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蹲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远程火器，为戚家军装备的火炮。为了便于射击，把炮摆成一个固定的姿势，很像猛虎蹲坐的样子，故得名。虎蹲炮威力不大，是早期的迫击炮款式，是以曲射为主的火炮，适于在山岳、森林和水田等有碍大炮机动性的战斗地域。戚继光军中最常用的火器，这种轻便的火炮炮管薄，射程不远（约500米），但是细长的炮管使其更适用于山地作战，机动灵活，可以大仰角发射和大量装备基层部队，与同时期欧洲迫击炮的款式相比更为先进。

一、明代前期的火器及其发展

提到明朝军事，不能不提火器；提到火器，不能不提虎蹲炮。

火炮崛起于公元十四世纪的明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世纪是使用刀、枪、剑、戟等冷兵器的时代（当代大多数影视作品及小说戏剧，涉及明代的战争场面时，都是这样描述）。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明代是火器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例如明太祖开国时期，军队就装备了大量火器，在扫平群雄、北伐残元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洪武十三年规定，“凡军一百户”，要有铳手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枪手四十名。[1]其中，装备火器的铳手占了编制的百分之十。

到了明成祖执政时期，更组建了世界最早的，专门装备火器的新兵种——神机营。这比欧洲在16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的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2]神机营刚组建，就与游牧在蒙古草原的鞑靼、瓦剌骑兵进行生死博斗，凭着火力优势，再次立下赫赫战功。

明代统治者重视火器，不断在军队中推广各种火器。在明成化年间，使用火器的军人，在军队编制中的比例，从明初的百分之十发展到三分之一左右。[3]而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明军中有的步兵营，使用火器的军人竟占了编制的百分之五十。这类步兵营就驻扎在蓟北长城一带，领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戚继光。[4]

戚继光，生于1528年，山东人氏，出身将门，考中武举，开始了戎马生涯。当时，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的搔扰，戚继光先后支持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区的海防，取得了平定东南沿海倭患的胜利，建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戚家军”。后来，戚继光又移师长城，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等镇，防御经常南下抢掠的蒙古贵族。维护疆土安宁。

明代前期，明军装备的火器主要是国产货，有手铳、碗口炮等，明代中后期，有很多先进的火器从外国传入，并大规模装备明军。例如戚继光的军队中装备的火器主要有无敌大将军炮、佛朗机、鸟铳等。其中，佛朗机这种火器产于欧洲，明人仿制出多种型号，无敌大将军就是其中之一；而鸟铳，则被很多人认为是传自日本。那么，明军装备了这么多源自外国的火器，是否意味着国产火器逐渐被淘汰呢？当然不是，下面介绍一下明军的国产火器——虎蹲炮。

二、多种型号的虎蹲炮

虎蹲炮创制于明朝嘉靖年间，明中叶中国东南山区倭患猖獗，在与倭寇的斗争中，由于水田里沟渠纵横，地形复杂，兵器家们根据实际需要创制了虎蹲炮。

虎蹲炮是为了弥补一些外国火器的缺点而创造的炮，可算为国产火器争了光。最初，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与倭寇作战时，发现鸟铳与佛朗机在使用时并不如意，“鸟铳虽准而力小，难御大队，难守险阻，难张威武”，“佛朗机更重，更难于杠行”，[5]由此计划要创造一种比鸟铳力大，能防御大队敌人的火器，这就是著名的“虎蹲炮”。这种炮“比鸟铳，一可当百”；[6]比佛朗机更轻，更便于携带，野战时机动性强，防御则可控扼险隘。

这个时期的明政府开始对明初流传下来的旧炮进行改造，以适应作战需要。《大明会典·火器篇》记载明人陆续将一批手统及碗口铳改装成新式的“中样佛朗机”就是一个好例子。[7]

戚继光也主张“器械旧有可有者，更新之；不堪者，改造之；原未有者，创造之。”[8]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堪者，改造之”这句话，被戚继光认定为“不堪用”而需要“改造”的旧炮有碗口炮、毒虎大炮、而即将要“改造”出的新炮就是“虎蹲炮”了。《练兵实纪》称：

“‘碗口炮’腹小口大，项短药少，子重，发出无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须腹长三尺以上，而铅子合口送至腹底发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备一位，以防要路大势冲突之寇，今取名虎蹲炮即是。”清楚地指出了“不堪用”的碗口炮被改制成了虎蹲炮。[9]

此外，《练兵实纪》又称：“又如旧日‘毒虎大炮’，粗恶不堪打放,须置于军马营垒数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为‘虎蹲’，即于行内可发。”[10]所谓的“加以新法”，就是给炮加上“爪钉”，“前后箍”等物，使火炮更加堪用。

