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歌》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是中国最早的翻译作品，体现了不同民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状况，表达了对跨越阶级的爱情的抒歌。其古越语发音在汉代刘向《说苑》中有记载。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1，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2。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3，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4。

山有木兮木有枝5，心悦君兮君不知6。

今晚是怎样的晚上啊河中漫游，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与王子同舟。

深蒙错爱啊不以我鄙陋为耻，

心绪纷乱不止啊能结识王子。

山上有树木啊树木有丫枝，

心中喜欢你啊你却不知此事。

按《史记·楚世家》，楚灵王十二年（ 公元前529 年），子比趁其兄灵王在外，杀了留守的太子，自立为王，其弟子皙当了令尹；但政变仅十余日即失败。所以子皙泛舟新波（破）不像是在当令尹之时，而应该是在此之前。比照襄成君的情形来看，子皙还可能是在初至封地鄂之时举行舟游。而榜枪越人则以认识新来的领主并为之效劳为荣。在盛会上，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得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子皙被这真诚的歌声所感动，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

鄂君子皙是楚人，榜枻越人是越人。楚，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第一大国，越，是先秦时期中国南方一个族系。

《左传》鲁昭公十二年记载，西周初年，得周成王赐封子爵的楚先人熊绎，“仍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莱，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周成王时，王室式微，中原诸侯纷争，终于让楚人等到了另图发展的机会。向何处发展？向北、向东，那里群雄林立，楚量其力不能与之抗礼，向南，一则可避开周王室的箝制，中原群雄的干预；二则江河滔滔，沃野千里，居住其地的异于中原的人群社会尚未充分发展，邑落林立，内聚力小，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楚人选准了主攻方向，施展外交手腕，扩大政治影响，这就是《史记》所说的“熊渠深得江汉间民和”。其时，荆山之西是庸国，势不大却可后院放火、因此，楚从荆山南下掠取扬越和鄂地之先，首行伐庸，以解除后顾之忧；取得扬越和鄂地之后，迅速以其三子分封其处，巩固获得的成果。《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前887 - 858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熊渠兴兵伐扬粤“至于鄂”，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来加以管制。“至于鄂”，就是说攻打到了扬越人控制的鄂地。接着，熊渠立中子红为鄂王，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统治者是楚人的地方政权，被统治者主要是世代居住在鄂国的扬越人。扬越（粤），世多谓“百越”之一。《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扬越似即居处于扬水、汉水之南的百越。其实，扬越不止是百越之一，而是先秦时期百越之别称。扬越即百越。

熊渠破鄂是在楚庄王三年（前611），随即在鄂国的废墟上封其次子为鄂王。然而扬越人却没有被消灭或驱逐出鄂境。这或许与楚人对于被其征服的族众采取羁縻安抚、和睦相处的政策有关。熊渠未伐庸取杨越之前“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民”，当是居住在江汉一带的扬越人。他们支持了楚人，因此在楚人占杨越之地以后，扬越人可以继续在鄂东故地休养生息，并保留原有的组织、习俗、自由之身和人格自尊，怡然操着自己的语言——越语，自在地横楫逐波或从事其它行业。

越人生活的南方温热潮湿，雨量充沛，有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古越人熟谙水性，“善于舟揖”、“利于水战”。《淮南子·原道训》说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汉书·严助传》说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从语言上，越人的语言被中原华夏族称为“鴃舌鸟语”。汉语为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越语则为一字数音的胶着语。越人不仅与华夏人不能通话，就是与近邻楚人也很难通话，所谓“鸟声禽呼，言语不同。”在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修务训》中还记载了越人语言的语音特点：“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高诱注云：“訬，轻利急，亦以多者言。訬，善誃者谓之訬”。这说明越人语言多数是轻利急速，故虽偶然有说话重迟的人而外族人仍称为訬，这可能同越语发音习惯有关，所以多数人以訬著称。可见，越语是独立的一个语音系统。

