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一种社会现象，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一线城市，是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白领中兴起的思潮。

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自信这么一个浮浅在表面的问题了，城市化的加剧，很多人都因为北上广

这样的大城市而成风前往，却在前往之前没有真正去预测或者说是去考量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错，它所提供的无论是就业机会，还是其他方面的服务都是其他级别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发展过快过于畸形，不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正常进程来进行演化的，是在大量的政治经济辅助政策下所形成的，这就使得这样的一类城市有了它的致命伤功能过多，而没有专一性。不得不说在这上面国外要做的远比中国好得多得多，国外的城市分工明确，使得他们在面临城市各项问题时，解决的策略要简单得多。

宏观方面

1、北京的高收入只属于个别少数人，大城市的收益本来是很高的，但现在门槛更高，这缘于外力。

2、在北京的一套房，到小城城市可买门面，出租价比北京的住宅出租价高很多，买房成为一项风险，是自己赋予的。

3、在北京发展的空间可塑性不太强，感觉在北京高学历、有足够的钱、有社会关系的人有发展，其他人都是蚂蚁，人活着不但是要虚名，还要质量。

购房压力

近日《蜗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年轻人与房子的关系又一次成为了热点，目前30岁以下的购房人占到了首次贷款置业群体的70%，且这部分人群的贷款需求多集中在80万元以上，购置的房产越来越偏向于大户型房屋。可见以婚房为主体的年轻人购房相当强劲。由于年轻人收入有限，储蓄不足，根据一些调查，举家（甚至是举两家）之力付首付，年轻夫妇还月供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与中国的民俗有关，中国文化重视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房屋作为“生产车间”，被重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房价年复一年持续上涨，加上隐约的通货膨胀预期，让许多人产生了房价只升不跌的幻觉，从而宁愿尽快购买。然而，房地产行业和其他经济现象一样也有其周期，《逃不过的经济周期》一书就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周期大约在16-18年，屈指数来中国房地产的腾飞也就10年左右，这也导致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人在只涨不跌中感到恐慌，但是，与年轻人的远大前程相比，房地产的周期又是何其短暂，更不用说一旦周期来临的可能风险了。 在当前的房地产热潮中，一种群体无意识，一种在相互刺激下的非理性正在蔓延，总觉得悠悠万事，买房为大。无论是从职业发展出发，还是为了寻找更满意的生活方式，房子都未必是必需品。相反倾其所有地购房却可能限制了选择，影响了发展。

生活方式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国内，很多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高处”无疑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原因无他，这些一线大城市不仅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还能提供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那些有志于追求精彩人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纷纷绞尽脑汁要在这些大城市里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奋力打拼获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是，面对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一些白领们却选择了逃离，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的一位白领曾诉说心中的矛盾和烦恼。他几乎被当时所从事的那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压垮。工作带来的过大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使他几乎从没有休过一个双休日，也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甚至身体不适时也不敢请假去就医，经常处于易怒、烦躁中。他正在和女友谈婚论嫁、计划在市区买房置业，这使得他没有勇气辞职去尝试压力较小、收入较低的工作。

如今，年轻白领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损害了健康甚至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各个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高得惊人的房价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年轻人的各种生活成本日益上升，而就业机会却相对减少，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增无减，这些客观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无从选择。于是“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不堪大城市生活压力却下不了决心离开的人其实更多，而梦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就更海了去了。尽管未来这些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京沪等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逃离之后再逃回

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在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但往往回到家乡后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

“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心结：欲走还留，纠结其中，离开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们无奈而又痛楚地离开了这些光芒万丈的大都市，有人称他们是“逃离北上广”；而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了，仍带着些无奈，还有那么一丝的痛楚，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期待。

《深圳晚报》7月15日报道，一年乃至更早以前，或主动或被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被迫返回北上广。而同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则介绍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原先单向输出的农民工已经出现显著的回流趋势，珠三角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面临“用工荒”；报道感慨，“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小地方 靠拼爹

一年前，李涵还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宝街上班。她笑称，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没房子，没车子，也没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说话最多的就是楼下趴活的出租车司机，“那个时候经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点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厦，趴活的司机一看是我，问也不问，就知道要把我拉到双桥。”那时候，李涵和网上认识的一姑娘租住在双桥的一个小区，两个人租了个两居室，一大间，一小间。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们俩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间里一顿狂睡，睡个天昏地暗。”　李涵说，其实她一开始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轻人不就应该奋斗嘛！但是每逢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她那种漂着的感觉特别明显，“嘴里说着自己过得很好，但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房子买不起，像我这种没户口的还要有连续的纳税证明，那就得保证一刻都不能清闲，不能随便跳槽，一旦跳槽衔接不好，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了，连车子也买不了，工作这么累，谈恋爱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挂了电话后，李涵已是满脸泪水。父母在那头就劝她回去，她一开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个样子来，我就不回。”她忘不了当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时，多少乡亲以她为骄傲：“那闺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终逃离北京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北京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这个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北京，“也考虑过去上海，毕竟那也是广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来想了想，还是觉得北京更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我不会再是个三无产品。”

故乡是每一个人永久的思念，但也是永远都回不去的地方。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父母送上安慰，朋友给与鼓励，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但很快，现实将会把人激醒。由于眼界和观念的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以及人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你会发现找个理想的工作真的很难；假如你去找工作，你会发现有编制的单位很难进，而没编制的工作又很少。

工作机会少，干事要拼爹，观念不合拍，让不少“逃离北上广”的人身在故乡为异客，自己的逃离之地反倒更觉亲切。于是，很多人带着无限的失望再次回到那个他们内心有些“恐惧”的地方，重新来过。大城市相对的公平，更多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回归的理由，尽管这看起来像自我安慰。

逃离有逃离的无奈，回来有回来的苦楚。逃离或者逃回都是个人的选择，但他们奔波的足印，留下了这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乡无法融入，故乡无法接纳，身在何处都是客，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谁喜欢漂泊，谁不爱家乡，但发展的不平衡，机会的不均等，不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就只能困守贫寒，去当“穷二代”。谁喜欢飘泊不定，谁不渴望家的温暖，但自闭的城市，疯长的房价，让白手拼搏的人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逃离也罢，逃回也好，心安之处是故乡。但要心安，不能仅靠个人的奋斗和修养，还要靠社会创造条件，给予呵护。冯唐易老，青春易逝，不能让理想的青年和青年的理想如南飞的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逃离北上广，被媒体评为2010年房地产十大热词之一，这看似是一个和房地产无关的词汇，但是它是由高房价带来的副产品。逃离北上广折射出一种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无奈与悲凉。

逃离北上广，路又在何方？

曾是广大年轻一代首选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楼价高涨、交通堵塞、生活压力加剧，愈来愈多的白领选择离开，去二三线城市打拼，却失望地发现，那里楼价涨了，空气污染了，塞车也成家常便饭了，“城市病”在这些中小城市正迅速复制。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何处才可安放青春？

在一些资源、机会、公共服务完全不能与大城市同日而语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给人一种公平的感觉，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而在小地方办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

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