除此之外，一些由明初流传下来的‘三将军’‘樱子炮’很可能与‘毒虎大炮’一样，被加以改造了。[11]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虎蹲炮都是由旧炮改造的？当然不是，直接用熟铁新造的也不少。因为改造及新建，使各种虎蹲炮来源不一，所以这些炮的重量、大小并不一致，戚继光的兵书就记载了两种虎蹲炮：

一种是“长二尺，腹内粗二寸余”[12]，《武备志》称这种炮重三十六斤；[13]

另一种则是“三尺以上”的，但重量不详[14]。

而有幸保存的一门虎蹲炮实物，重达“四十九斤六两”。[15]上述三种虎蹲炮的各种不同的数据，也证明虎蹲炮确实远非一种型号。

就以身长二尺、重量达到三十六斤的虎蹲炮为例，此炮由熟铁制成，每次用火药七八两，可发射五钱重的铅弹一百枚，为了防止“子小而口大”，“散出无力”的蹩端，再用重三十两的大铅子或大石“慢慢筑入”炮口（如用大铅子，小弹丸可酌情减少），[16]这样就射程也大大增加了。

三、虎蹲炮算不算大炮

戚继光时期的虎蹲炮可能只算轻型火炮。但是明代的人却不这样认为的。那时很多人认为虎蹲炮是大炮。戚继光在论及火器时说：“快枪复有大炮，似可当虏聚冲。但大炮须防跃退，须去营二三十步。”[17]这里的“大炮”，实际是指“三将军”“缨子炮”“毒虎炮”等炮，《练兵实纪》也称：“国初分在边方，有所谓‘三将军’‘缨子炮’者；近时有所谓‘毒虎炮’者，固亦利器，但体轻易跃，每放在二三十步外。”“炮大不可多得，数炮不能退虏，而群炮在后，不得齐放，适败我事。”[18]

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在不同的场合中称“三将军”、“缨子炮”、“毒虎炮”等炮为“大炮”、“炮大不可多得”，那么，在一些旧炮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虎蹲炮，当然也算大炮了。

明末著名的火器理论家焦勖，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口授的欧洲先进火器技术，编成《火攻挈要》一书，书中说到中国本土火器铸造时，称“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19]将虎蹲与神威以及发熕相提并论，誉为“大器”。[20]

明朝的邻国朝鲜，其人民在平壤之战中，看见援朝抗倭的明军，配备了各种威力惊人的火器，不久便在自己的军队中大力推广火器。朝鲜官方史籍《宣宗实录》称“为当炮手，又须兼习各样大炮。”还特别提到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称：“此效篇内，亦似以佛朗、虎蹲、神飞等炮试放，以效其高下，岂专习鸟铳而已哉，火器翻释，各给各哨，使之预讲试放之法，来春为止，以前各样大炮轮回试才。”可见，朝鲜人也把虎蹲炮与佛朗、神飞等炮并列为“大炮”的。[21]

归根结底，古人对什么样的火器才算是大炮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明史》论及火器时也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22]

⑴ 野战

南方平倭作战，明军每五百官兵中“驮扛”着三门虎蹲炮。“倭寇之来，每二三五百结为一簇，再不顾四面，只冲一路。任有若干兵列若干长，必不能御，但冲处径能溃围，临时得此一炮，大妙！”[23]

北方对抗蒙古贵族，虎蹲炮亦不容忽视。戚继光非常倚重虎蹲炮，他北上时组建了新的骑兵营，每一骑兵营有官兵2700人，一般装备虎蹲炮六十门，每门虎蹲炮需要三名炮手。专家认为“以骡马驮载虎蹲炮的骑兵营，是中国骑兵史上最早的骑炮兵，它比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1630年编制的骑炮兵，要早50—70年。[24]戚继光的战术是这样的：当蒙古骑兵逼近时，先由明军下马发射鸟铳、快枪、火箭等火器，再放虎蹲炮；双方近战时，明军则要手持钯、刀、棍等兵器摆出“鸳鸯阵”迎敌。当蒙古骑兵撤退时，明军骑兵上马追击，追上之后，铳手们迅速“下马举炮”，轰击一番，而其他的骑兵“就于马上射箭，刀砍枪戳，全胜乃止。”[25]装备了虎蹲炮的骑兵，还可以配合步兵及战车营作战。