楚国吞并越国后，通楚、越双语的人逐渐增多，但楚国上层贵族还是流行中原华夏语音，而越族一般平民，比如横楫逐波的舟子，有些也还只操自己的语言——越语。反正翻译人才比比皆是，沟通不成问题。子皙在船上表示听不懂越语，便能有如探囊取物立马召来了翻译，说明其地同时能操两种语言的人不少。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刘向书中对歌词的古越语记音用了三十二个汉字，如下：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楚译人把它译成“楚语”（即姚先生说的楚地汉语），用了五十四个汉字，“词采声调，宛然楚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的古音释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多家学者均有研究。诸家的解读各有不同，但对某些词的解释，如“滥”（*gram）对应“夜晚，夕”；“昭”（*tjau）对应“王子，君”，各家都是一致的。几位国内学者所作释读，虽然翻译内容有别，但使用的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使用侗台语族语言进行比勘。限于篇幅，无法将译文一一列出，并比较其中不同之处，以下列出在国内外影响相对较大的郑张先生的译文，供参考。

第一句：滥兮抃草滥——夜晚哎，欢乐相会的夜晚。

第二句：予昌枑泽，予昌州——我多么害羞，但我善于摇船。

第三句：州鍖州焉乎，秦胥胥——摇船渡越啊，漫长悠悠，高兴喜欢。

第四句：缦予乎，昭澶秦逾——鄙贱的我啊，蒙王子殿下欢喜结识。

第五句：渗惿随河湖——隐藏在心始终不断思慕。

楚译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郑张先生认为是译人为满足楚辞韵律，凑足六句而添加的衬韵句，以“枝”谐“知”，所以未包括在内。这句话其他国内外翻译者也都未作翻译，理由大致与郑张先生相仿。

1991年，郑张尚芳先生从泰语再次破译了《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泰语是泰国的国语，和壮语同属侗台语族台语支。与台语支的其它语言都不同，泰语有使用了七百多年的拼音文字——泰文， “泰文在泰语和其它台语支的语言中有着最古老的经过验证的形式”。因此他以书面泰文为基础，比照记音汉字的上古读音，逐字推敲有关的泰语原意。他在构拟记音汉字的上古音时，使用了自已创制的一套上古音系统。在破译时，和韦庆稳一样把记音汉字分断成五句，但断句的位置和韦庆稳的全然不同。下面是他报告的《越人歌》的新汉译。原文为英文，经孙琳和石峰译成中文后，转载于1997年出版的《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 第57－65页：

夜啊，欢乐会晤的夜晚！

我多么害羞啊，我又很能摇船。

慢悠悠地摇船横渡啊，满怀喜欢！

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

藏在心底的，是我始终不谕的思恋。

后来，周流溪先生在上述语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参考了郑张尚芳的译读，对照楚译文，并参照其它越族共同语如水语、傣语、布依语等，重新古音构拟，在破译中求得最大数量的古越语词，并借助古汉语的同源词，，复原了《越人歌》的全文。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是单靠一个语言破译无法比拟的。因此，他的释读结果也是比较接近越人歌原貌的。

周流溪今译：

滥兮抃草滥予，

“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

（今晚在河里掌船，是什么好日子？）

昌枑泽予昌州州，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和哪一位同船？和王子你们）

鍖州焉乎秦胥胥，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

缦予乎昭，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

澶秦逾渗，

“山有木兮，木有枝；”

（山上有树丛，竹木有枝梢。）

惿随河湖。

“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您知道吗？我心里对您非常敬慕眷恋。）

越人是古代生活在长江以南广大沿海地区的一个大族群，文献上称为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杨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族群。其语言一般认为与今壮侗语族有渊源关系。现代的遗传学研究也认为，根据百越群体的Y染色体数据，其起源具有整体性和共性，越人很可能是具有共同血缘的（参看李辉博士的论文《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我国境内的壮侗语民族与境外的台语民族的语言相近，可以进行比较。以上，是国内学者释读《越人歌》的主要依据。

