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陆机的《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是陆机提出的强调诗歌抒情特征的 主张。汉末到魏晋时期，文学不断发展，特别是建安诗歌的繁荣，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诗歌的抒情性特征更为明显，许多诗人开始强调感情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于是，在《文赋》中，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的主张，第一次将“诗言志”的理论向抒情化推动了一大步。“诗缘情”说对后世颇有影响。从此以后，“诗缘情”与“诗言志”便成为古典诗学体系中最为基本的两大命题，有时互相融合统一，有时则互相矛盾对立，共同推动着古典诗学思想和古典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诗缘情”与《诗大序》中“吟咏情性”之说一脉相承，又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追求诗歌的美好动人的作用。这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这一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仪”束缚的巨大作用，诗因情而产生的提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因此从起源上讲，就应该是“诗缘情”。然而由于社会功利或者追求格律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许多诗歌已经逐渐偏离了诗之精义。例如太多的宫廷应制诗，亲朋应和诗词等（当然其中也多有感情充盈者）。针对此文人不良风气，于是便有人提出了“诗缘情”之说。

“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 ，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