⑵攻坚

明军用火器攻坚的历史悠久，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未称帝时，派军队包围军阀张士诚的老巢平江（今苏州），“城四面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与城中浮屠对，筑台三层，下瞰城中，名日敌楼。每层施弓弩大铳于上。又设襄阳炮以击之，城中震恐。”[26]围城的火器有“大小将军筒”等，“四面铳炮之声昼夜不绝”[27]朱元璋军队使用着各类强大的火器，压制着张士诚，其中应该包括碗口炮。一直到明末，明军仍然存在用碗口炮这种老式火器攻坚的例子，如在明军抗倭援朝时，就用“大碗口”攻坚。[28]

由碗口炮等炮改造而成的虎蹲炮，性能更加优越，用来攻坚，也就顺理成章了。亲眼目睹明军攻克平壤的朝鲜大臣李元翼与李德馨，在与朝鲜国王李昖谈话时，谈到了参加攻城的虎蹲炮。《宣祖实录》记载：

“上（指朝鲜国王李昖）曰：‘虎蹲炮何如？其制放铁丸耶？如将军石耶？’ 德馨曰： ‘如虎之蹲踞，而放铁丸矣。’

上曰：‘城中放炮，随处起火云，然耶？’元翼曰：‘以石丸为之，或以铁为之，火药之上，以泥土充之，插火则石出而飞散，火随以炽烈。’”

从李元翼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虎蹲炮可以发射“石丸”或“铁”，发射前在“火药之上，以泥土充之”，这与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记载的虎蹲炮发射方式一致。[29]

李元翼提到明军各类火炮攻城时又说：“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言状。”上日：“城石亦可触破耶？”李元翼日：“触之无不裂破，犯之无不焦烂”。[30]

那么，明军在其后的攻坚作战中，为什么不能再现平壤之战的辉煌呢？那是日军吸取了教训，很多时候故意将据点筑在地势有利的山石之上，限制了明军火器的发挥。例如万历二十五年的蔚山之战，明军进攻时发射火炮，“炮声震天，火箭数百技齐发，风迅火烈，乱烧贼幕，一日连拔三窟”，并且用大炮击退的来援的日本水军。[31]可惜在攻打岛山时却遭受挫折，最后被迫撤退。目睹明军围攻岛山的李元翼，向朝鲜国王汇报时称：“倭贼内城坚守，虽欲用器械而无之矣。”上日：“内城未可以大炮撞破云？”元翼日：“城在山上，地势高峻，大炮高放则越过于城者，其高二十余丈，虽屡放万无得中之理矣。霹雳炮、虎蹲炮亦无数放之，皆不中矣。”[32]

这个战例再次有力地证明，明军经常动用虎蹲炮来攻坚。

⑶防御

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被明朝委任为经略使援朝的宋应昌在一篇疏文中论及海防时，明确指出：“大将军、神炮、虎蹲炮、灭虏炮、百子铳等器，则临急所用也。”他还说：“乃若虎蹲、灭虏、大将军等炮，非遇急则不敢轻用，何也？以其力气重大，虽能碎彼船，恐于我船亦不免有伤。”[33]

宋应昌在此之前，做过山东巡抚，在加强海防方面，颇有经验，他选用虎蹲，是有道理的。

无独有偶，在万历二十五年奉命经理援朝军务的杨镐，也非常看重虎蹲炮，他在与朝鲜国王李昖讨论京畿地区的江防时，下令明兵试放了虎蹲炮，接着双方进行了一番谈话：

“......天兵（指明兵）试放虎蹲于江边，吹角一声，各放一炮，声震天地。经理（指杨镐）日：‘此何如？’上（指朝鲜国王李昖）日：‘至于今日，得见天威之雄壮，彼贼不足平，深幸。’经理日：‘多设这样炮子在此边，此贼何敢得渡乎？’”[34]

由此看出，虎蹲炮亦可用于江防。

明军抗倭援朝获得胜利，虎蹲炮在捍卫国防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万历四十六年，初步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师征明，攻城掠地。明辽东将领毛文龙在海上以皮岛等地为据点牵制后金南下，继万历帝之后即位的天启帝亲自下令增援大量军事物资给皮岛，其中就包括虎蹲炮六十门。[35]

五.为什么说虎蹲炮是明代国产火器的缩影

明代最有名的火器有鸟铳、红夷大炮等，但它们归根结底都是明代中后期才引进的舶来品、外国货。真正见证明朝由盛到衰的只能是历史悠久的国产火器，而国产火器的佼佼者是虎蹲炮，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国产火器的缩影。

虎蹲炮与三将军、樱子炮、碗口等炮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在这些旧炮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而这些旧炮早在明初就活跃在战场上，伴随着朱元璋打下江山，功勋卓著。明朝建立之后，这些旧炮又在历次攘外安内的战争中，为帝国的巩固与发展保驾护航。到了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倭患越演越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一代名将戚继光将一些“不堪用”的旧炮“改造”，并建成了虎蹲炮。[36]

