前做特约评论员完全不同，没有预约，“现在是苦劳力了，和部队一样，不分时间的轮番上”。

邱震海政经论道在深圳举行，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邱震海以《未来2-3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和潜在风险》作主题演讲。针对经济下行，邱震海提出要增加经济的自由度与创新成分。

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邱震海除了轮班主持《有报天天读》，还拥有自己的两档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与《寰宇大战略》。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对记者说。“每周两场公共讨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空间、资源。如果我滥用这种资源，可以把这两个节目弄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收视率会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无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间。但只要还有一定自由空间，我还是会服从于我自己的内心。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做一名有思想有担当的媒体人

作为一名媒体人对国家及社会的责任，在当今这个时代，媒体人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责任？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记者专访时，邱震海说“作为媒体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大的素质，一种是专业的素质，一种是道义上的素质。专业素质好培养，道义上的素质其实也不难培养，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愿不愿意去做。新闻人的特点是忠实于事实的真相，作为评论人则是要传递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解释及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就对一个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古人有句话叫“为学先为人”，这是对新闻人最本质的要求。做新闻不要想着去赚大钱，如果想赚钱你可以选择去学金融，做新闻人你就要敢于担当责任，甚至深入灾区，进入战区，潜入幕后，将真正的事实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受众，使社会形成一种正确及真实的舆论环境。”

用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做新闻

邱震海的理性，与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有关。1991年，邱震海申请到同济大学的公派名额，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德语的严谨、缜密、一丝不苟，训练了他的思维，也重新架构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成为一个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7年，处于对西方迷恋后的迷茫期的邱震海决定回国，他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为跳板。在这个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跃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从学界、商界到媒体，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邱震海终于停止了他的身份转换。也正由于不同职业的身份转换，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备学者的沉静、理性与缜密，又具备商界人士的雷厉风行与干练敏捷，同时还具备新闻人的敏锐与练达。所有这些特质，恰恰成就了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

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他的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从《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到《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邱震海在坚持用国际的全球视野探讨现今的中国。

人口红利危机和人才红利危机，在你看来，怎样才能吸引“海归”?邱震海向《留学生》杂志记者直言“有一些是短期的机制，或者硬件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吸引留学生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等等，这些东西国家都做得不差。中国缺的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你怎样能吸引一个人在这里真正长远地发展。要留住一个人才，除了空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发挥空间。比如一个人回来以后，他是不是会陷入官本位的体制。在外面可能是学者至上，教授至上，一个学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们这里是官本位的体制，它逼着学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线，才能拿到资源，拿到项目和经费，那久而久之，就变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专业工作者，他不会去，甚至他也不愿去、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他会觉得，你可能会给我很多钱，但这些钱我在国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创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绩，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场搞关系。

另外，我觉得不但要吸引留学生，还要吸引国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国来工作。我们境界还没有达到在全球当中搜罗一流人才。是我们没钱吗?我们钱已经有了，为什么那些全球的一流脑袋都愿意去美国，不愿意到中国，那就是跟你的软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