《越人歌》最早收录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第十三则“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刘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自幼生长楚地，祖上藏书丰富，家学渊源有自，淹通经史，谙熟掌故，成帝时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就是负责西汉皇家藏书的整理，借机通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典籍。在校书之余，为了“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刘向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编著了几部颇具故事性的杂著——《说苑》、《新序》、《列女传》——作为政治教科书呈献给汉成帝刘骜。书中记录了先秦以至秦汉时期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已散佚，文献无征，只靠《说苑》等书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襄成君始封之日”便是其中的一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 “襄成君始封之日”篇的原作者已不可知，但可以推断，刘向在记录这则掌故的时候一定参考了其他文献依据，只是可惜前人旧书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苑》保存了这则在文学、历史、语言学、甚至中国古代性学研究中都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越人歌》是极有意义的。

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这种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同性恋的欲望。襄成君的生平不详。而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了楚都郢，一举占领了楚国的整个西部，襄王仓皇迁都于陈。当时楚军全线溃败，不再作有组织的抵抗。当襄王向庄辛请教如何收拾残局时，庄辛先给襄王打气：“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成语“亡羊补牢”即来自庄辛这句话。随后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命他守卫在淮北的楚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襄成君刚刚接受了楚王的册封，而庄辛还是大夫，还没有封君，故他对襄成君自称“臣”。古代社会的同性恋模式原则上是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因此庄辛的举动自然冒犯了襄成君的尊严，傲慢高贵的美男子自然不会对庄大夫有什么好脸色。为了说服襄成君，能言善辩的庄辛给他讲了鄂君子皙的故事。

听完楚译的歌词，子皙立即领会了“榜枻越人”的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根据子皙做出的暧昧动作，不难想象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

“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

与中原礼法不同，未受华夏仪教感染的南方民族——越族秉承的是原始质朴的人格观念，华夏族讲究尊卑贵贱，越人崇尚平等友好、无所尊卑；在恋爱问题上，越人的观念更不同于男女大防甚严的中原礼俗，男男间、男女间行歌坐月，桑间濮上自由交往，是极其自然的，自由的“野合”在越人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恋爱模式。

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

在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文化给予楚文化的乳汁之丰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从青铜铸造到建筑形式、乐器样式，在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中，它所吸收的越文化因子之多，其他任何文化都无出其右。从大体上讲，鼎盛期的楚文化，已包含越文化在内，它与早期的楚文化判然有别。如果说早期楚文化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胎记和原始的南方巫风的话，那么鼎盛期的楚文化“既摆脱了充溢于中原的纯粹理性的束缚，又没有被风行于南方的巫术引向粗野、低级的宗教狂热。而是表现了一种奔放、自由、强烈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沉淀了深邃的理性思维。楚文化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浪漫与现实高度结合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楚文化与越文化有什么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图腾崇拜上。上面说了，越文化因为是典型的江河文化，所以崇拜龙、蛇；而楚文化则是以凤鸟崇拜为特征。凤一向是楚人最受尊崇的灵物，它是楚人力量的象征。在楚人心目中，欲求魂魄升天，非凤导引不可。所以在舟船样式上，越人喜筑龙舟，楚人则偏爱把舟船雕刻成凤鸟的样子，鄂君子皙所乘坐的“青翰之舟”就反应了楚人崇凤的观念。

于是对先秦时期的扬越民族的肖像，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描述：文身断发，错臂左衽，便于用舟，善铸铜剑，自由真率，多情善讴。那么也可以借此想象一下榜枻越人的模样了：他应该是乱发纷披，葛布短衫，身姿匀称矫健（常年操桨弄舟，在江河湖海讨生活，身材怎会不佳？），棕色的皮肤上纹着龙蛇的图案，眼睛深邃而大，他敢对着楚国的王孙贵族、自己所居地的封君、同时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子皙当面倾吐爱意，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定是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多情男儿。至于他的身分来历嘛，鄂地是水乡，越人又擅长舟楫，最普通的可能，他就是鄂地的土著越人，被新募来为子皙驾官船，所以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子皙，就爱上了他。还有一种可能，楚吴、楚越间常发生战争，舟战占一定比例，《墨子·鲁问》便有记载。战俘沦为奴隶更是常事，榜枻越人或属水军，被俘后为官船船手，所以他不会楚语。第一种可能。