然而搔扰沿海的倭寇毕竟是散兵游勇，不能算正规军，虎蹲炮真正经受大规模战争考验是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当时明军所面对的对手，是身经百战的日本军队主力。

虎蹲炮在战争中表现最出色的一战，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平壤之战，发起进攻的各路明军，用佛朗机、灭虏、虎蹲等火炮，在火箭的配合之下，轰击平壤，“诸炮一时齐发，则声如天动，俄而火光烛天，诸倭持红白旗出来者尽僵仆。”[37]火势随着西风在城内漫延，很多日军在炮火的焚烧之下成了灰烬，不得不狼狈逃窜。

虎蹲炮不单止在平倭战争表现出色，在明朝与蒙古诸部的对峙中，一样发挥作用，戚继光在蓟镇时，积极训练车步骑营，修建边墙敌台，配备了包括虎蹲炮在内的大量火器，威镇敌胆，使蒙古贵族不敢轻举妄动。

明末辽东战局，也可以看到虎蹲炮的身影，早在努儿哈赤还在为统一女真讨部而东征西讨时，就引起了明朝的顾虑，有明臣提议主动出击，用“虎蹲、大将军”等炮来对付努儿哈赤，以防患于未然。[38]

努尔哈赤后来先下手为强，进攻明朝，使辽东尸横遍野。在近三十年的战争中，明军不可避免地使用了虎蹲炮，据统计，自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元年的三年时间里，仅发往广宁的火器中，就有虎蹲炮六百门。[39]笔者手头上有一本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的《清太祖实录（满汉文版）》，其中在尚间崖之战及奉集堡之战的插图中，清代画家均画出参战的明军配备了虎蹲炮。[40]

明军在辽东屡战屡败，最终采取了防御战略，构筑宁锦防线，主要依靠从西洋引进的、笨重的锐利火器——红夷大炮来守城，而灵活机动的虎蹲炮则相形见绌。随着内外交困的明朝的灭亡，虎蹲炮也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1]《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丁未条

[2]《中国火器史》，第103页

[3]《明宪宗实录》成代二年正月癸亥条

[4]《练兵实纪.杂集卷六.车步营解》

[5]《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三《虎蹲炮》

[6]《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三《虎蹲炮》

[7]戚继光也将一些旧炮改制成佛朗机，例如“大将军发贡等器”就被改制成佛朗机样式，并改名为“无敌大将军炮”。详见《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制解》

[8]戚继光《蓟镇分守》，《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三十九

[9]《练兵实纪 .杂集.卷二 .储练通论（下）》

[10]《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授》

[11]《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制解》、《练兵实纪 .杂集.卷二 .储练通论（下）》

[12]《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制解》

[13]《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三《虎蹲炮》

[14]《练兵实纪 .杂集.卷二 .储练通论（下）》

[15]该炮刻有‘崇祯四年十月日铸成匠赵土英虎蹲炮第二十位重四十九斤六两’的字样，《中国火器史》第160页

[16]《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三《虎蹲炮》

[17]《戚少保集》卷五《上军政事宜》

[18]《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制解》

[19]焦勖《火攻挈要》卷上《火器总论》

[20]《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二中的一种“铜发熕”重五百斤；而灭虏炮长二尺，口径二寸三分，重九十五斤（详见《登坛必究》卷二十九《火器》），王兆春在《中国火器史》中将其列入“大型火炮”中的（详见《中国火器史》162页）

[21]《（朝鲜）宣宗实录》卷八十三，页九

[22]《明史.兵志.火器编》

[23]《武备志》卷一百二十三《虎蹲炮》

[24]《中国火器史》，第183页

[25]《练兵实纪 .练营阵.第五.第一操马兵》

[26]吴宽《平吴录》

[27]俞本《明兴野记》

[28]《（朝鲜）宣祖实录》卷九十六，页二

[29]《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制解》

[30]《（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十五，页四十

[31]《中兴志》下册，页五十一

[32]《（朝鲜）宣祖实录》卷一零一，页二五

[33]《经略复国要编》之《（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议提水战陆战疏》

[34]《（朝鲜）宣祖实录》卷九十二，页十二

[35]《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一，天启七年二月

[36]戚继光《蓟镇分守》，《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三十九

[37]《（朝鲜）宣祖实录》卷四十九，页十八

[38]《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

[39]《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天启二年三月

[40]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大清满洲太祖实录》第233、299页