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 主要指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中叶前后至“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个时期在旧文坛上，虽然仍以桐城派为正宗，但是随着时代的巨变和新思想、新潮流的出现和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开始出现新的散文潮流，并不断发生重要的变化，直过渡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19世纪中叶古文新潮流

在本世纪开始，桐城派古文继续产生影响。道光中，姚椿《国朝文录》就是继姚氏《古文辞类纂》而编选的。桐城派古文奉唐宋八家古文为正宗，而受时文即八股文的影响，已成为数百年不变之局。在骈文方面，则有阮元的着力鼓吹。道光三年（1823），他自序文集，认为其文或说经，或近于史，或近于子，只有赋即骈体有韵之作，才“近于古人所为文者”。他要继承《文选》序以“沉思”、“翰藻”为文的传统，排斥经、史、子之为文。并作《文言说》、《与友人论古文书》等，以自张其说。

但是，由于道光以来，时代危机的日益严重，为现实所需要的，既不是桐城派古文，也不是扬州派或常州派的骈文，而是各式各样的实际有用的经世之文，因而出现古文的新趋向。不过由于这些新一辈作家无名位或年轻而不为人所重视。首先是包世臣，他著有《安吴四种》，批评“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艺舟双楫·与杨季子论文书》），认为“古文一道，本无定法，惟以达意能成体势为主而已”（《齐民四术·再答王亮生书》）。他所要达的意，不是抽象空洞的孔孟或程朱之道，而是实际有用的农、礼、刑、兵之学和河、漕、盐之事。他的《安吴四种》言事说理质朴，“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疏无用之学”（丁晏《石亭记事·包倦翁〈安吴四种〉书后》）。包世臣的较年轻的朋友魏源于道光六年（1826）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搜采的也都是言学、言治等经世之文。并在《叙》里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等观点，主张文章贵能联系实际，切合实用。在《国朝古文类钞·叙》里，提出“文章与世道为污隆”的观点，即一个时代的文章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有正比例的关系。他认为清代文章“驾两汉两晋三唐而上”，肯定文章今胜于古，否定了拟古主义的基础。魏源著《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都是针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为而发。其文风亦与包世臣相近，朴实晓畅，条理严整，逻辑性强。和包、魏在一起，思想更近于魏源的是龚自珍。他以批判的历史家自任，认为文章和政治必须统一起来。他写了许多实际有用的政论文。如《明良论》、《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罢东南番舶议》（已佚）、《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也写了许多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和杂文。他的这些文章对现实社会、政治进行批判，“语含酸辣”，在当时被目为禁忌。在风格上龚文与包、魏不同。他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广泛的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语言表达上颇为奇特，一般是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瑰丽中有古奥。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是嘉庆、道光间新兴的经世文派。惟龚文的文学性较强，把政事和文学统一起来了。此外还应包括同时的汤鹏，他著有《浮丘子》12卷。他们是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近代改良运动的启蒙人物，开启了近代进步文派。他们的古文发出改革清王朝腐朽内政、抵抗外国资本侵略的呼声，对于传统的各种文派以及他们本身的文风问题，大抵则已处于次要的地位，除龚自珍以外，继承的是子史特别是“子”的传统。包世臣以“达意”为主的文，自以为近于“子”，魏源的《默觚》上下亦“子”之类，汤鹏更以著《浮丘子》为荣。

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前后，进步的古文即散文为这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服务。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都是奏议、政论文；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袁翼《江南提督陈忠愍公殉节记略》、吕世宜《记游击张公死事略》、郭柏苍《定海县姚公传》、蒋敦福《书宝山烈女死夷难本末》等，都是传记文；又有无名氏呼吁奋起抗英，为抗英殉难英雄立传，以及记载人民死难的古文等等，都表现了反帝爱国精神。

在龚自珍、魏源两大家和鸦片战争时期众多的进步散文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明白提出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的有冯桂芬和王韬。他们都是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在《复庄卫生书》中对桐城派古文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承认“文者所以载道”，但认为“道必非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打破了桐城派古文家所标榜的程朱“义理”。他还认为“长于经济者”的论事之文以及“长于考据者”的“论古之文”未必不如韩柳古文，否定了桐城派古文家所标榜的“义法”。他声称：“操觚者以义法为古文而古文卑，必非先秦两汉之作也。”（《显志堂稿》卷五）冯桂芬从内容到形式，反对僵化的桐城派古文，要求一种内容广泛自由抒写、不受陈法约束的新体散文，是要求文体解放的先声他的著名的《校庐抗议》一书，就是他的“当世有用之学”的代表著作，也是他的表达思想的新体散文。它的重要部分所“载”的不是封建阶级的“义理”，而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王韬是一个新体散文家，他从1872年起，在香港办《循环日报》，“时以所见，达之于日报”，到了1883年，集成《园文录外编》12卷。他感于“自中外通商以来，天下之事繁变极矣”，所见所言，多是洋务和变法，把它们“达之于日报”，使文章社会化。他不管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园文录外编·自序》）他的社会化的报章日用的新体散文，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冯桂芬、王韬时代，又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散文。根据洪秀全的指示，洪仁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彻底抛弃桐城派古文，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确主张。它认为文章的产生本来是为了社会实用，而“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因此提倡“文以记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以期“朴实明晓”，人人易懂。它反对“古典之言”，特别是那些不伦不类，荒诞无稽，饱含封建色彩的陈词滥调。从革新实际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叙事议论，自觉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是向着“朴实明晓”的文风努力的。

