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英裔美国律师、法学家、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务卿、总统顾问、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主席。自1941年踏入美国国务院大门后，便青云直上，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对苏关系上，艾奇逊鼓吹“从实力地位”出发，对抗和“遏制”苏联；在欧洲问题上，他主张加强欧洲联合，重新武装西德，建立统一的欧洲军事力量；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他竭力主张美国向这些国家扩张势力，控制“中间地带”，取英、法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其任内主导编写了其支持国民政府的自述《中美关系白皮书》。执政期间，艾奇逊参与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历次重大外交活动，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93年艾奇逊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他的祖先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后，艰辛创业，终于小有成就。他的父亲是一名典型的英国基督教徒。艾奇逊从小就接受者古板的英国传统教育和开放式的美国教育，艾奇逊全家，包括其母在内，都喜欢户外活动，并且都有一种生动活泼的幽默感。这种混合式教育导致了他以后古板冷酷和老练多谋。

幼年时艾奇逊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学校接受预备教育。毕业的那年夏季，他在主干线铁路（今加拿大国家铁路）的工程队找到一份工作，这条铁路由西北方向横穿加拿大全境，这份工作磨练了他坚强自信的性格。夏天过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

1915年和1918年他分别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和法学学士学位，还在学生时代，就与1917年5月5日与爱丽丝·斯坦利结婚，生有2女一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奇逊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少尉服役了6个月。服役期满就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从1918年到1920年他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号称人民的律师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当了两年私人秘书，后经布兰代斯介绍进来华盛顿的“柯文顿·柏林和鲁不利”律师事务所，服务长达12年之久，同期他有依靠布兰代斯和律师事务所的关系投靠摩根财团，并投身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通过摩根财团，他结识了杜鲁门，与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1945年杜鲁门出任总统时把艾奇逊视为自己的亲信。

1933年5月，经杜鲁门介绍，艾奇逊获得了第一个政府职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内阁财政部副部长，但是7个月后，由于艾奇逊和当时的财政部长威廉·哈特曼·伍丁在金融控制和黄金购买计划方面产生分歧而辞职。转入重操律师旧业。

1939年2月艾奇逊终于得到一个良好的展示舞台，因为当时的美国司法总长弗兰克·墨菲指令他作为调查委员会主席，着手调查，研究和建议改进行政程序的措施。两年中艾奇逊便拟出一份周密的报告提交国会，这一报告后来在1946年6月美国政府颁布实行的《行政程序法令条例》中有了具体体现，而艾奇逊在经济财政方面的才能也由此展露无遗。

1941年2月，艾奇逊受罗斯福总统的任命，出任助理国务卿，他的具体任务是掌管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国际事务。他帮助筹备通过了1941年的租借法，不久又被聘任为对外协调和冻结资金委员会成员，艾奇逊对那些对外服务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筛选，使美国的对外服务部成为一个向外输送优质人员的机构。

1945年杜鲁门继任总统。8月16日，作为杜鲁门的亲信，艾奇逊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掌握国务院的日常活动，在詹姆斯·伯恩斯和乔治·马歇尔手下工作。

1945年9月至12月艾奇逊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金融和贸易会议。

1946年他出任内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在1948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艾奇逊草拟的“利连撒尔报告”，建立一个国际性原子能发展权利机构。

在艾奇逊担任副国务卿期间，他的对苏强硬态度表露无遗、他把希腊国内共产党的活动看成是苏联侵略的结果，说苏联谋求在利比亚的托管是扩张到地中海。他积极参与制定了杜鲁门主义——第四点计划，1947年3月11日，艾奇逊在国务院成立“对外援助委员会”。草拟“援欧计划”。并在5月8日在密苏里克利夫兰教育学院发表试探性演说，为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勾勒出蓝图。

1947年6月，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同时接受杜鲁门总统颁发给他的美国国会荣誉勋章。

1949年1月19日，在哈利·S·杜鲁门连任总统的第二天，艾奇逊宣誓就任美国第51任国务卿。艾奇逊的前任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是一位颇有威望的国务卿，因而对艾奇逊而言，压力就更大，担子也更重，所以他毫不懈怠。在任职期间，他积极贯彻杜鲁门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政策”。

1949年7月艾奇逊签署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他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间的关系》，这是他在国务卿任内所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转机，艾奇逊清楚的了解中国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垮台，他认为“美国有必要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5年为中心的美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蒋介石政权垮台时予以发表，这一提议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首肯。

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个，艾奇逊是这样来论述和阐明他的观点的：“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我们应当面对一个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局势。”他认为进一步援助国民党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的干涉“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民众的指责”。这一段自白说明艾奇逊以对客观形势有比较清醒的判断，但出于美国政府立场，在行动上还不得不继续支援国民政府，但他的方针是对国民政府口惠而实不至，能拖就拖，等待“尘埃落定”。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举行签字仪式，艾奇逊代表美国在条约上签字。北大西洋公约条文的拟定是在艾奇逊牵头，多方磋商和周旋下进行的。

9月17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进行第一次会议，确认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各参加国的外交、国防和财政部长组成，艾奇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使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对美国十分有利的军事防务计划，即由美国将军任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统率各成员国拨交给他指挥的军队。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艾奇逊，也就不会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见，艾奇逊在筹组北约中所起的作用之巨大。

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的缔结和签字会议，艾奇逊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并担任会议主席。

艾奇逊在国务卿任期内，正值朝鲜战争进行，艾奇逊与这段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1950年5月8日，他宣布美国将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地，即给越南保大政权、老挝和柬埔寨以军事援助。从此，美国军队开始介入印度支那。

但就是这样一个铁杆反共分子，在约瑟夫·麦卡锡那一伙极右翼分子眼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的代理人。冷战初期，国务院密谋着反共产主义之风和对于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在追究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上，美国几乎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被打成赤色间谍。艾奇逊对这些极右翼分子的错误提出言语尖刻的反击，努力维护这国务院的良好运作。

1950年，艾奇逊获得了双重荣誉：哈佛大学授予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和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

1953年，艾奇逊随着杜鲁门任期结束而归退庶民。 离任之后，他重新开私人律师事务所，但同时任然继续担任历届总统的外交顾问，但主要把精力投入著书中。

1955年他发表第一部著作《一个民主党党员看他的组织》。书中对于民主党的存在的、责任、未来作了精辟的论述。

1957和1958他又连续出版了《一个公民眼中的国会》和《力量和外交》。

1965年他的两篇短篇作品《我所知道的人》及《白天和黑夜》相继问世。这两本书连同1969年出版的《领袖人物的圣经》成为当时美国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籍。

1969年他的自传体小说《创世纪亲历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出版，获得了1970年美国最高新闻创作奖普利策奖。

1971年10月12日，艾奇逊年事已高去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