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八种：三类素质是指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八种素质是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提高国民素质是一个伟大的工程，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素质是现代化的基石，而观念则是国民素质的核心。而观念主要有：01、独立人格 02、主体意识 03、个性解放 04、自我实现 05、个人尊严 06、宽容精神 07、自由精神 08、平等精神 09 、民主精神 10、法治精神 11、人权意识 12、公民意识、13生命意识、14健康意识。

与大的环境相同，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物质生活水平到达一定程度了，素质能相应提高，有了素质提高的条件，就能提高素质；同时国民自发地、自觉地、自省地提高自身素质，也能促进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素质发展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邓小平同志把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说：“我国的劣势是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而且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了严重的问题。由于人口过多，使我国的资源弱点暴露出来，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同样，我国人口数量虽多，但质量却不高，文化科学技术落后，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支持了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突出了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在电子信息特别是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网络与通信、计算机及软件、数字化电子产品、生物技术及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都有高速发展。我国竞争力在世界排行榜中已进入前30位。这些事实无疑说明，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不能单独看其在世界先进水平上的一些成就，更重要的是看其全社会的科技文化水平。因此，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积累强大发展后劲的基础工程。

人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国民政治素质起调节各种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国民政治素质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改善投资环境，所以，每当思想政治工作受到社会重视时，则无不获得显著的社会效益，进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1． 较高的政治素质是一种向上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为了医治旧社会的创伤，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党和政府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哪里艰苦哪安家。50年代初，几十万官兵由炮火纷飞的前线开赴北大荒和新疆，成为垦荒战士，他们凭顽强的斗志，把荒无人烟的处女地开辟沃野良田，建起了现代化的农业企业。60年代初，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开发和建设大庆油田过程中所创建的伟大业绩，大长了中国人的斗志。之后，我们老一代知识分子又成功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加快了航天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国力增强，同时也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在与大自然斗争中，我们形成了伟大的抗洪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铁人精神、突破高寒禁区精神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向上力。这种向上力实际是国民政治素质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出的活力，也是生产力。

2． 较高的政治素质是一种凝聚力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把亿万民众凝聚在一起，形成统一意志，并为之奋斗。这种凝聚力量来源于国民的政治素质。60年代初，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遇到严重的困难，全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克服重重阻力，共渡难关，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很快战胜了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人民紧跟邓小平同志，医治“文革”创伤，产生一种新的凝聚力。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全国上下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克服暂时困难，承受了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压力，取得了改革的成功，使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

3． 较高的政治素质是一种平衡力

国泰民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其中有许多事情涉及个人利益，需要付出代价，甚至牺牲。如果国民素质不高就会引发和激化矛盾，使社会不安定，影响发展。如果国民素质较高，就能平衡和化解各种矛盾，时时、事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服从大局，自觉地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各种矛盾的调节不是安扶和压制所能奏效的，必须通过积极的思想工作，产生向上力、凝聚力和平衡力，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素质，维系社会的稳定。

健康资本作为资本构成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新中国成立的50年，国家始终把防病治病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作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根本措施，并认真组织实施，使国民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全国加强了农村三级医疗网站的建设，大力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并制定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这些基本建设，有力地控制了各种疾病的发生。同时，国家还大力开展全民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普及，不仅使国民身体健康，而且促进了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重大比赛中夺取奖牌越来越多，2000年奥运会金牌名列第三，不仅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步入了世界体育强国之列，并有能力举办奥运会及世界级的大型运动会。