设想一下下面的画面：

在王子大臣、高官显贵的人群之中，于隆重的“钟鼓”国乐刚刚停歇之时，榜枻越人竟按捺不住心中的恋慕，起而续唱，歌声出人意表，以至满座皆惊、倾耳静听，歌意缠绵深情，动心摇神，深深地打动了簪缨鼎食的王子，成就了一段佳话。

现代学者研究古音对越人歌进行了翻译释读，但这些学者的释读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楚译。拿这些解读后的译文同《说苑·善说篇》中所载的楚语译文相比，不论从思想内容、翻译水平和艺术质量等方面，都相差很远，从译文的忠实可信的角度看，可能也不如楚语翻译。因为《说苑》的写作年代毕竟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近，而且“榜枻越人”是当着鄂君子皙的面“拥揖而歌”；而鄂君子皙也是当场“召越译，乃楚说之”。当地的越语翻译，毕竟要比几千年之后的人们更加了解当时越人的语言、风土人情和民歌传统等等。有的学者以为不受楚译束缚直接求诸民族语言，是客观的态度；殊不知那样一来两脚踩空，一切都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古人之译，虽是按楚人歌谣的格式来翻译，属于意译，但译文除按诗歌的修辞格式作必要的反复外，还是忠实于原歌词义的。不拿古译文当作按字译读时的校准器，这样的译读即便不致茫茫无际，也难免偏离本色。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从译读结果看，这首显而易见的的情歌在诸位语言学家的笔下，成了一首“小人”或“小弟”唱的“谢辞”、“颂歌”，这样的译文与深挚缠绵的楚译很不搭调，而且也不吻合故事的语境。试想子皙怎么会拥抱一个唯唯诺诺、谄媚逢迎的低贱船夫，还把绣被披在他身上，“交欢尽意”？庄辛又怎么会引用一首谄媚颂词来为自己的求爱张目？

在前面对越人歌的释读中，可以看到，郑张尚芳和周流溪的译读与楚译的面目最接近，特别是解读了楚译中比较难懂的两句：一，“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越语记音：鍖州焉乎秦胥胥），周译为“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句的意思应该为：“王子这么喜欢我，使我感到难为情。”二，“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这是楚译中最难懂的一句，英国的白安妮与台湾的卢元骏的翻译分别是：“My heart will never fail，for I have known my lord”和“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两种译文的出入不大，但读者仍然不明白舟子究竟要说些什么。郑张尚芳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句。郑张译此句为“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这一句中的记音汉字“缦”字，泰文有“肮脏、褴褛、不整齐”的含意，是歌手对社会地位的自我鉴定。郑张认为，通过这一句歌词，舟子自述身份低微，与王子无法相比，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已的追求，所以才说“心几顽而不绝”。郑张的分析颇有道理，庄辛后来大发议论，比较襄成君与鄂君、他自已与舟子的地位，这一句歌词正是一条引线。周译为“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与郑张译文接近。参照郑张和周的新译，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虽然我的身份卑贱，却并没有灰心丧气，终于认识了高贵的王子”。所以从某种方向的解释来说，《越人歌》是一首对同性恋的赞歌。

如上所述，庄辛对襄成君的爱慕属于同性恋的性质，而且其行为模式属于比较“另类”的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他不举其他先例而独引鄂君子皙与榜枻越人的故事为自己辩护，说明故事中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关键问题上有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关键问题的对应包含三个方面：一，目的的对应，都是为了求爱；二，身份差异的对应，都是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性别关系的对应。设想如果榜枻越人是女性，那么鄂君子皙的故事就是一个标准版的灰姑娘故事，这显然不符合“质同才予类比”的逻辑原则，何况低贱的女子向高贵的男子表示爱慕，从来都不被看作非礼之举，而是不折不扣的“韵事”，浪漫传奇的通例。由此得知，如果越人是女性，这个例证几乎缺乏说服力，襄成君又怎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庄辛的说教？