由此可见，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文坛上激起了一股抛弃桐城派古文，创造新体散文的潮流，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以及稍后著《盛世危言》（亦是子书形式，属于改良派）的郑观应都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成为不断发展的新体散文的先驱。

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大致和新体散文的发展同时，桐城派古文也正在作“中兴”的努力。它的代表作家，先有梅曾亮，后有曾国藩。姚鼐有几个著名学生，如姚莹所说：“海内文章有惜翁，新城学士（陈用光）得宗风；方（东树）、刘（开）、梅（曾亮）、管（同）均堪畏，输退家难是阿蒙。”（《雪桥诗话》卷十引姚石甫诗）姚莹也是姚鼐的学生。其中梅曾亮占有重要地位。道光二年（1822），他到京师作官，“居京师二十余年，笃老嗜学，名益重，一时朝彦归之，自曾涤生、邵蕙西、余小坡、刘椒云、陈艺叔、龙翰臣、王少鹤之属，悉以所业来质”。在姚鼐之后，由于他的坚持努力，桐城派古文有了活跃的趋势。梅曾亮虽知道，“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柏枧山房文集》卷二《答朱丹木书》），即随着变异日新的时代，反映不同的现实社会内容，但因为他思想囿于旧传统，甘于脱离现实，他的古文一般是缺乏现实社会内容的，书序、赠序、寿序等文字较多。他在文字上用功夫，不为浮词语，亦能运用自然，达到“清淡简朴”的地步，有一定成就。他的有些记叙自然风景的小品文，如《小盘谷记》，文字洗炼干净，句句落实，富有文学意味。

继梅曾亮之后，把桐城派古文推向所谓“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曾国藩在太平军革命事起前，在京师作官，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与邵懿辰、孙鼎臣等往来于梅曾亮之门先后近10年。他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宏通”，自称他的“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他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古文授受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等弟子四人之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由于他的地位渐高，幕府网罗人材甚众，他对文章的理论和提倡，影响很大。他自己“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这样，以曾国藩为中心，以他的门生幕僚为声势，先后相承，转相授受，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不过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湖文集》卷六《与岑论文派书》），显然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学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以来的骈文家。他的《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经济”一条，使古文有了致用之道。曾国藩实际是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创立了“湘乡派”。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根据曾国藩的意见，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皆以补姚氏姬传《古文辞类纂》所未备。黎庶昌指出：“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续古文辞类纂目录序》）湘乡派矫正桐城末流专在文词上洗刷而掩饰空虚的内容，是有所见，可取的。曾国藩亦承认：“古文之选，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这里所说古文，当指桐城派古文。因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开创湘乡派，扩大古文队伍，左右文坛，宣传封建道德，提倡洋务，实质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但曾国藩办洋务，客观上有利于近代化。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西洋科学文化书籍，选送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洋等等，都是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的。

此外还有吴敏树。他自以为不是桐城派，实际并没有远离桐城派。吴敏树值得称赞处，在于终身不受曾国藩的牢笼。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北京后，虽见知于梅曾亮而得古文名，但始终企图在以方苞、姚鼐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古文之外，寻找自己的古文创作道路。他“以为文必古于词，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云。”（《湖文集》卷十二《梅伯言先生诔辞》）孙鼎臣称赞他的文章，“吐气成虹声裂石”（《苍莨初集》卷七《送吴南屏广文敏树还巴陵》）。可惜他只知道摆脱方、姚“义法”的束缚，直接“求之古文”，“求之古书”，不知道这恰是步趋方、姚的后尘。因此，他就不能离开桐城派古文的僵化道路。他的古文，同样只在语言形式上用功夫，文字整洁枯淡，一般缺乏现实社会政治内容。他鄙薄功名利禄，湖光山色和隐居生活是他的古文突出的一面。

