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就是“蜀洛朔党争”。洛阳人程颐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著汲引至政府﹐并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对这个十岁的小皇帝﹐程颐“每以师道自居”﹐除灌输儒家正统思想﹐还要小皇帝不近酒色﹐连司马光等也觉得未免过分。

司马光死后﹐朝臣们藉朝贺大赦的机会﹐去吊唁司马光。程颐认为不可﹐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哪能“贺赦才了”就去吊祭﹗人们不同意这种迂腐之论﹐而苏轼讥笑说﹕此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而不是孔夫子的礼。众人无不哄然。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所谓洛党﹐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仁祖之忠厚”则官吏们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又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藉以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人吕陶﹑上官均亦即所谓蜀党﹐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击﹐上章论列朱光庭借机为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洛党和蜀党积不相能的结果﹐苏轼离开了政府﹐程颐也罢崇政殿说书。两党两败俱伤﹐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控制了政府﹐成为司马光保守派的真正继承者。随后﹐朔党又同吕大防发生矛盾﹐权势之争﹐愈演愈烈﹐而一些投机分子如杨畏之流又交斗其间﹐政治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经受不起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打击﹐完全垮台。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

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了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维护新法的王安石一派被驱除出朝廷，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