旧时一些学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不免先入为主的用异性恋导向解读歌词的含义，如梁启超《中国美文学史稿》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现在之所以可以断定梁启超对这首诗的 “性向”解释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在解读时，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已经无法推断梁任公是忽视了逻辑推理的重要还是明知故错以坚持“性取向的正确”，但耐人寻味的是，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并不像梁任公这样“坚定直白”的解释为异性恋情诗。比如朱熹，他一方面对《越人歌》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称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甚至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把《越人歌》定性为楚辞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又抨击“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如何“鄙亵”却不置一词。

当代学者的处理方式比较婉转，在赞美辞章之美的同时，含糊的说“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张正明），巧妙地规避了越人是男是女这个烫手的问题。又有学者虽然确认了《越人歌》的情诗性质，“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萧兵），但又进一步推理：《越人歌》“如此柔软娇媚”，歌者应为越女。这个理由实在很无力，为什么柔软娇媚就是女性的专利？何况把《越人歌》的情调说成“柔软娇媚”也并不准确，《越人歌》的风格是融合了清婉隽永和质朴刚健的。还有很多学者开宗明义确认越人是男性，但对歌词的意义却忙不迭地纯洁化，以“谢辞”、“颂歌”目之，绝口不提情歌二字，比如正统文学史就常用这样的调子——《越人歌》反映了楚国人民和越族人民的友谊。

其实，古代早有人把《越人歌》视为同性恋的文本。《艺文类聚》卷三十三部十七“宠幸”门录有吴筠《咏少年诗》一首，末四句云：“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捧秀被，来就越人宿。”这是一首歌咏男色的诗，“不道”两句反用了《关雎》的成句，明显表示对异性恋的否定。后两句以肯定的语气用鄂君子皙的故事，诗人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美少年也能像子皙对待越人一样，捧上绣被来与恋慕他的男子同宿。由此可见，越人之为男性，《越人歌》之为同性恋文本，是毫无疑问的事了。

众多学者对这个敏感的男男恋故事，或辗转腾挪的百般规避，或明知故错的“纯洁化”，虽理不可原，但情可以恕，毕竟环境如是，过分苛责也是不厚道的。海外汉学家比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束缚，所以更早的明确了《越人歌》的同性恋情歌性质。198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女士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by Dr. Anne Birrell），《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共十卷，收诗769篇，除了一首诗以外，其它诗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这首例外之作就是收入第九卷的《越人歌》。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情爱诗，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庙堂诗。白安妮博士对《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爱性质的情诗格外关注，比如梁简文帝肖纲的《妾童》，还有就是《越人歌》。在汉译英过程中，白安妮女士明确提出《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恋情诗的判断。

1998年旅美学者康正果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第三章《男色面面观》中，康正果对《越人歌》的同性恋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上面的思路和言语很多就引自康书。

如果说康正果对文本语境的逻辑分析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越人歌》的同性爱性质，那么自80年代一来，海内外诸多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此诗32个越语汉字记音符号的释读，不但破译了“蛮夷鴃舌”的古越语，揭开了笼罩《越人歌》2000多年的神秘面纱，，而且无心插柳地从侧面支撑了这首情诗的同性爱性质。

前面提到，《越人歌》是以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既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生事之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西汉到现在已两千多年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越人歌》的译诗质量、艺术水平以及它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数不清的分析和评价，但对于那个尤为难得的“蛮夷鴂舌”的越语原文，却几乎无人过问，更谈不上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了五十四字，其加工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历史比较音韵学的发展为解读《越人歌》提供了新的可能。

[宋]朱熹《楚辞集注》：《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橙越人拥棹而歌此词。其义鄙亵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馀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

席慕蓉：在黑暗的河流上被你遗落了的一切，终于，只能成为，星空下被多少人静静传诵着的，你的昔日，我的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