资产阶级的新体散文首先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局面，促进晚清新体散文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力量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新的社会物质基础、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的产生，要求新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方法。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于开通“民智”、扩大社会影响的宣传需要，已有提倡文字改革和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的呼声。陈荣衮、裘廷梁等主张用俗话写白话文。白话报也在各地先后办了起来，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桐城派古文或一切传统古文的表达作用。但因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不彻底性，这种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不大，未被文坛或文化界所重视。当时影响最大的则是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新体散文。它接近于语文合一，但又未能完全摆脱古文。代表作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

康有为是改良运动的领袖。他的散文，思想解放，直抒己见，或散行，或排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而又能利用传统古文，有龚自珍的影响，但比龚文汪洋放纵得多而奇诡较少，打破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是梁启超散文的先导。

谭嗣同在思想上要冲决一切罗网，在文体上也寻求自己的道路。他“少颇为桐城派所震”，后来，喜尚魏晋间文，爱其“沈博绝丽”，并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谭嗣同全集》卷二《三十自纪》）。谭嗣同否定了桐城派古文，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他的散文从学习骈文中来，句法谨严整洁，绝少浮语。他颂扬“报章文体”，又曾运用口语的自然句法编写南学会讲义，可见已倾向散文的通俗化。

梁启超是改良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宣传家，也是新体散文最著名的代表作家。他办过许多报章杂志，提倡“文界革命”，试过“语文合一”，自觉地注意文体的通俗化，大胆地从传统古文束缚下解放出来。他曾评价自己的文章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这近似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古文通俗化运动。所以“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同前）。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自我评价。他的散文著作，空前丰富，包括政论文、传记文和杂文。并世诸家。政论文论题明确，逻辑性强，论据充分，感情动人，语言畅达。传记文有传统史传体和西洋评传体。前者有文学性，突出人物形象，如《谭嗣同传》；后者历史性强，似未注意塑造人物形象，夹叙夹议，如《李鸿章传》。杂文，即随感录，不限形式，早期如《自由书》，实杂文集。其他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自说“开文章之新体，激民主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可视为杂文一类的代表作；提出问题，思想解放，感情充沛，写得详尽，不嫌反复强调，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既无所顾忌，又不求修饰，只以表达明白为主。这种文章对桐城派古文或传统古文来说，确是一种“新文体”，一种解放了的新体散文。梁启超的散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促进作用。随着改良主义思想日益与民族民主革命为敌，趋向反动，他的散文也就失去其进步锐利光辉，成为宣扬他的保守思想的工具了。

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同样由于宣传的需要，也趋向于文体的通俗化。邹容作《革命军》，“自念语过浅露”，章炳麟以为“感恒民当如是”。所谓“浅露”，就是通俗化。这是一本宣传反对满洲贵族统治进行革命的小册子，内容与改良派的主张完全不同，但就文体看，显然有梁启超的影响。陈天华更自觉地用通俗语言来宣传革命，他的《猛回头》是白话的说唱体，《警世钟》也是白话文。近代民主革命家秋瑾提倡家庭革命，男女平权，曾用白话文发表过宣言。这些都代表着走向文体通俗化的趋向。

但是，桐城派的古文或其他传统流派古文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间，为古文找到新生命的学者，以严复林纾章炳麟为最著名的代表。严复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提出“信、达、雅”的译文标准。雅是指文体，他声明要用古文，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译天演论例言》）。他所译的《天演论》一书，桐城派古文家他的古文老师和朋友吴汝纶誉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他认为他翻译的是“学理邃赜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可见严复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只是为了少数“多读古书之人”，而不是为了广大的社会群众。由于内容的全新和一种谨严的古文格调，严复的翻译书，特别是第一部《天演论》，在当时的知识界是少有的，引起了思想震动，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林纾从光绪八年（1882）中举以后，就专心学习桐城派古文，后来他和懂西文的人合作，也用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同样在知识界引起兴趣和注意。章炳麟以古奥难懂的文章，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他主持《民报》时，不满意汉文和唐宋文，以魏晋文相号召。他认为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效魏晋之文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政论文是以他的广博渊深的学问为基础的。章炳麟的古文虽很难懂，但由于它的充实的革命内容，在当时也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日益增长变化的革命形势，需要的不是各种流派的古文，而是通俗文。严复的先秦文，章炳麟的魏晋文，林纾的唐宋文或桐城派古文，都是行不通的。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桐城派支流──湘乡派古文，如著名的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虽能适应时代要求，接触新思想，其古文已非桐城派古文所能限，但也是行不通的。至于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死守桐城派古文家法，以求“清淡简朴”的古文，则更无希望了。此外与古文相对的骈文，自道咸以来，虽不乏著名作者，清末如王运、李慈铭等，模拟守旧，更与时代背道而驰。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深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以通俗化为形式的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新体散文进一步的发展，终于过渡到“大众化”的白话文，代替了语、文分离的传统古文的长期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