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使劳动者保持旺盛的精力，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高效率，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每个人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既可以减轻精神痛苦，保持工作、生活的良好状态，又可以减少医疗使用的支出，使家庭收入的再分配向智力投资和提高生活质量转移，也有助于个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利于卫生医疗和体育事业的良性循环。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得到重视和保护可以使人力资本使用时间延长，使用效率提高，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创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人口环境，关键是转变群众的婚育观念，而直接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国民的综合素质。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思想教育和政策引导，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动接受计划生育指导的人越来越多，五、六、七十年代形成的生育高峰，已平稳通过，尚未形成新的人口出生高峰。随着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下降，出生孩次成降幂排列。据统计，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年代的5．68%，降至70年代的4．01%，到80年代降至2．47%。到90年代已降至1．8%左右，达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1949年至1973年的平均值为22．2%；1973年至1988年平均值下降至13．8%；目前已降至10‰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历程。我国人口控制取得的成功，充分体现了民众为国家兴旺，民族复兴的伟大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是国民素质的具体体现。

2．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全民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的形成

我国加快发展人口环境的形成，突出表现在邓小平人口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

一是人口发展实行目标控制。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客观实际，科学地规划了我国人口发展目标。他在设计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时指出，“到本世纪末，那时是十二亿到十二亿五千万人口，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再过五十年，那时十亿人口”。邓小平同志对人口发展实行目标控制的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各级党政一把手对本地区人口计划负总责，加大了人口控制力度。人口发展实现了由单一的政策控制向政策控制和目标控制的双向控制的过渡。人口控制模式上的这种根本性变化，既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年龄构成轻，正处在生育高山峰期。目前，全国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000万以上，人口发展如果不实行目标控制，就很难与经济发展目标同步，甚至对经济发展目标构成威胁，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发展的目标控制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是以摆脱贫困，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困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因为实行计划生育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越来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人口控制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是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实行双向协调控制。邓小平同志把人口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同步规划，为人口控制开辟了新的途径。全国各地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拓宽人口控制的工作渠道，创造性地运用了“生产、生活、生育一体化系列服务”、“扶贫开发先节育”、“利益导向引导”等双向控制机制，既有利于人口控制，又有利于经济发展，实现了人口控制与经济发展两个运行系统的融合与平稳对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像江苏同志回邓小平同志提问那样，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八百美元以后，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

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实行有序控制。邓小平同志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视为国家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他指出：“我国的百分之八十人口是农民……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的城镇和新型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现了速度，效益同步高速增长，一方面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是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实行重点控制。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对基本国情的精辟论述，把人口控制的重点放在农村，同时又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流动的特点、及时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纳入重点控制范围，实行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有效地解决了人口控制中的难点问题。

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不仅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江泽民人口素质观，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他的主要理论框架，一是领导干部素质决定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二是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动力；三是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和科学文化素质。江泽民的人口素质观，指明了国民素质提高的方向和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学习科学知识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大有希望。

总之，国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因此，提高国民素质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落实邓小平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治国新思维和江泽民关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的重要社会实践。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能选取少数几个层面泛泛谈谈。从教育上来看，中国的教育偏重文化知识，应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的能力和品质的培养，即使少部分地区进行教改，也很难避免形式化，教育改革不彻底，不成功。作为传道者的教师，其个人素质和评价标准，考核体系都有待改进；学生家长对孩子的目标偏向获得物质财富，重视孩子将来的名誉地位，并不严格要求其个人素质。所以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个人追求只会偏向庸俗，肤浅化。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世界大国。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通俗文化的普及，文化素质方面的中国恰好处于一个断层期和转型期，显得富而不贵，大而不强。虽然中国GDP大幅提升，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在思想领域却出现了功利主义的张扬，精神倾滑，人文弱化的现象，媚俗文化流行的现象等等，这些全部主导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风气，让人们的整体素质低下。

在政治上，如今官员腐败成风，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与西方相比还很不完善有一定关系。另外民众的法律意识与监督意识不强，并没有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监督权以及政府内部监督体系不完善；有的政府部门也没有正确对国民素质进行宣传、规范，没有正确引导文明，友爱的风气在全社会的形成，有的地方政府反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减少在教育文化上的投资，可谓得不偿失。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物质文化的富足，国民素质，文化品位，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